论国家及其财产豁免中的限制豁免主义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是国际法上的一项习惯法规则,关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限度历来有绝对豁免主义和限制豁免主义之争。二战后限制豁免主义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接受,但其中的行为区分标准仍存在着问题。《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通过对限制豁免主义有了新的发展,在此种国际环境下,中国也应当调整自己在国家豁免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限制豁免的原因及其对策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通过，对于中国处理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已步八由坚持绝对豁免主义转向采纳限制豁免主义的国际趋势。这既是适应我国国情的需要，也是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处理领土管辖权和外国豁免权之间的关系，保障人权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为了使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问题得到更有效的解决，我国应继续在制定法律和适用法律方面不断努力。     

论《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所产生的意义

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是一项普遍接受的习惯国际法原则。随着时代的发展,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出现了不同的理论主张,国际实践基本上是绝对豁免和限制豁免两种原则并存,并且主张限制豁免主义的呼声越来越高,《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它的通过和开放签署对国际法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拟从国内法治方面探讨一下《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所产生的意义。     

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国内法调整到国际公约的转变——兼论莫里斯和仰融两案

随着绝对国家豁免理论逐渐受到置疑和挑战,有限豁免原则逐步取代绝对豁免理论。进入21世纪,全球性的多边国际公约《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公约》于2004年12月2日获得联合国大会的通过,我国已在《公约》上签字。该公约标志着国家及其管辖豁免方面开始确立起普遍性的统一的国际公约的规则,国家豁免理论经历了一个从传统的绝对豁免主义到限制豁免主义的转变过程,必将对国际法制及国内法制、对国家参与经济活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国家及其省政府在美国作为被告的案件时有发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莫里斯案和仰融案。因此,研究这一领域的新动态,寻求相应的法律对策和应对措施,无疑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规则的新发展——兼论我国的立法与实践

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是国际法领域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其理论基础源于国家主权原则以及由该原则引申出的国家平等与独立。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适用范围,长期以来存在“绝对豁免论”和“限制豁免论”之争。目前,“限制豁免论”正在逐步取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也采纳了“限制豁免论”,而且还在商业交易等问题上对国家管辖豁免规则作出了某些新规定。我国虽然一贯主张国家及其财产管辖的绝对豁免,但目前的态度有了新变化,开始接受“限制豁免论”。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评析

第59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肯定了国家豁免是一项国际法原则,对限制豁免进行了认定。当今的国际社会,限制豁免更易被接受。限制豁免是国际法规范的发展趋势。我国应制定《国家豁免法》,明确规定限制豁免的做法。     

日本主权豁免法制的最新发展与启示

作为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缔约国,日本通过国内立法完成了对公约的转化。出于限制豁免主义立场的考虑,日本在商业交易的判断标准、给予外国国家豁免的具体情形以及外国国家参加法院诉讼的法律效果等问题上对公约进行了较大修改;出于与国内法衔接的考虑,对国家与国家企业的关系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而在劳动者损害赔偿诉讼的管辖权等方面,虽然条文表述有异,但却符合公约的精神。日本国内立法的整体方向是扩大日本的司法管辖权,这一点既需要引起我们的警觉,也值得我们借鉴。     

由仰融案引发的关于绝对豁免与限制豁免的思考

国家豁免作为一项普遍的国际法原则,一直以来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但有关绝对豁免与限制豁免两种理论的争论也由来已久。伴随着国际经贸与国际关系的发展,限制豁免理论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2004年12月《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通过,标志着在国家豁免方面从习惯国际法向成文国际法的转变,其对限制豁免原则的确立意味着限制豁免成为国际社会国家豁免理论的发展趋势。面对绝对豁免与限制豁免两种原则冲突与并存的现象,我国一贯坚持的绝对豁免态度开始有所转变,逐渐接受限制豁免原则。     

试析《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对国家财产的执行豁免规定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已经于2004年12月2日正式通过,我国也已经于2005年9月14日正式签署。《公约》对国家财产的豁免规定是《公约》的核心,而国家财产执行豁免的问题更是关键,因此仔细解读《公约》中对于国家财产执行豁免的规定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国家豁免理论及其近期发展

国家豁免是一项古老的国际法原则,其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限制豁免理论主要有四种理论基础,《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出台明确将限制豁免论确立下来.近年来我国学界在此问题的研究上有一些新的发展.我国关于国家豁免的相关立法在《公约》制定后也应当有所转变,方能进一步适应国际趋势.     

评FG Hemisphere Associates LLC诉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其他人案

备受关注的FG Hemisphere Associates LLC诉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其他人案在经历了一系列审判后,由香港终审法院做出终局裁决。香港终审法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释法,判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与中央政府的国家豁免规则保持一致,因而香港法院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无司法管辖权。本案将＂一国两制＂制度下国家豁免规则的适用问题以及中国的国家豁免立法问题提上了议程,并为国家豁免立法及其区际适用问题提供了一定的解决路径和实践经验。显然,目前中国坚持绝对豁免立场,且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然而,考虑到中国已经签署《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且采取限制豁免并不必然对中国不利,因此中国可以考虑适时转变态度。     

国家豁免与诉诸法院之权利——以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为中心

诉诸法院之权利系由欧洲人权法院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发展而来。该权利可以予以限制，只要限制的目的合法且符合比例原则，并且经综合评估后没有侵犯诉诸法院之权利的核心。就国家豁免对诉诸法院之权利的限制而言，授予外国国家以豁免符合国际法，即目的合法。就比例原则而言，《联合国国家豁免公约》中的限制豁免规则正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涉及雇用合同、人身伤害等事项时，应保护申诉人诉诸法院之权利，限制国家援引国家豁免。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深刻地影响了各缔约国的国内法和相关实践，同时也受到缔约国实践的影响。在强行法与国家豁免的关系上，欧洲人权法院倾向于认为外国国家在缔约国法院享有国家豁免并不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与国际法律秩序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明确了国家豁免是一项国际习惯法原则,因而也肯定了国家在“国内法律体系”中扮演着首要角色的传统地位。在有关合同、商业交易等方面,公约也把国家置于与自然人和法人同等的法律地位。公约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商业交易的定义方面给予法院地国太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二是在国家豁免例外方面缺乏总体的管辖原则。公约一方面为国家豁免划定了明确的界限,这将有效遏制任意限制国家豁免范围的倾向;另一方面公约对被告国援引豁免有一定条件限制,从而可以有效地维护自然人和法人的利益。     

限制豁免主义之下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方法构建——与绝对豁免主义的比较下的探究

国际法上在国家地位定性上主要集中于19世纪前绝对豁免以及19世纪后限制豁免的角逐。随着莫里斯案、仰融案一些列案件的出现,绝对豁免的立场无疑受到了冲击。限制豁免主义,随着《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公约》对国家豁免作出的限制性规定,也日渐为各国所接受。然而,在实践操作当中,却因为难以判明是否属于商业行为以及与受诉讼法院地国家是否有实际上联系,而使限制豁免主义在适用上困难重重。本文从国家行为的定性上,以及被辨明为国家行为后,采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来解决法律适用问题来分析。     

国家豁免主体的特殊问题研究——解读2004年《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中国有企业法律地位问题

我国于2005年9月签署了2004年《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给我国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又给我国带来了挑战,尤其是给我国国有企业带来了严峻挑战。国有企业问题一直是国家管辖豁免中的特殊问题,而我国又是国有经济比重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研究2004年《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中的国有企业问题,对于更好的保护我国主权和利益,就显得十分有意义。     

论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执行中的国家豁免

主权国家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执行中享有多大程度豁免,是主权国家参与仲裁实践带来的新问题。涉主权国家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执行,要同时适用《纽约公约》和法院地的国家豁免规则。理论上,由于管辖豁免与执行豁免的分立,国家享有豁免的程度仍存有分歧。实践中,由于执行地法院只适用本国的国家豁免规则,同一仲裁裁决在不同国家法院的命运不尽相同。总体上,因限制豁免论的广泛采纳和支持仲裁政策的影响,涉主权国家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有被执行的趋势。坚持绝对豁免论、分散而简单的立法、缺少规则积累的实践是目前我国在国家豁免领域的主要特点。理论上采纳限制豁免论、在不超出国际条约义务下尽快立法、实践注意规则的积累乃解决之道。     

对强行法规则的违反不能排除国家主权豁免——以“德国诉意大利”案为例

基于"国家平等原则"的国家主权豁免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而强行法规则是国际法的上位法规则,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别。因此,即使诉讼中所涉及的国家行为违反了强行法规则,也应认为基于国际习惯法规则的国家主权豁免原则是不受影响的。     

国际刑事法院对国际法中属人豁免规则的发展

针对官员的刑事司法豁免权，虽然绝对豁免的地位依然巩固，但随着国际刑法的发展，限制性原则日益增长。针对官员的国际犯罪行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27条不仅排除了属事豁免的适用，还排除了属人豁免的适用。国际习惯法表明，国家元首等高级官员在国内法庭中享有属人豁免的规则没有发生变化，在国际犯罪中也不例外。但是在国际法中，国际法庭的属人豁免规则是不明确的。作为条约法，《罗马规约》对属人豁免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国际习惯法规则，对国际刑法做出了发展。     

对《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侵权例外条款的分析

2004年由联合国大会通过并于2005年公开签署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首次以国际公约的形式对限制豁免论进行了确立。我国签署了该公约,并已开始了有关国家豁免的立法进程。2005年10月25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外国中央银行财产司法强制措施豁免法》。本文将选取公约第12条侵权例外条款分析条款内涵及各国国内法院的实践,对我国立法和实践提供一些借鉴。     

对国家豁免的规范审视与理论反思

作为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国家豁免具有其历史渊源和发展过程,在现代国际社会存在着豁免范围的争论.随着<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通过,具体操作方面的争论会逐渐减少.然而,从理论上,国家豁免这种制度本身是值得诘问的,随着国际法治的健全,随着对国家地位和主权原则认识的逐渐清晰,国家豁免制度可能会慢慢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