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职称及其演变考释

我国封建王朝在民族地区設置土司制度一事,在历史上对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土司的設置和土司称謂的演变,对我国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是一个必要的課題。但关于土司的称謂这一問題,至今还是众說紛紜,本文拟就这一問題作一些考释。江应樑先生于1958年出版了《明代云南境內的土官与土司》一书,书中将土官、土司当作两类职称而加以区別,可以說是开土官土司两类說之始。該书在論及土官、土司的区別原因时說:     

忽必烈平大理国750年题说

值忽必烈平大理国750周年，本文概说其重大史义三题：一是改变了汉武帝开创的云南郡县制衰亡的大趋势，使边疆云南最终统一于中国；二是创设了与多民族云南社会总体和谐的政治建制，尤以影响深远的土官制度为著；三是留下了民族精神与人类智慧和合的宝贵文化遗产。     

基于社会转型的制度重建之构想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制度模式是在近代建立起来的,它是适应民族国家社会运行的要求而建立的.目前,人类正处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全球化运动正在打破民族国家的边界,把整个世界捆绑到了一起.这意味着工业社会的制度模式正在面临着一场全面的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被置于同一个起跑线上,需要共同承担起制度创新的任务.信息技术及其广泛应用,标志着人类后工业化进程的启动,而网络的辐射效应则反映在整个社会的网络化上,从而使人们之间合作关系的产生成为可能.当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合作的而不是竞争的,工业社会建立在人的竞争基础上的制度,也就必然为建立在合作关系基础上的制度所取代.     

元代云南政区土官土司的设置及相关问题再考察

元朝政府通过在云南政区进行相应行政设置和管理,结束了自南诏大理国开始的地方割据情况,使云南纳入全国统一的行政体系中,真正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元代在云南的设置中,土官土司制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土官土司制由常规行政体系中任命土官和专门为少数民族首领设置官职体系,即宣慰司体系两条主线构成.这两条主线既有交叉又有重合,重合部分就是对少数民族首领的任用.云南政区的土官土司制在元代开始形成,并不断变化,不仅对云南的地方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更为明清时的土官土司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乌江下游土司时期贡赋制度考略

贡赋制度是土司制度的主要内容。贡赋包括贡赐和赋税两方面的内容。历代中央王朝既把贡赋制度作为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治的一种经济手段,也把它作为考量土官是否忠于中央王朝的一种重要标志。贡赋制度虽然加重了土司对土民的盘剥,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乌江下游土家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     

试论我国古代的丧服制度与其所蕴含的礼法思想

"丧服制度"是我国古代丧葬礼俗的主要内容之一。它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文化符号与客观存在,不仅真实的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的伦理道德与法制特征,而且,其本身也成了直接的体现者。本文从我国古代丧服制度及其所蕴含的礼学思想、法制思想以及古代丧服制度改革对礼法思想挑战的反思几个方面来谈了笔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广西土官制的流弊及历代改土延缓的原因

改土归流是历史上一项历时长远的政治改革。近年来我区史学界屡加探索,展读之后,深受启发。但对其中某些见解,不敢苟同,故披陈陋见,以就教于高明。有的同志认为,宋朝“土司制才算走上全盛轨道”,是“上升阶段”、“是一种比较进步的民族政策”。其实早在宋代,有识之士就已经看出土司制度是一种落后的制度。宋范成大言:土官“舆骑居室服用皆似公侯”。张(?)言:土司“首领世袭,人自为战,如古诸侯民兵之制”。明人田汝成亦云:“比封建之遗焉”。近代的黄绍竑也说:“土司官完     

纪实与虚构：当下新乡土叙事小说论

2006年以来，涌现了大量书写新乡土新农村的小说作品，一时掀起“新乡土叙事小说”热。新乡土叙事小说瞩目于乡村，在叙事内容上丰富多样。主要反映了民与官、人与城、物质与风情、生活与艺术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文试图以近两年涌现的新农村题材小说作为主要的考察对象，以廓清当下小说对新农村的叙事类型及其内容，希冀从小说与现实的互文中找寻当代小说的审美生长点，以此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持续有效的文化资源。     

土司“所属司”类型、生成路径及特点研究

土司“所属司”即大土司领下的朝廷官授土司之省称，大别为宣慰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类下土司，以及土府、土州、土县类下土司。两类“所属司”与朝廷关系言，属中央王朝政区合法基层官员，朝廷要授予印信、号纸、官服，职位准许承袭。与被统辖的大土司关系言，为其属官，接受其派遣和命令。“所属司”生成路径有王朝更替归附者，有政区管理划隶者，有招抚他族、征战有功者。“所属司”设置，巩固了土司的国家认同，对于探讨历史时期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智慧，铸牢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积极意义。     

孙中山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擘划

近代中国是一个转型的社会。一方面，固有社会各要素的裂变和新的社会因子的萌生，客观上导致新旧增变，传统向现代转型。另一方面，内忧外患唤起社会有识之士内心的自觉，他们孜孜以求政治社会的变革，呼唤着转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如何促进政治发展从而推动民族进步是变革者日夜悬心的问题。孙中山兼采中西，审时度势，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目标、内容、道路所做的掌划，将理想和现实融为一体，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兼具理论和实践的意义，自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变革政治体制，以民主制度代替君主制度是孙中山关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理论的首…     

有关民族与“民族性法”的几点思考

建构于近代民族国家基础上的世界格局，从根拳上将民族的演进历程区分为王朝帝国的民族阶段与民族国家的民族阶段。伴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人类的民族形态与民族关系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后民族时代”。王朝帝国的民族阶段的法是宗族性法，民族时代的法是“民族性法”。尽管民族性法在当下世界各国国际国内都还有着现实基础和实际影响，但“后民族时代”的民族与法律的总体关系已经出现了对民族性法的一系列新的修正和要求。     

科学与伦理学关系视阈中的儒家"亲情本位"思想--兼论"普遍伦理"研究的两种思路

关于儒家“亲情本位”思想的不同看法,表现着对“普遍伦理”的诉求以及走向普遍伦理的两种不同的理论进路,体现了现代伦理学“自然性”与“社会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科学性”与“哲学性”的关系,而在最根本的基础上反映着这个科学时代伦理学的特征与处境,以及伦理学与科学的关系。     

“桥头堡”战略下云南人口较少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研究

云南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在全国新农村建设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各级政府、社会组织和民族兄弟的努力下,在经济、公共设施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取得很大进步,但仍存在当地人口素质低、所处环境恶劣、农业设施滞后及教育水平低等制约因素,云南实施“桥头堡”战略,给该地区带来了化解城乡体制障碍、提高参与建设能力及发展特色产业等方面的机遇,为了加速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本文提出了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扩大职业培训、提升基层干部和劳动者素质、发展特色经济等措施,确保少数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创新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新思路。     

“联蕃制夏”抑或“以夷制夷”？——北宋前期赵宋对西北远蕃民族政策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北宋前期赵宋笼络西北远蕃牵制夏州李氏政权这一问题多有研究,主要形成了“联蕃制夏”说、“以夷制夷”说两种观点。本文认为赵宋士人虽有主张联蕃制夏,但不占多数,宋人在华夷观念的影响下大量表达的是“以夷制夷”的思想。从史实来看,赵宋在真宗咸平、景德年间和仁宗康定、庆历年间实行“以夷制夷”的主观愿望比较强烈,举措较多,且景德三年之后以持重御边为主流。赵宋对西北远蕃政策的变化与调整,与宋夏矛盾的紧张与缓和息息相关,也与宋太宗晚年形成的对外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跨国婚姻关系与边疆民族社会变迁——以中越边境红岩寨苗族为例

中越跨国婚姻关系的变迁反映了两国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及其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随着国家界限的确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跨国婚姻的基础正在发生从传统社会文化向市场经济的变迁,它带来了跨国婚姻性质的改变,甚至可能由此带来该区域社会稳定形态的重大转变。     

“科技异化”与“人文救赎”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及其向社会的全面渗透，其异化现象也日渐凸显。科技异化的主要根源在于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最彻底的人文救赎莫过于消灭阶级。但是，在两种制度共存并且必将长期共存下去的大背景下，当下的人文救赎选择只能是矫正现代性的理性偏向，整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落实科学发展观；弘扬“和谐”思想等。通过这些改造人类主观世界的措施来抑制或杜绝人类对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     

民族福利建设中的制度风险及其规避——以鄂伦春族为例

民族社会福利建设中存在着由于民族福利制度自身功能发生偏差而产生的制度风险。它以民族福利制度与民族经济社会制度及福利文化传统之间的制度冲突为发生基础。制度冲突尽管以有限理性与制度变革为生成根源,但其风险化的关键在于是否在民族福利建设过程中维护了合理的民族权益。因此,风险的规避在于根据确保民族合理权益的原则进行制度协调,改进民族福利制度。当前,尤其要据此原则将民族福利制度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市场化、平等化改进,以化解其现实风险。     

“文”、“攵”、“夂”三部首的不同文化内涵

部首是汉字形态与结构中最有特色的传统概念,是汉字文化优秀遗产之一。了解部首产生渊源和汉字结构原本形义关系,抓住汉字形旁表意的特点,掌握同一形部汉字的表意规律,对提高汉字教学水平,正确理解和传承中华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对部首"文"、"攵"、"夂"从形、音、义三方面加以辨析阐释,有助于对部首的深入了解,又有利于识记汉字、掌握汉字形意组合规律并理解其深厚的人文内涵。     

论历史上的新疆民族关系

新疆的地形地貌特点,使其在古代民族迁徙的过程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东来西往的诸多民族,都曾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足迹。历史上,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不同的,其表现形式也不一样。从汉代开始到宋辽金时期,新疆的民族关系主要受中央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矛盾斗争的影响。宋辽金时期,在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诸因素中,又增加了宗教的因素。历史发展到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影响着新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影响着新疆各民族与全国其他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但是,不管历史发展多么曲折,互相依存、互相吸收、互相融合,在共同开发、建设和保卫西北边疆的过程中,逐步地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始终是历史上新疆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对陈寅恪史学“真了解”精神与方法的新解读——兼论陈寅恪的“通识”思想

陈寅恪史学"真了解"的精神和方法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以"通识"求得对各种史料价值的"真了解";二是参证各类史料求得对史实的"真了解";三是主张以"通识"求得对社会历史的"真了解"。陈氏能很好做到史学"真了解",在于主张历史研究必须具备"通识",即,从文化和民族的高度来研究中国历史,要坚守中国文化的精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史学思想和实践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开辟了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