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补行政指导对法治行政的偏离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行政管理方式,对社会生活起着积极的引导和调节功能。但目前我国尚未形成比较成型的规范的具体行政指导制度,因而在实践中常会出现有悖于法治行政基本原则的行政指导行为。本文在对行政指导偏离法治行政行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纠补行政指导对法治行政偏离的措施。     

谈行政指导的性质及其救济

随着社会民主法治的发展,行政指导已逐渐成为政府积极管理和引导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行政指导体现了现代法治行政和服务行政的特色,体现了行政关系的平等化和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及限度,必然将在我国行政管理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行政指导绝不是离开法治的任意指导,现阶段特别需要加强行政指导的基础理论研究,从而促进行政指导走上法治化的发展轨道。     

论我国的行政法治与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我国正朝着行政法治的方向发展。但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诸如行政立法缺位与过滥并存、行政执法主体交叉分散、行政监督与救济制度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为此,应加强行政法治建设,行政法治是一国法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和谐社会是行政法治的社会,和谐社会需要通过法治来实现并保障其运行和发展。行政法治理论契合了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因此应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从平衡权利和权力的关系、完善法治社会的法制基础以及司法审查制度等方面来推动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以实现行政法治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论法治行政下特别权力关系的扬弃

随着我国法治的发展,法治行政就更显其紧迫性。法治行政意味着法律对行政具有绝对的支配力和最高影响。它说明行政权力应当来自法律的规定,特别是对公民权利产生直接影响的权力必须由法律明示,行政亦无法外特权。可是,我国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特别权力关系却往往在破坏其发展。因此,我们应从务实的角度对特别权力关系进行扬弃,从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特别法律关系理论。     

最高院法律解释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

最高院在<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后,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法治状况和司法实践,先后做出了一系列法律解释,这些法律解释被广泛适用于行政诉讼中,对于贯彻实施<行政诉讼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民主和法治的发展,同时由于行政诉讼在我国的特殊地位,最高院法律解释在实践应用中,还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系统地分析其在行政诉...     

法治视野下的公安行政程序问题研究

我国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存在的问题大多集中在程序上,重实体,轻程序的执法习惯在法治呼声高涨的社会中很容易制造社会矛盾。关注和研究公安行政执法程序问题,解析公安行政执法程序执行上的困难,从加强行政执法程序性训练,完善法律规制以及发挥调解、听证等程序的法律价值等几方面着手,积极回应社会对公安行政执法的程序法治要求。     

通过参与的纠纷消解——作为行政纠纷消解创新机制的公众参与

为回应转型时期特别是现代社会的复杂情势,现代社会必然由法治国家向行政国家迈进,而在此过程中积极行政的拓展与自由裁量权的扩张必然导致行政纠纷的剧增。为有效缓解社会转型时期行政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预防和消解与日俱增的行政纠纷,必须转变传统形式法治下的治理模式,充分引入公众参与,在行政过程和司法解决过程中分别注入民主酵素。由于公众参与既具有功效价值更具有本体价值,因而其对于行政合法性的补强以及行政纠纷的防范与消解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欲使公众参与发挥积极功能,必须辅之以必要的配套机制和制度要素。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泛化及其立法防范

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不可缺少的权力 ,同时也是一种应当受到限制而又很难加以有效控制的权力。如何在行政自由裁量权问题上将社会发展所激起的行政权力扩张需求与法治国家的目标要求协调一致 ,使行政自由裁量权总量的增长为行政法治基本框架制度所容纳 ,避免旨在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权在其运行过程中过多地牺牲法治价值和个人利益 ,是我国行政法治建设所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始终未能摆脱行政自由裁量权泛化趋势的困扰 ,而我国行政法治理论则对此极少关注 ;有关自由裁量权的研讨更多地聚焦于滥用及控制方面 ,但对滥…     

刍议积极行政的准则

根据行政的目的和表现形式,可分为积极行政和消极行政。现代社会复杂多变,行政管理要造应社会生活的这种变化,及时做出调整。而法律具有滞后性,不能及时应对可能出现的同题。积极行政具有及时、灵活、非强制性的特点,是对法律规定的有效弥补,行政主体应当在法律授权范围内积极作为,积极行政是现代行政法治的表现。     

试论行政指导的涵义及其法律救济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新型的非强制性行政行为,已成为政府积极管理和引导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行政指导体现了现代法治行政和服务行政的特色,体现了行政关系的平等化和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及限度,因此,它将在我国行政管理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行政指导绝不是离开法治的任意指导。现阶段特别需要加强行政指导的基础理论研究,从而促进行政指导走上法治化的发展轨道。本文拟就行政指导的涵义及其特征、行政指导的法律救济作一探讨。     

法治、治理与国家能力

当前流行的法治观念与国家治理在价值立场和制度层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张力,这根本来源于理念型法治与国家治理所面临的实践难题之间的裂痕。国家能力是指国家将自身的意志转化为现实的能力,不同于政治权力的集中与使用,它更多表示的是国家对于社会需求的回应性。实现优良治理,国家能力建设可谓至关重要。就与国家能力的兼容性而言,那种嵌入国家治理逻辑之中的治理型法治观念更为可取,其不仅可通过规范官僚机构的行为、塑造官僚精英的自我认同、增加制度供给来提升国家的制度化能力,而且能够从铸就公共政治文化和法律判断的正当化角度增强国家的合法化能力。     

社会治理语境中的维稳政策分析

社会治理语境中的维稳政策意味着一种观念的更新，即不过分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而代之以社会治理，其本质是国家、政府和民众的共同治理。维稳应以社会宽容为前提，遵循法治原则，采取民众参与、协商的解决方式，实现以维护民众权利为最终目标的社会治理政策。     

论互联网社交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功能

作为一个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相区别的概念,法治社会命题致力于实现社会生活的秩序化、法治化,并尤其强调社会力量对国家法治建设的推动作用,试图借助多元社会主体的参与来型构法治发展的动力基础。准确认识当下的社会状况,充分挖掘现有的社会力量,是开展法治社会建设的正确路径。在当代,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纵深发展日益改变着现代社会的交往模式,并塑造出互联网社交这一新型的社会关系形态。互联网社交的出现与发展孕育了以网络为介质的社会力量,使社会逐渐获取了同国家对话并参与国家法治建设的能力。互联网社交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功能可以从四个向度获得理解:互联网社交缔造着网络公共空间的公民品格;互联网社交孕育了网络社会的自治能力;互联网社交构成了民主参与的"非正式"渠道;互联网社交提供了权力制约的社会手段。     

百年法治进程的基本逻辑与执政党角色——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依法治国”方略提出24周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法治工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最本质特征。中国法治进程近代发端的特殊性在于其被动性和外在强制性,中国法治现代化面对的基本难题是其所遭遇的"矛盾的现代性":一方面必须彻底反帝反封建以实现民族独立,另一方面必须学习并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实现现代化,这就决定了中国走向现代法治之路的曲折性。新中国建政之初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不仅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还是当代中国法治体系的"基础规范",它内在蕴含着"法治国家"的必然性。新中国法治建设在经历一定时期的挫折之后,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和正确领导,终于走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正途,开创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全新局面,形成了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向着"法治中国"战略目标不断胜利推进。所有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归功于执政党之于中国法治建设所承担的领导者、设计者和推动者的伟大角色,亦归因于法治建设进程中执政党对建构理性和经验理性方法论的兼重与融合。     

建设法治基础上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面对我国政府管理中的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些主张在不同的地方被不同的政府拿来作为政府改革的目标。本文通过对法治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比较分析后,认为法治政府已经涵括了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之内容,服务型政府则从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上突出了服务之作用,因而,我国应该建立法治基础上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基于派出所法律实施的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以浙江K派出所为例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严打"、"普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以及"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等方式可以看作是国家对基层社会进行治理的探索.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吹响了全面依法治理基层社会的号角.作为拥有执法人员数量最多的基层执法机构,处在社会矛盾解决第一线的派出所的法律实施依据、方法和技术理应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法治资源和法治路径.浙江省K派出所的案例、做法和制度有力地诠释了派出所的法律实施契合基层社会治理.派出所法律实施所展现出来的四大法治功能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桥梁.派出所应从人口管理、行政执法、刑事司法、服务社会、走群众路线、严格遵守程序原则和善于运用非正式制度性因素等方面来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提供理念支持和行动榜样.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

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转型过程,也是各种社会问题不断产生和不断被解决的转型治理过程。其中,从效率优先转向公平正义优先体现了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转型与法律治理的一般规律。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四中全会决定体现了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转型治理规律的深刻认识,也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法治路径。具体表现为: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对社会现代化和转型治理基本规律的自觉把握;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和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制度,完善以法律法规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体系的整体构建;坚持经济发展、民生保障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在法治轨道上实现社会转型问题的系统治理;把公平正义作为坚持完善法治体系、基本经济制度和民生保障制度的逻辑主线,科学把握现代化后期转型治理的重要内容;坚持法律治理和道德治理相结合,展示了中国社会转型治理的社会主义风貌。     

新时期我国社会纠纷问题探析

新时期我国社会纠纷呈现增多趋势,这些纠纷是伴随着社会利益调整、结构调整和社会秩序重建而产生的,也缘于这些调整与改革还不到位。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正确的执政理念,遵循法治精神,才能有效化解社会纠纷。     

依法治国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关系。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途径,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核心是要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可以从宪法、法治、立法、依法执政等多方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为此,应当根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强化法治权威和良法善治,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推行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在加快建设法治中国进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我国政法教育的变迁与展望

政法教育形成于1950年代,基于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它为政法工作培养专门干部。与政法工作强调政治性一样,政法教育是强调政治性的法学教育,非常重视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纪律教育。改革开放后,法学教育日趋强调专业化、职业化。20世纪80年代,仍继续强调政治性。这与当时的社会治安形势及“严打”刑事政策有一定关系。1990年代以后,政治性在政法教育中日渐淡出,法学教育趋向服务市场经济的专业化。新时代的治国理政,在法治领域创造了一系列新实践,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运用深入政治领域,国家和社会治理广泛纳入全面依法治国范畴,涉外法治深度关联国际政治、国际关系。这些实践造就了强调政治性的大法治工作格局,对法学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催生了新政法教育。党内法规学、纪检监察学、国家安全学、社会治理法学等新学科应运而生,人权法学、知识产权法学等学科应需更新。新政法教育与专业化法学教育并行,扩展了法学教育的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