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法视域下商事登记的重新解读

随着我国商事登记立法进程步人正轨,如何转变传统的公权主导登记之思维定势,而在私法框架下对商事登记的内涵进行重新理性的定位,无疑是当前立法者所关切的主核命题.从天赋人权的基本理念出发,以行商权的柔性关怀为视角,遵循商事登记行为的私法本质,探讨私人意思自治主导下对商主体身份确认、信息公示之登记功能内涵,以及登记机关提供辅助性程序的角色定位.如此回归私法自治的应然性界定,方可为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改革指明正路.     

商事登记制度基础问题再探讨

本文对商事登记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试图对商事登记中涉及到的一系列具体制度在最大程度上予以概括。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商事登记就其性质而言为行政确认行为而非行政许可行为。信息公示并透过其实现确保交易安全则是商事登记最为根本的目的和最为核心的功能。因此,弱化商事登记立法的管理法色彩,纯化其目的,彰显其信息披露与公示的功能,应是我们在制定统一的商事登记法时应该采取的基本态度。     

在公民社会状态下商事登记的价值取向

商事登记事关商事主体的法律地位与权力能力,研究其价值取向有助于厘清现行立法,去伪存真。商事登记本质上是法律地位确认,在公民社会状态下,公示是商事登记中的核心功能,效率是其核心的价值取向。交易安全和宏观调控不应附庸在商事登记中,只能由市场和国家两个部门（领域）在其他方面进行法律规制。     

论商事登记制度的法律性质——兼论其对我国重构商事登记制度的指导意义

商事登记的根本意旨是为创制商主体而服务的,其法律性质具有私法与公法的双重属性。私法属性与公法属性相比,私法属性占主要地位。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和传统观念的影响,商事登记法律规则过多彰显其公法色彩,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着重强调其私法功能,并以此为基石,弱化其管理法的色彩,纯化其保护交易安全便捷之目的,彰显其信息披露与公示的功能,以此对我国商事登记法律规范进行重构。     

商事登记在民商审判实践中的证据效力问题研究

在商法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商事登记审查制度也不断发展变化，我国在此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2006年1月1日修改后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商事登记审查制度由原来的实质审查制转变为以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辅的审查制，这虽然是历史的进步，但却为法官提出了在司法实务中如何确定商事登记证据效力的难题。法院为维护自身证据规则的统一，必然要面临形式审查状态下的商事登记的司法证据效力与商事登记公信效力冲突等问题。在以形式审查为主要审查制度的状态下，法院在民商审判实践中应该以司法独立认定和司法认定独立原则、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禁止反言”原则或“自食其果”原则等确定商事登记的证据效力。     

商事登记制度的属性反思及制度重构

制定统一的商事登记法并不是解决当前商事登记立法矛盾的最佳选择。在明确商事登记制度私法属性的前提下,建议未来的商事登记制度将各类商主体按照其产生的基础和承担责任方式的不同分为两类,即承担有限责任的商主体(公司)和承担无限责任的商主体(商自然人和商合伙),仅仅对承担有限责任的公司实行强制登记制度。即使对公司实现强制登记,也应当弱化商事登记的监管职能,将传统的前置行政审批程序定位于公示职能,将经营者的主体资格与营业资格相分离,以求安全与效率价值的平衡。     

网络个体经营者商主体资格之辩

经营者开展营业活动须经商事登记,取得商主体资格。但现实中,大量未登记的网络个体经营者却在从事营业活动,对现有强制登记主义和商主体资格认定标准提出了挑战。"证照分离"改革后,商事登记确认的是经营者的主体资格和一般经营资格,其目的在于获得公示公信效力,是商主体成立的对抗要件,而非成立要件,其实质是行政确认,而非行政许可。为适应网络交易的新趋势,我国应当完善商主体资格的认定标准,除商事登记外,还应当引入营业能力标准,将平台登记的作为商事登记的有益补充,进一步细化豁免登记的要求,承认未登记网络个体经营者的商主体资格。     

著作权公示的制度解读及效力重塑

著作权公示是保护著作权人的有效手段。通过对著作权公示进行制度解读,厘清公示在著作权领域中的“困惑”;通过论证著作权公示对于著作权保护具有的现实意义,同时反思我国著作权登记存在的现实问题和救济路径,并提供著作权登记效力的“二元化”路径,为完善著作权公示制度提供可参考座标。     

我国商事登记立法中应予关注的问题

在传统商法的一般理论中，商事登记是国家承认某一商事主体的合法性，并以国家公信力将登记事项公示于社会，以保护相对人的权利的行为。在主流法律文化中，追求商业利益是公民的基本宪法权利，按照结社自由的原则，自然人可以结成以营利为目的的社团，在准则主义制度下，根据私法自治的精神，     

商事登记与市场准入关系的法经济学思辨

考量商事登记与市场准入的关系,可以借助法经济学识别商事准入效率与安全的均衡性。这需要首先区别一般准入与特殊准入、民商私法与经济法之间价值定位的差异,并具化商事登记一般准入机制设置的目的及其必要性、合理性。结合对传统政府规制理论的批驳,以及对现今我国工商登记管理体制中设置过高登记门槛的反思,商事登记的制度设计应在公益与私益客观辩证关系基础上,在宏观层面的保障私权以及在最低层级上维护公共利益,并由此凸显维护公私权益衡平的现代登记理念。     

营业执照制度的实践检视与法理分析——以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为背景

随着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营业执照先天的制度性缺陷进一步凸显,性质和功能定位不清,相关理论无法自圆其说,信息公示功能日渐式微,作为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的证明文件在学理上矛盾重重。毫无疑问,营业执照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价值理念已经渐行渐远,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和有限政府理念不断深化的今天,营业执照的价值和功能定位由于该制度先天不足及后天异化已经无法在理论上给出符合逻辑的圆满的解释,也无法消解营业执照在实践中所衍生的制度性问题。对营业执照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反思,有助于我国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入。     

我国商事登记豁免制度的构建

我国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应当从总体制度模式入手,改现行严格强制登记主义为强制登记主义与任意登记主义相结合,即在整体上将具规模、持续、稳定的营业(包括新型业态的营业)纳入法定商事登记范围的同时,将小规模、不持续、不稳定的民间营业之商事登记选择权交由营业当事人自主决定,由其根据自己的营业意愿与预期目标在进行利益权衡后作出自由选择、。因此,我国未来统一商事登记制度的构建应在总体延续并坚持强制登记主义及制度的前提下,适度引入任意登记主义及制度,创设商事登记豁免制度。     

商事主体不实登记情形下善意第三人知情权保护

商事登记是信息披露第一环节,本质上是不确定第三人行使知情权的平台,第三人知情权保护应该成为诠释商事登记效力的立足点.为此,商事登记制度应该从效率价值回归到安全价值.我国<商事通则>应确立不实登记制度,强化善意第三人知情权的保护.     

浅析商事登记的功能

商事登记作为一项基础的商事法律制度,对确认商事主体的合法身份,维护交易安全、保障交易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建立现代化的商事登记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试通过对商事登记功能的研究,对商事登记的长足发展寻找有益因素.     

我国商事登记制度之检讨

商事登记制度是我国经济立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商事登记行为的性质为行政行为,更进一步说商事登记行为在一般行业为行政确认行为,但在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风险大对公众影响面较广的特殊行业为行政许可行为。应从商事登记制度的目标和价值入手来界定商事登记必要记载事项的相对统一的标准。商事登记的效力也因主体不同、登记事项不同而有所不同。目前商事登记制度还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有必要予以完善。     

我国商事登记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商事登记制度是商事主体依照法定程序将应进行登记的事项,向登记主管机关申请登记于登记簿,确立商事主体的对内对外关系,并公之于众,取得商主体资格的一种法律制度。在商业高度发达的社会,商事登记制度对于确保商事主体的交易安全和降低交易成本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从一般登记制度的概念着手,探究登记制度的问题。并探讨了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现状及问题与完善措施

长期以来,我国在商事登记立法和商事登记执法实践中,形成了一种以"营业执照"制度为中心的商事登记制度,通过相应的营业执照,可以提供市场主体的明确的身份证明以及经营行为证明、资本信用证明等。这种制度的基本价值判断理念是"管理本位,安全至上",在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市场环境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是,在当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这一商事登记制度的弊端日益凸显。本文结合当前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同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     

不动产查封公示问题研究

不动产查封是一个涉及司法秩序与交易安全的问题。为防止查封可能造成的司法冲突 ,确保第三人的利益不受意外的伤害 ,需要有健全的法定化的查封公示制度。不动产查封应以登记为准。特殊情况下未以登记办理的查封 ,应迅速补办查封登记 ;未办理查封登记的不得对抗后登记的查封     

商事仲裁司法监督模式的理论反思

商事仲裁自身的权力属性、国家司法的正统权威性以及商事仲裁效果的柔弱性决定了商事仲裁司法监督的正当性。从商事仲裁的本质、性质及其价值都决定了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应当将国内仲裁与国际仲裁统一在以程序监督为原则,非依当事人授权不得涉及实体问题的标准下。     

论公司登记公信力的司法应用

公司商事登记一般均被认为具有公信力，但是对于公司登记公信力的基础以及其适用的基本要件，理论界却较少有人追行专门的研究。本文即从公司登记公信力的基本原理出发，探讨公司登记公信力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