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胀预期测度及其对实际通胀的影响——基于贝叶斯Gibbs抽样算法的状态空间模型估计

通货膨胀预期是影响实际通胀的重要变量,也是货币政策有效运用的关键因素。在新凯恩斯混合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论框架下构建状态空间模型,利用贝叶斯Gibbs抽样算法估计我国2001—2013年的季度预期通胀率,进一步利用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我国通胀预期对实际通胀的动态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季度预期通胀率的适应性特征强于理性特征;适应性预期冲击在短期对实际通胀会产生较大影响,但累积效应在大约9个季度之后消失;理性预期冲击对实际通胀的正向影响会持续较长时间,并最终将实际通胀推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因此,货币政策应从降低适应性通胀惯性和管理理性通胀预期两个方面来调控通胀预期对实际通胀的影响。     

全球金融危机后菲利普斯曲线的扁平化——特征表现、 理论成因及启示

菲利普斯曲线是宏观经济研究和货币政策制定的重要理论基础.本文在对传统菲利普斯曲线理论简要回顾的基础上,基于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对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的特征和成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通胀动态机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菲利普斯曲线呈现扁平化特征,这主要受到通胀目标制下通胀预期被锚定、 金融危机后价格刚性上升、 劳动力市场结构改变、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 消费者偏好变化、 厂商生产结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虽然对于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的讨论仍存在争议,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但总的来看,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反映了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内在结构变化,对货币政策制定带来了新的挑战.这一研究对探讨中国新常态下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通胀动态机制,分析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面临的约束和结构性特征的变化,完善基础数据统计和中国菲利普斯曲线研究,推进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对中国总供给函数的再检验

通过对中国的总供给函数所作的形式化理论论证和利用新数据所作的计量检验,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大致合乎"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的预言;上一年与本年度的通货膨胀率都为零时,中国经济的"自然增长率"大约为9%;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与当年的经济增长率有同向变动的关系;多数计量检验显示,上一年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会降低本年度的经济增长。     

经济行为主体通胀预期引导与管理——基于西安市的实证分析

通胀预期虽然不必然导致通胀,但它却可以为通胀的发生创造条件。要有效治理通胀,必须要管理与引导好通胀预期。本文以西安市居民通胀预期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时变参数法对居民通胀预期进行了度量,研究了居民通胀预期与真实通胀之间的关系、通胀预期的形成及其对实际产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当前我国进行通胀预期引导与管理的难点,结合国际通胀预期管理的实践经验,提出符合国情的通胀预期引导与管理的政策建议和具体措施。     

金融危机下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平衡关系研究

本文对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问题进行了研究.就当前的经济形势而言,在处理中国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平衡关系中,调控重点应着眼于保证经济的平稳增长,并预防扩张政策可能引发的通胀风险.     

中国通货膨胀预期的性质与形成机制

运用最优改进C-P概率法测度中国的通胀预期,发现我国居民预期能够较好地利用部分通胀信息且具有一定的无偏性,性质类型应为有限的亚理性预期。中国通胀预期的形成机制受到实际通胀率惯性和预期通胀率自身变动的双重影响。从短期动态调整来看,居民具有信息"短记忆"的特点,即仅对滞后近几期的信息才有记忆和影响;从长期动态调整来看,预期通胀率和实际通胀率的标准差冲击,对二者的影响互为正向且持续长度、冲击作用力随时间推移而减弱,说明我国通胀率自身具有惯性与波动性,居民的通胀预期与实际通胀之间互为因果,并具有自我实现、逐步衰减的特征。     

试析中国新一轮通货膨胀的逻辑

自2007开始,通货膨胀又成为广泛关注的重要经济问题。通货膨胀长期的危害性,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得到了证实。2007年以来通胀率的上升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对于本轮通货膨胀的成因及发展趋势,学界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本文运用总需求、总供给两大工具对此作出分析、并得出结论:本轮通货膨胀实际起源于2003年,而不是在通货膨胀得到广泛关注的2007年;总需求拉动是本轮通货膨胀的起因,且需求过旺导致需求拉动型通胀继续发展;另一方面成本推动型通胀在中国并未出现,但是压力越来越大,若不加以有效控制,很可能出现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这意味着中国通货膨胀既受到总需求影响,又受到总供给冲击,供求混合型通胀可能将在中国第一次出现,宏观调控难度将大大提高。     

从菲利普斯曲线失灵看货币政策的超常规宽松

菲利普斯曲线从20世纪50年代提出后与现实情况出现过较大差异,但通过不断的理论修正,该曲线总体上较好地反映了就业率、通胀率以及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取舍关系。金融危机爆发前后,过度宽松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推出,导致菲利普斯曲线再度失灵。这次失灵一方面为就业和通胀等方面的经济学理论带来新挑战,另一方面意味着货币政策的实施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性。     

我国通货膨胀惯性及其货币政策启示——基于后顾性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的实证检验

通货膨胀惯性内生于通货膨胀动态演进系统中,并会制约外生货币政策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进而导致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成本增大。纯前瞻性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不包含内在的通货膨胀惯性,无法用来描述和解释通货膨胀惯性问题。构建包含通货膨胀粘性假设的后顾性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并采用1996—2013年的季度数据来描述我国通货膨胀的惯性动态特征,结果表明：我国通货膨胀具有较强的惯性,利率和货币供应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显著。较高的通货膨胀惯性意味着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会导致较高的反通货膨胀成本,中央银行应该赋予控制通货膨胀目标更高的权重,并将市场型货币政策工具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     

对中国总需求—总供给模型的再检验

利用最新的数据和更先进的计量方法,对中国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函数进行了检验,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大致符合"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中国经济的自然增长率大致为9%,在此基础上,通胀率与经济增长率有同向变动的关系.计量结果证实,上一年较高的通胀率会降低本年度的经济增长.     

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与经济周期

本文在对失业率、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的长期变化的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变化与经济周期同步，主要存在９－１０年的中周期和约５０年左右的长周期；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呈顺时针方向的不规则的环形曲线变化。该模型既能合理解释长期中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变化的所有情形，更有助于分析菲利普斯、弗里德曼等理论的合理成分与不足。在此基础上，本文揭示了结论的政策含义     

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关系实证研究

理论界在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关系的问题上曾经有过很多争论.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经验实证,从而得出结论:二者关系有以下四种类型"低通胀-高增长"、"低通胀-低增长"、"高通胀-低增长"、"高通胀-高增长";并且认为,通货膨胀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定的条件,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其经济意义在于:不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具备基本条件的情况下,轻微的通货膨胀可以带来经济的增长.     

货币超发还是输入通胀？——基于MS—VAR模型的视角

通货膨胀及其影响因素之间固有的内生性使得采用单方程分析不可避免会产生偏差。本文运用MS—VAR模型并利用2001年1月～2011年12月月度数据对我国通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高通胀水平下货币供应量、石油价格波动以及国内需求和通胀预期对价格水平均会产生正向冲击,而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于价格水平的累计冲击响应效应为负;（2）相对而言,货币供应量变动对于通胀水平影响最大。（3）货币供应量上升太快是我国2007年下半年来物价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与汇率变动以及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等外部冲击因素关系不大。     

我国的菲利普斯曲线与需求管理

从我国的菲利普斯曲线来看，短期内我国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社会的有效需求严重不重，“经济结构刚性”是有效需求不足的深层原因。政府在实施膨胀性财政货币政策过程中，要加快二元经济结构的改造和实现有管制的浮动江率，同时还要防范通货膨胀的危险。     

对中国总需求—总供给模型的再检验

利用最新的数据和计量方法，对中国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函数进行检验，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大致符合“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中国经济的自然增长率大致为9％，在此基础上，通胀率与经济增长率有同向变动的关系。计量结果证实，上一年较高的通胀率会降低本年度的经济增长。     

滞胀风险下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选择

近期我国经济呈增速趋缓、物价攀升的边际滞胀态势。阻碍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主要是人口红利减少、储蓄—投资转化率低和制度不完善,引致我国通货膨胀的因素主要是政府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企业成本上涨和公众的高通胀预期。借鉴国内外有关滞胀治理的理论研究,我国应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提高劳动的收入份额,增加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保投入,实行结构性减税,完善科技投入体制,完善产权、户籍、社保和行政法律制度,明确货币政策的币值稳定目标,合理引导通胀预期。     

我国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实证分析

通货膨胀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适度的通货膨胀可能为经济带来积极影响,但持续的高速通货膨胀会对一国经济社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近年来,我国政府多次尝试通过货币政策控制通胀但效果并不十分显著。本文选取了狭义货币供应量(M1)、广义货币供应量(M2)、消费者信心指数(CCI)与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月度数据,通过eviews软件对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分析,对通货膨胀现象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分析得到结论,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但货币供应量并不是引起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而消费者信心指数等因素是通货膨胀的重要成因。     

论中国菲利普斯曲线与经济周期阶段

菲利普斯曲线的变动轨迹与经济周期阶段关系密切，随着经济周期阶段的变化，菲利普斯曲线揭示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变动关系也会发生相应变化。通过对中国菲利普斯曲线与经济周期阶段关系做理论分析、图形分析、回归分析，可以判断出改革开放以来（准确地说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菲利普斯曲线的变动轨迹与经济周期阶段大致吻合，这为判断我国经济周期阶段提供了重要参考，即当前菲利普斯曲线的类型或形状可以为经济周期阶段的判断提供佐证。     

通货膨胀影响因子的动态性研究

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研究自2006年1月至2011年12月期间我国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生产者价格指数、汇率之间的关系,所得结论为:我国的高通胀主要是由货币供应量过多和国外价格因素的传导引起的,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对通胀影响有限,通胀越来越表现出"输入型"特点;生产者价格指数作为通胀的先导性指标,在我国反映得并不那么明显;货币政策对于控制通胀有较好作用,但这种作用有大致6个月的滞后期。     

汇率制度的经济绩效研究：理论、实证文献及启示

汇率制度的经济绩效是汇率制度选择的一个重要依据.在研究汇率制度与通货膨胀、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以及汇率制度与货币危机之间的关系方面,存在各种不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理论和实证文献的分析表明:固定汇率制的反通胀绩效要超过浮动汇率制度,但优势并不明显;从长期看,实际经济增长可能并不与汇率制度系统相关;汇率制度与金融危机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但是在放松资本管制的条件下,钉住汇率制往往放大了外部冲击的影响,导致货币危机的"传染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