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论实践理性与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详尽研究了在近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实践理性概念,认为实践理性开启了理性主宰社会整合、个人行动自律和人类自我立法时代。但实践理性忽视了话语的力量,没有注意到话语在行动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因此,哈贝马斯用交往理性改造实践理性,以重建理性的语用学维度,恢复理性的话语力量。这样,交往理性就可以依据主体间的普遍同意,采用言语这种非强制性力量,为社会提供出理性整合的原则,以重建合理化的现代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实践理性前进到交往理性,开掘出交往理性内蕴的话语力量,对于哈贝马斯以交往行动理论为基础和中心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的建构就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及其在我国的现实意义

哈贝马斯在 80年代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 ,其实早在他 60年代初的著作中就有了萌芽 ,他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整体思路是 :“公共领域”于 18世纪在西方社会开始出现 ,但随工具理性的过分扩张 ,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统治使“公共领域”渐趋衰落 ,交往理性受到压制。要化解现代社会的危机 ,根本出路在于重建交往理性。本文指出 ,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也适用于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     

绝对的意义归于何处?——霍克海默的宗教诉求及哈贝马斯的批判

霍克海默对宗教的诉求是其思想发展的逻辑结果.工具理性批判揭示了理性在现代已经发展成了宰制自然、社会和人的片面的工具理性,而启蒙辩证法则证明启蒙非但没有把人从野蛮和宰制状态下解放出来,反而使人重新进入新的野蛮和宰制之中.面对工具理性和启蒙辩证法,霍克海默对现实的人类解放丧失信心,转而诉诸宗教,将批判理论与宗教结合起来,用绝对为真理和道德提供保证,给处在绝望中的人们以希望.哈贝马斯揭露了霍克海默宗教观的片面的理性基础,消除了霍克海默宗教立场的二元性,并且力图从交往理性出发拯救宗教的规范内涵.     

哈贝马斯重构社会批判理论基础之探究

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社会批判理论的工具理性批判,揭示了理性在现实的层面仅仅展现为工具理性,理性已在客观理性消逝的过程中走向毁灭。这种悲观的信念导致早期批判理论家们最终放弃对理性的信任而使得批判理论走向消解。哈贝马斯为重建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从生活世界的日常交往的言语行为之中挖掘出交往理性,建构出一套具有规范基础的社会批判理论。但他基于交往理性重构出的批判理论向度本身也仍值得我们理性的省思。     

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

哈贝马斯视域中的理性,既非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意义上的先验理性,也非韦伯、卢卡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批判的工具理性,而是以对话论辩、协商沟通为旨趣的交往理性。如果说先验理性和工具理性属于意识哲学之范畴且以主客二元的对立结构为前提,那么交往理性则属于语言哲学的范畴且以主体间对称的理解关系为宗依。哈贝马斯对具有语言性、开放性、程序性与可错性等特质的交往理性的阐扬,既走出传统社会批判理论悲观主义的阴霾,又走向了一种新的批判理性主义;既在理论上推动了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又在实践上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社会在政治、法律、道德、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改革。     

哈贝马斯重建批判理论的致思理路

哈贝马斯认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具有规范基础不明确,以及坚持传统哲学的理性概念等方面的缺陷。虽然在上世纪40年代批判理论转向了工具理性批判,但这依然没能走出早期批判理论的困境。哈贝马斯通过哲学范式的转变,即从意识哲学范式转向交往哲学范式,从工具理性转向交往理性,建构了一种以交往理性为核心的交往理论,从而拯救了陷入困境的早期批判理论。     

对工具理性及其批判的再批判——哈贝马斯：“合理性”究竟意味着什么

合理性到底意味着什么？韦伯将理性认知一工具化并视为合理的，他混淆了不同结构的合理性，其批判准则亦具相对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批判主观理性、并通过大众文化批判来突破主体性；他们以模仿重构合理性的认知结构，对客观理性的认知结构是抽象的，其文化批判准则亦是物化的；哈贝马斯通过工具理性及批判的再批判，通过交往合理性整合不同有效性，形成合理性的规范结构，批判准则通过主体间论证获得普遍性，交往合理性重构了合理性的认知结构与批判准则。     

捍卫现代性:哈贝马斯的策略

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现代性的无情批判 ,使曾经给人类带来福祉的现代性开始走向穷途末路而被判处“死刑”。而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哈贝马斯则认为 ,现代性是一项远未完成的事业。现代社会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并非把人类完全引入了歧途 ,确诊现代性的病症并对症下药 ,现代性就可依然向人类四射光芒。抑制“工具理性”、复兴“沟通理性”、扩展理性潜能是拯救现代性危机的建设性策略。     

作为对话理论的比较文学

"交往理性"是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之核心,他用交往理性取代意识哲学中的工具理性,摒弃了传统意识哲学的独白性质,而突出了对话式的主体间性交往行为。其"交往行为"具有三个主要特征:以语言为媒介、交往的主体间性、追求包含差异性的普遍性。"交往理性"与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的诉求有契合之处,由交往理性切入比较文学研究是必要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乐黛云成功地、创造性地将交往理性引入比较文学研究,建立了以"互动认知"为基本认识论和方法论、以"交往"为取向的作为对话理论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体现了东西方异质文化平等对话的需要,在实践上具有可操作性。     

批判的社会知识何以可能?——伽达默尔-哈贝马斯诠释学论争与批判理论基础的重建

批判理论自诞生之日就为自身存在的基础问题所困扰。早期批判理论家对待基础问题持一种消极的态度。直到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合法性才被认真地当作一个问题。在哈贝马斯通过对解放旨趣的论证为批判理论寻找到认识论基础之后,逻辑地确证批判与理性的内在关联就成为哈贝马斯重建批判理论基础工作的重点。与伽达默尔进行的有关诠释学的论战,是达成理性证成批判基础的关键步骤。从批判理论角度看,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有关诠释学的争论至少部分地将诠释学的兴趣引向实践哲学,确认了批判与反思在构建社会知识中的必要性。借助批判理论的诠释学维度,哈贝马斯为交往行为理论最终完成“基础重建”清理了地基。     

社会公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核心

社会公正是衡量社会的合理性和进步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它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从理论的维度看,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它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宗旨具有一致性。从现实的维度看,社会公正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首要价值要求,也是维护社会主义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要求。因此,我们应强化社会公正这一理念,并明确地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核心。     

邓小平与当代中国制度现代性的建构

制度是现代性"嵌入"社会生活的中介。邓小平在改革进程中对利益制度、权力制度和能力制度的思考和设计,为当代中国制度现代性的建构奠定了基础。邓小平的制度现代性建构思想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协调,市场逻辑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以及注重效率与保持社会稳定相结合的原则。     

涂尔干社会整合思想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现代价值

涂尔干（Durkheim.E.）致力于社会整合,也即社会秩序问题,主要是为了解决西方国家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期中遭遇的各种社会失范问题,重新建立社会秩序。涂尔干当年给法国社会开出的＂重建社会共同体,实现新的社会整合＂的药方,对解决当前中国的社会失范问题,尤其是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马克思经济价值批判解析

马克思的价值批判蕴涵着他对现代社会中人之生存的物化和异化状态的反思和批判,在马克思的《资本论》手稿中,他着重分析了交换价值带有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特征的特殊性,指出交换价值形式是人的物化存在形式。在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货币(交换价值)制度,实质上反映了社会异化状态下的自由与平等的丧失。而作为价值总体的资本,反映的是资本与劳动之间以交换为形式产生的对立,而这种阶级对立的解决将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之一。     

现代社会中组织与社会的联结:理性的类型关联

组织与社会的联结是现代组织社会学领域一个重要的理论主题,但是在组织社会学理论领域尚未得到应有的讨论。本文尝试从理性关联的角度在理论上厘清这一主题:一是组织理性和社会理性类型具有一致性,二是组织理性和社会理性的进化具有关联特性。     

纳西族“化寅”文化的合理性及现实意义

“化寅”是丽江纳西族社会特有的非常普及的一种文化现象,在历史的变迁中,它由最初所扮演的经济互助的角色,逐步演化为有着多种功能的社会关系网络,其内含的文化合理性（和谐合理性、交往合理性、工具合理性、目的合理性）是“化蛮”得以经久不衰的内在原因,这些合理性因素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淮南子》人性观新探

《淮南子》人性观包括自然的人性和社会的民性。民性善使哲学层面的人性理论和现实社会联系起来，为理论向政策实践的转化作了铺垫。《淮南子》又提出“节欲”“反性”说，完善其关于人性的理论，为其治国理论服务。《淮南子》人性观在现代社会仍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     

论齐格蒙特·鲍曼的园艺社会学

鲍曼是当代研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理论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他提出的园艺社会观第一次将现代文化判定为一种园艺文化,将对现代社会的管理看作是建设花园的实践。他运用园艺化的隐喻,将现代性诞生以来的社会规划看成是一个社会园艺化的过程,把现代社会看成是人类人工设计的花园,其中社会管理者就成为园丁,社会成为被园丁管理的对象,精心培育人工植物与清除花园中的杂草则成为园丁管理社会的两大主要目标。     

论哈贝马斯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合理性理论的改造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将理性区分为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他们局限于意识哲学,将当代社会的精神文化特征诊断为“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哈贝马斯实现了从意识哲学范式向交往理性范式的转变,他提出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双层社会模型,认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病症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而且“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可以用交往理性来拯救的。     

审美价值视阈内情感的缺失与回归

自人类步入近代社会以来,以精确化和数字化为手段,以功利和效率为最终目标的工具理性的肆虐与胜利不自觉地在消解着审美存在的意义,更是不断地驱逐其中所蕴含的重要的情感因素,这导致了审美价值的失落以及一些人情感生活"荒漠化"的严重后果。因此,从审美价值本身、现代工业文明以及审美文化的视角反思这一社会现象,对于真正情感的回归和审美价值的实现都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