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客观理性向交往理性的嬗变——论哈贝马斯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范式转型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主要的理论家,哈贝马斯重建了理性概念,他试图通过对交往理性的诉求,把理论理性、道德实践观以及审美判断统一起来.生活世界是理论理性、道德实践观以及审美判断三者有效统一的背景,发生在生活世界中的交往行为则是三者有效统一的中介.哈贝马斯使法兰克福学派从客观理性向交往理性的范式转型,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意蕴.     

启蒙理性的重建

启蒙的本质是理性的自由,但是启蒙在发展的过程中却走向了反启蒙,启蒙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理性丧失了批判的力量。在哈贝马斯看来,这只是启蒙理性的缺陷,我们不能因为启蒙理性有缺陷就抛弃它,而应该重建启蒙理性,即以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取代主体独白的工具理性,以交往范式取代意识哲学范式。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法律观及其启示

哈贝马斯以其交往行动理论为根基,阐发了独特的交往理性法律观。其主旨是以主体-主体结构为基础的交往理性取代以主体-客体结构为基础的工具理性。交往理性法律观认为,交往理性基础上的话语共识决定着法律规范的合法有效性;陷于窘境的“自由主义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应由“程序主义范式”来取代;法律是制度和生活世界的中介,也是交往权力转换为行政管理权力的中介。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法律理性观实现了对西方传统法律理性观的某种超越和变革,对我国法治秩序的建构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

哈贝马斯视域中的理性,既非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意义上的先验理性,也非韦伯、卢卡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批判的工具理性,而是以对话论辩、协商沟通为旨趣的交往理性。如果说先验理性和工具理性属于意识哲学之范畴且以主客二元的对立结构为前提,那么交往理性则属于语言哲学的范畴且以主体间对称的理解关系为宗依。哈贝马斯对具有语言性、开放性、程序性与可错性等特质的交往理性的阐扬,既走出传统社会批判理论悲观主义的阴霾,又走向了一种新的批判理性主义;既在理论上推动了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又在实践上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社会在政治、法律、道德、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改革。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及其在我国的现实意义

哈贝马斯在 80年代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 ,其实早在他 60年代初的著作中就有了萌芽 ,他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整体思路是 :“公共领域”于 18世纪在西方社会开始出现 ,但随工具理性的过分扩张 ,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统治使“公共领域”渐趋衰落 ,交往理性受到压制。要化解现代社会的危机 ,根本出路在于重建交往理性。本文指出 ,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也适用于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     

论大学生沟通理性的培养路径

在现代公民精神气质的诸多构成要素中,沟通理性是核心素质之一。学校教育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实践途径,大学生沟通理性的培养理应是当代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之一。沟通理性对于现代性社会建构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交往行动理论,沟通理性以独立反思能力、有效说理能力和同情包容精神为基本内涵。而面向生活世界的"对话"式教学,是现代高等教育培养大学生沟通理性的重要路径。     

生产范式·实践·理性——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评析

历史唯物主义所蕴含的生产范式过时了,是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理论根源。哈贝马斯所建构的以交往范式取代生产范式的一套社会进化理论实际上是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抛弃。两种范式转换的内在根据在于实践与理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发生变化。哈氏的重建论本身也存在许多问题。     

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理论

西方现代社会中出现了理性精神的危机,中国也产生了理性精神失落的现象。因此,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和文学理论建设,必须重建理性精神,即克服旧理性弊端的新理性精神。新理性精神应该具有现代性、新人文精神和交往对话精神等内涵。     

论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当代价值

哈贝马斯把自己视为一个带有强烈政治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自觉充当社会良知和道德尺度的化身.他从交往理性的角度进入社会政治领域,对现代社会存在的各种现象和弊病进行了较为切合实际的批判,并以此为据,构建了以交往行为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理想.     

从交往理性到总体——论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主义总体观的重建

哈贝马斯深受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观的影响,但不满其乌托邦色彩.他认为交往理性是重建马克思主义总体观的有效工具,是实现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基础.他广泛吸取了精神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社会学等思想资源来构筑自己的交往理性总体,试图将总体建构成一个经验的概念.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总体理论最终依然无法企及人类自由的终极价值,它只是一个调整理论.     

交往理性与自然法的批判

当代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从交往理性的优先性立场对一般意义上的自然法学派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自然法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它不能解决当今现实中法律的合法性问题;作为自然法之基础的实践理性也日渐式微;以自然法为指导的实践结果与自然法的初衷是相违的.     

交往理性视阈中的价值共识

哈贝马斯设计的交往理性具有非先验性、包容性、相互理解取向性三大特征,它用交互主体理论框架取代主客体二元对立理论框架,展示了反思现代性的独特方法论.这些方法论中所阐发的生活世界合理性、交往主体的平等相关性和交往行动的和谐互动性等理念和思想,为达致中国当代社会多元分化态势中的价值共识提供了重要的认知向度.     

理性的演进与哲学的回映

理性的存在及演进是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20世纪后半叶更是一个反思和批判理性的时代。回顾和总结这个过程，特别是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观，考察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对启蒙理性的批判，探索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思想，挖掘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内涵，对于理性地对待理性，使理性趋于成熟和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及其方法论意义

哈贝马斯提出的普遍语用学是其进行理性重构的基础和“方法论”革命的标志 ,它以其全方位性和独特性实现了对主体交往行为的特殊规律或语言逻辑的结构的跨学科研究 ,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主体交往行动体系理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方法 ,也为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重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参照系和新的理论资质 ,对于促成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语言转向”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精神分析与批判话语 ——论哈贝马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整合

现代哲学批判话语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往往援引和吸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构成其独特的理论建构之路.因此,以具有代表性的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为例,通过揭示哈贝马斯与弗洛伊德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展示哈贝马斯交往理论对精神分析学的整合路径(从"反思"到"交往"),来洞察和把握现代哲学理路的这一演变特征及发展走向就显得极为有意义.     

重置交往理性:哈贝马斯人类 解放思想的逻辑主线

围绕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态转变及其所凸显的社会危机,哈贝马斯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性等层面入手,全面地分析和反思了现代社会的“多重隐忧”,建构了其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内涵,奠定了自身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而后通过倒置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关系,哈贝马斯将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与对“交往理性”的重置结合起来,提炼了其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最终则以针对时代困境所设计的“世界公民社会”为其理论体系的逻辑终点,探索了实现人类解放的另一种路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思想.     

哈贝马斯重构社会批判理论基础之探究

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社会批判理论的工具理性批判,揭示了理性在现实的层面仅仅展现为工具理性,理性已在客观理性消逝的过程中走向毁灭。这种悲观的信念导致早期批判理论家们最终放弃对理性的信任而使得批判理论走向消解。哈贝马斯为重建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从生活世界的日常交往的言语行为之中挖掘出交往理性,建构出一套具有规范基础的社会批判理论。但他基于交往理性重构出的批判理论向度本身也仍值得我们理性的省思。     

论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运思路径的超越性

哈贝马斯以“交往行动”和“生活世界”这两个核心概念为依托,以对“合理性”的分析为逻辑起点,以“交往理性”为逻辑归宿来展开他的社会理论,这一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在于马克思所开创的对传统哲学的批判性之上.但哈贝马斯却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构与重建,走出了另外一条批判性哲学的道路.     

重建启蒙理性:论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理论

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理论主张宗教与世俗之间应该打破二元对立、相互学习、互为补充,他真正的用意在于通过交往行为允许宗教进入公共领域,以弥补理性在自我反思意识上的缺失,从而达到修正和重建启蒙理性的目的.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理论对缓和当代国际范围内宗教与世俗的冲突和矛盾有着积极意义,但这种以世俗理由为前提的模式实质上并未摆脱理性对信仰的优越感,其现实意义也势必受到具体国家和社会状况的限制.     

理性危机与主体重建——哈贝马斯、伽达默尔与泰勒的现代性反思

现代性危机的核心是理性和主体的危机,走出现代性危机必须重思理性和重建主体。在主体重建的理论尝试中,哈贝马斯以交往范式重构理性,伽达默尔以理解的历史性原则限定理性,泰勒以超越的善联结理性。三者共同揭示了理性在主体重建中所需的交往、历史和超越维度。同时,主体重建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成为了一个实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