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变革与重构——以主观公法权利理论引入为视角

当前以行政行为理论为核心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逐渐暴露出不足，需要进行变革重构加以完善，主观公法权利理论的引入或许可为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变革重构提供新思路、新方向。具体可以考虑以法律关系理论为基础，构建“客观行政行为理论”和“主观公法权利理论”统一的“双核”行政法学理论体系。我国学界对行政行为理论研究已较为成熟，构建“双核”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重点在于引入主观公法权利理论，强化主观公法权利理论的地位和作用，促进客观行为理论与主观权利理论二者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主客观统一的“双核”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为我国制定行政法典夯实理论基础。     

德国公法权利理论的梳理与分析

权利总是主体间法律关系的反映,其实质内容是一方主体所享有的特定利益。自步入法治国时代后,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为法律所规制,形成了区别于平等主体之间私法关系的公法关系。公民在这种特殊的法律关系中享有的个人利益被分为两类:能得到法律救济的公法权利与不受法律保护的反射利益;公法权利理论就是研究这两种不同利益的学说。公法权利理论起源于德国,脱胎于德国的国家法学,经多位德国公法学大家的阐释发展后自成一系,成为对抗公权力、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以及指导构建行政诉讼制度的重要理论。     

作为公民参与的“旁听权”及其公法保障——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为例

本文拟从公法学的视角检讨公民旁听人大常委会会议这一法律实践，论证如下命题：公民旁听人大常委会的会议是公民参与国家权力行使过程的一项权利．限制或者否定公民旁听权是实质意义的行政行为．应当为公民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济。     

论行政诉讼中原告的合法权益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权力的侵犯时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当包括原告的合法权利与合法利益。原告的合法权益之中的“法”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法律的明文规定，对于行政法中的基本原则、精神也应当是属于法的范围之内；“合法”的范围应当是法律没有明文禁止就应当视作是“合法”。原告的合法权利是在宪法规制之下的权利，并且这一权利应当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权利。原告的合法利益是其受到行政权力直接侵害的私人利益或者公共利益。行政诉讼中原告的合法权益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社会的法治环境尤其是法官对法律的认识。     

试论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权力”与“权利”是公法研究中最为常见的一对基本范畴,也是近些年来被我国法学界所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权力与权利关系强弱势态的发展变化,然后通过分析,得出在现代法治社会,权力与权利存在对立统一关系的结论。     

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变迁谈我国对公务员救济制度的完善

一、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分析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产生于 19世纪的德国 ,目的在于维护绝对主义的君主及高级官吏阶层的特权、以及官僚主义的行政优越性 ,其后 ,在日本和我国的台湾极为盛行。我国大陆的行政法律制度虽未明确适用“特别权力关系”这一概念 ,但在法律制度及行政实践上是实际应用这一理论的。所谓特别行政权力关系 ,是指根据特别的法律原因 ,以公法上的特别目的为界限 ,一方能够支配他方 ,他方也应服从这种支配。特别权力关系适用于四类情况 :公法上的勤务关系 ;营造物的利用关系 ;公共社团的关系 ;特别监督关系等。本文仅讨论其中的…     

试论中国公法崛起的法理学意义

“中国公法的崛起”必然引起法理学的范畴逻辑体系以及整个理论体系的拓展和深化与更新———即应否将 (衍生于“权利”这一法理学基石范畴的 )“权力”也作为法理学的基本范畴纳入法理学的范畴逻辑体系 ,并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以予以有效的法律规制 ,从而建构起以权利———义务关系以及权利———权力关系为基本构架的法理学范畴逻辑体系 ,并拓展为既适用于私法又适用于公法的法理学理论体系。     

作为方法的权利和权利的方法

正编者按:权利可视为划定行为界限、构建伦理法律制度、解释历史发展的一种方法,而权利的概念化、体系化、制度化以及社会后果,又依赖逻辑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学等不同知识体系的方法予以阐释或论证、描述或分析。20世纪90年代,继权利本位、人权理想、法治国家的讨论后,学者们宣布中国"开始迈入权利时代"。权利时代,既要实现在横向关系上的权利界定及其救济,更要完成权利方法对权力机制的塑造,让权力实践除受制于自身逻辑外还受制于权利关系,即要将权利作为达成整个社会秩序的核心方法。这当然离不开权利形成、配置、实践、反馈的具体方法的繁荣。为此,本刊第三届青年公法论坛(2013年10月12—13日)以"作为方法的权利和权利的方法 "为题。     

行政法上请求权的理论构造

公法请求权根源于并服务于基础性公法权利,但具备独立实体权利的要素,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确保或回复基础性公法权利不受干扰状态的干扰防御请求权和作为受益权核心内容的给付请求权是公法请求权的两种典型形态。公法请求权的确认和保护,对基础性公法权利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实现对公法请求权的全面保护,方可实现对基础性公法权利的全面保护。我国应当通过立法和司法的革新措施促进公法请求权的行政法制保护,以提升公法权利的行政法保障水平：一方面,行政立法应当树立对公法请求权予以直接立法确认的理念;另一方面应通过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促进公法请求权的司法保护。     

法律关系的内容重估和概念重整

现有法律关系学说产生在广义权利与狭义权利不分、权利与权力区别和联系不明的认识论背景下,它的一个不可弥补的缺陷是用权利义务来概括法律关系的内容,而权利义务概念却涵盖不住法律关系中的权力因素,从而使得现有法律关系学说只能解释私法关系,不能合乎逻辑地解释公法关系。本文认为,法律关系内容分别体现在权利－权力、权利一权利和权力一权力三重关系中,这三重关系又外化为权利义务和权力义务两种形式。对于法理学而言,法律关系的法律内容是权利、权力,社会经济内容是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利益,以及与其相对应的财产,对于部门法学而言法律关系的内容须做具体分析。本文主张,在抽象的一般的意义上将法律关系内容表述为“法定之权” （简称“法权”）,并相应地将法律关系主体表述为法权主体,法律关系客体表述为法权客体,将法律事实表述为引起法权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情况;各部门法学中法律关系有关要素的表述方式,应根据不同部门法的特点分别确定。将上述内容综合在一起,可以形成一个有利于从总体上改善和扩充现有法律关系学说学理功能的法律关系新概念。     

民事权益受损者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考辨

民事权益受损者本应通过民事诉讼获得救济,一旦其请求行政机关介入查处违法行为或解决民事纠纷时往往会引发行政诉讼原告资格问题.本文采实质诉权说认为,民事权益受损者起诉权的认定应以公法请求权为基础,故需以保护规范理论为工具探寻公法规范中是否包含保护私人利益的指向,而非简单以侵权行为影响论或行政行为影响论判断受害者的行政诉讼原...     

论行政法关系的设定权

行政法关系的设定权与立法机关表达国家意志的权力是同一范畴的东西。行政法关系的设定权是能够由设定主体直接确定相关权利与义务的权力。这种权力与行政主体的一般行政管理权存在较大差别,其在我国行政法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行政法关系设定权有相应的制度构设,用法律手段对这一权力加以调整。在设定权的法律调控价值上,应选择限权式价值;在设定权的法律形式上,最好能够通过一部法典将行政法关系的设定权予以规定;在设定权的主体权限上,必须以实体权限的规定为核心,形式要件以实体要件为转移;在设定权的程序规则上,必须有程序上的保障机制。     

公法上不当得利研究

公法上不当得利是指在公法范围内,欠缺法律上的原因而发生的财产变动,致一方受有利益,他方受有损害,受损的一方有请求返还所受利益的权利,其判别标准为:公法关系、财产变动与欠缺法律上原因。在我国,宪法上的财产权、行政法上的依法行政原理与财产法上的衡平原理均为公法上不当得利存在的法学基础。公法上不当得利按不同标准可分为多类,但按请求权分类已成为习惯,可将其分为相对人向国家或其他行政主体请求、国家或其他行政主体向相对人请求与机关间相互请求等,这些在我国现存的公法规范中均有所体现。     

物权的行政法保护与规制

基于物权的自由属性,现代国家无不对物权提供全面的保护。而物权的社会化,突破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公法与私法的二元分析框架,其突出表现是行政权大量入侵物权领域,具体包括保护与规制两个层面。因此,物权立法应当立足于私产保护,以社会为本位,把物权置于全部社会关系之中,在规定物权的私法规则的同时,确立物权与行政权的基本关系准则:限制行政征收征用;对合法财产不得处以没收处罚;物权在行政法上的义务应随物权消灭而终止;同时,灵活规定物权登记不作为的物权效果,物权的发展和保护应当向行政法开放,以限制不合理的行政规制,并激活行政法的物权保护功能。     

质询《治安管理处罚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适应了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更具现实性、规范化、人性化和理性化,有助于规范警察权,保障公民权。但部分法律条文规定的模糊、断层乃至缺位势必引起执法实践中法律规避的出现,公民权难以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     

矿产资源立法的私权化进路分析

整体看来，我国的矿产资源法体系是一个包括行政法、民法和刑法规范的复合体，透射出的主要是公法色彩，无法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要求。为此，矿产资源立法中的私权化和矿权的市场化进路不失为求解之道。如果能走得更远，则制定系统的《矿权法》亦未尝不可。     

自己决定权的确立与保护——从武汉数千男生被集体采血验DNA事件切入

受美国隐私权理论与司法实践的启发,日本学界及判例发展出自己决定权这一理论.结合我国实际,自己决定权作为基本人权,应在宪法上得以确立.自己决定权作为重要的人格权,在制定我国民法典的人格权法时亦应得以确立.自己决定权具有相对性,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在符合法律保留原则及法定程序下,公权力得制约自己决定权.对公权力侵害自己决定权的救济方式包括宪法上的违宪审查、请求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民法上的人格权请求权及侵权请求权.     

俄联邦行政法基本理论中的几个问题

伴随着俄罗斯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俄罗斯的法律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行政法律制度的变革最为显著,这在俄罗斯的行政法学界也存在相应的反馈。俄罗斯的行政法学者开始注重对行政法学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展开研究,以执行权为中心重新界定行政法的概念:将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强调其与其他部门法带有共性的调整手段;行政法的作用主要在于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伴随着行政法学研究的深入和行政立法的急剧发展,应当尝试重新构建俄罗斯行政法学的体系结构,以顺应世界各国行政法学发展的总体趋势。     

物权法中的若干行政法问题

Many elements of administrative law are related to real right law. The regulations on public interests concern the base of interference of public powers. The content of administrative private law is associated with the phenomenon of “Flucht in das Privatrecht”. The control of the property by the based self-ruling community is connected with indirect state administration. The rights of the property by citizens are subjective public rights. Special sacrifice and die junktimklausel are preconditions of compensation for expropriation. The register of real estate shows the interference of public right. The real right law makes rules for administrative public domain is a special example. Liang Fengyun is a juris doctor, who is a judge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China. Her individual monographs include Selected Applic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Judgment and Studies on Public Domain and her co-authored works are Principles of Normal Administrative Law, Seek for Good Circul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System, Better 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System of China. Moreover, her over 40 essays also appeared in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