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重建批判理论的致思理路

哈贝马斯认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具有规范基础不明确,以及坚持传统哲学的理性概念等方面的缺陷。虽然在上世纪40年代批判理论转向了工具理性批判,但这依然没能走出早期批判理论的困境。哈贝马斯通过哲学范式的转变,即从意识哲学范式转向交往哲学范式,从工具理性转向交往理性,建构了一种以交往理性为核心的交往理论,从而拯救了陷入困境的早期批判理论。     

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

哈贝马斯视域中的理性,既非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意义上的先验理性,也非韦伯、卢卡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批判的工具理性,而是以对话论辩、协商沟通为旨趣的交往理性。如果说先验理性和工具理性属于意识哲学之范畴且以主客二元的对立结构为前提,那么交往理性则属于语言哲学的范畴且以主体间对称的理解关系为宗依。哈贝马斯对具有语言性、开放性、程序性与可错性等特质的交往理性的阐扬,既走出传统社会批判理论悲观主义的阴霾,又走向了一种新的批判理性主义;既在理论上推动了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又在实践上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社会在政治、法律、道德、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改革。     

启蒙理性的重建

启蒙的本质是理性的自由,但是启蒙在发展的过程中却走向了反启蒙,启蒙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理性丧失了批判的力量。在哈贝马斯看来,这只是启蒙理性的缺陷,我们不能因为启蒙理性有缺陷就抛弃它,而应该重建启蒙理性,即以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取代主体独白的工具理性,以交往范式取代意识哲学范式。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及其在我国的现实意义

哈贝马斯在 80年代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 ,其实早在他 60年代初的著作中就有了萌芽 ,他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整体思路是 :“公共领域”于 18世纪在西方社会开始出现 ,但随工具理性的过分扩张 ,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统治使“公共领域”渐趋衰落 ,交往理性受到压制。要化解现代社会的危机 ,根本出路在于重建交往理性。本文指出 ,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也适用于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     

绝对的意义归于何处?——霍克海默的宗教诉求及哈贝马斯的批判

霍克海默对宗教的诉求是其思想发展的逻辑结果.工具理性批判揭示了理性在现代已经发展成了宰制自然、社会和人的片面的工具理性,而启蒙辩证法则证明启蒙非但没有把人从野蛮和宰制状态下解放出来,反而使人重新进入新的野蛮和宰制之中.面对工具理性和启蒙辩证法,霍克海默对现实的人类解放丧失信心,转而诉诸宗教,将批判理论与宗教结合起来,用绝对为真理和道德提供保证,给处在绝望中的人们以希望.哈贝马斯揭露了霍克海默宗教观的片面的理性基础,消除了霍克海默宗教立场的二元性,并且力图从交往理性出发拯救宗教的规范内涵.     

批判的社会知识何以可能?——伽达默尔-哈贝马斯诠释学论争与批判理论基础的重建

批判理论自诞生之日就为自身存在的基础问题所困扰。早期批判理论家对待基础问题持一种消极的态度。直到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合法性才被认真地当作一个问题。在哈贝马斯通过对解放旨趣的论证为批判理论寻找到认识论基础之后,逻辑地确证批判与理性的内在关联就成为哈贝马斯重建批判理论基础工作的重点。与伽达默尔进行的有关诠释学的论战,是达成理性证成批判基础的关键步骤。从批判理论角度看,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有关诠释学的争论至少部分地将诠释学的兴趣引向实践哲学,确认了批判与反思在构建社会知识中的必要性。借助批判理论的诠释学维度,哈贝马斯为交往行为理论最终完成“基础重建”清理了地基。     

重置交往理性:哈贝马斯人类 解放思想的逻辑主线

围绕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态转变及其所凸显的社会危机,哈贝马斯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性等层面入手,全面地分析和反思了现代社会的“多重隐忧”,建构了其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内涵,奠定了自身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而后通过倒置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关系,哈贝马斯将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与对“交往理性”的重置结合起来,提炼了其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最终则以针对时代困境所设计的“世界公民社会”为其理论体系的逻辑终点,探索了实现人类解放的另一种路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思想.     

作为对话理论的比较文学

"交往理性"是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之核心,他用交往理性取代意识哲学中的工具理性,摒弃了传统意识哲学的独白性质,而突出了对话式的主体间性交往行为。其"交往行为"具有三个主要特征:以语言为媒介、交往的主体间性、追求包含差异性的普遍性。"交往理性"与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的诉求有契合之处,由交往理性切入比较文学研究是必要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乐黛云成功地、创造性地将交往理性引入比较文学研究,建立了以"互动认知"为基本认识论和方法论、以"交往"为取向的作为对话理论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体现了东西方异质文化平等对话的需要,在实践上具有可操作性。     

启蒙理性的双重变奏——韦伯和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考

韦伯和哈贝马斯都从理性视角出发思考现代性问题,但他们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这是启蒙理性自身的双重变奏.工具理性虽然使社会面临重重困境,但它只不过是启蒙理性自身的一重变奏.要奏完启蒙的乐章,就必须在葆有工具理性合理内核的同时将其发展为交往理性.交往理性重建了主体理性,破除了工具理性造成的现代性困境.可以说交往理性奏响了启蒙理性乐章的高潮.     

关于对社会学“工具理性”问题的探析与反思

在韦伯看来,科学技术构成工具理性的基础,韦伯主张限制工具理性,恢复实质理性的权威,法兰克福学派特别剖析了技术理性统治给社会的思想文化所造成的危害.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及其理性观也有缺陷.     

哈耶克的默会知识与社会的合理化生成

哈耶克的默会知识理论揭示出默会知识是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础,在人和社会的生成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是社会有序协调发展的知识和文化根基,应当以个人默会知识效用的最大化发挥作为判定社会运行机制合理性的依据。当前,我们应当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审美理性的有机统一来完善理性,在人们的交往实践中汇聚默会知识,实现科学知识、道德知识、审美知识的共同增长,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与汇聚默会知识和完善理性相结合,克服工具理性和资本逻辑的现代性困境,构建当代中国知识型的合理化社会,增强创新驱动,走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否定与反证: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科技理性批判中的社会动力观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基于社会批判理论而展开的科技理性批判,几乎一致视科学技术为巩固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并从区别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从一般方法论层面探寻导致"工具合理性"的理论基础,从滥用科学技术导致的自然、社会、人的异化等众多角度,在揭示科学技术的负向效应中,直接否定了它的社会发展动力价值。拒斥不等于漠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理性批判,不仅从反面证明了科学技术对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而且透过其理论家的科技理性批判,可见其中对科学技术社会发展动力作用的认可。     

哈贝马斯论实践理性与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详尽研究了在近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实践理性概念,认为实践理性开启了理性主宰社会整合、个人行动自律和人类自我立法时代。但实践理性忽视了话语的力量,没有注意到话语在行动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因此,哈贝马斯用交往理性改造实践理性,以重建理性的语用学维度,恢复理性的话语力量。这样,交往理性就可以依据主体间的普遍同意,采用言语这种非强制性力量,为社会提供出理性整合的原则,以重建合理化的现代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实践理性前进到交往理性,开掘出交往理性内蕴的话语力量,对于哈贝马斯以交往行动理论为基础和中心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的建构就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媒介批判的转向: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论哈贝马斯的媒介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他所研究和阐述的一系列课题对现代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哈贝马斯的传播理论时,几乎都是抽取其论著中与传播学内容比较相近的论题进行孤立的探讨,而不是把它们置于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体系中进行考察.本文试图从哲学层面以一种整体的、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和理解哈贝马斯的传播思想.文章指出,当哈贝马斯从"工具理性"批判走向"交往理性"时,也必然带来媒介批判视角的转向.这种双重变奏,对当代传播学批判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媒介批判的转向: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论哈贝马斯的媒介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他所研究和阐述的一系列课题,对现代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哈贝马斯的传播理论时,几乎都是抽取其论著中与传播学内容比较相近的论题进行孤立的探讨,而不是把它们置于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体系中进行考察.如果从哲学层面以一种整体的、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和理解哈贝马斯的传播思想,可以发现,当哈贝马斯从"工具理性"批判走向"交往理性"时,也必然带来媒介批判视角的转向.这种双重变奏,对当代传播学批判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论人文理性

本文提出人文理性是认知理性、实践理性、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历史理性和交往理性的总称。人文理性是人文知识与人文精神的中间环节 ,是人们认知、批判、选择和创造人文价值观的能力。     

中国视域下的工具理性批判--来自制度构建视角的分析

从中国社会发展现状出发进行工具理性批判是工具理性批判理性化的内在要求.当下中国制度构建的工具理性缺失客观上要求现阶段的工具理性批判应首先肯定工具理性的价值,尤其是指明制度构建应运用的工具理性成果,如人性假设、形式理性等.在此基础上,借鉴西方语境下工具理性批判的积极成果,以完善制度构建.     

我们需要的是"工具理性批判"吗?

目前的“工具理性批判”常常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科学技术,认为它导致了现代社会中的种种异化现象。其实,造成这些异化的根源并不是作为“工具理性”的科学技术本身,而是那些指导科学技术开发运用的“理性”或“非理性”的价值观念。因此,今天我们需要的也不是“工具理性批判”,而首先是“价值理性批判”或“价值非理性批判”。     

对工具理性及其批判的再批判——哈贝马斯：“合理性”究竟意味着什么

合理性到底意味着什么？韦伯将理性认知一工具化并视为合理的，他混淆了不同结构的合理性，其批判准则亦具相对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批判主观理性、并通过大众文化批判来突破主体性；他们以模仿重构合理性的认知结构，对客观理性的认知结构是抽象的，其文化批判准则亦是物化的；哈贝马斯通过工具理性及批判的再批判，通过交往合理性整合不同有效性，形成合理性的规范结构，批判准则通过主体间论证获得普遍性，交往合理性重构了合理性的认知结构与批判准则。     

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及其对马克思的反思

哈贝马斯在理性批判的路线上展开现代性批判,试图以交往行为理论重建现代性批判的规范基础,并以此反思马克思批判现代性的"劳动范式"和具体结论.本文批判性地讨论了哈贝马斯对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反思,由此重申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资本现代性批判范式的基本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