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五保供养制度模式变迁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五保供养制度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社会的变迁,与时俱进,在改革中发展,目前基本实现了从农民集体内部互助共济的传统救助模式,到以国家财政供养为主,集体保障、土地保障和社会帮扶为辅的现代社会保障模式的历史性变革。2006年新《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的出台,不仅标志着我国五保供养工作进入了规范化、法制化管理的新阶段,而且也标志着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型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的基本确立。     

中国农村五保救助制度的特征——兼论国家与社区的关系

传统五保供养制度带有国家化社区救助特征,这种特征反映了中国农村地区"政社合一"或"政社不分"的制度环境。在农业集体经济结构瓦解条件下,新的五保供养制度正转向国家化公共救助,体现出国家与社区关系中的某种"内卷化分离"。现代社会的发展将导致公共救助与社区救助的合理分化,以及公共救助的社区化,促成国家与社区的平等合作关系。     

“十一五”以来我国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现状分析

源自于1956年出台的法规性文件《1956-1967年全年农村发展纲要》和《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是一种集体保障重要形式。在2006年国务院通过《农村五保工作供养条例》后,它正式被纳入国家财政的保障范围。本文主要选取2006-2013年农村五保供养的数据来分析"十一五"以来我国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的现状,以期促进我国的农村五保制度的发展。     

立宪主义思想与流浪乞讨救助制度的演进

流浪乞讨救助制度早在近代国家形成前即存在于人类社会中。从传统的济贫政策发展为保障人权的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立宪主义的思想与制度对流浪乞讨者权利主体的变迁、西方流浪乞讨社会救助的沿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检视我国流浪乞讨救助制度的发展变化,与宪政国家建设密切相连。     

社会救助制度变革的社会化、中国化与法治化

社会救助制度是保障改革开放发展成果惠及全民、实现社会公平与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制度.在当前深化改革的背景下,社会救助制度正经历着社会化、中国化与法治化的重大变革.社会救助制度的社会化立足于中国实际的制度转型,是对具体救助问题解决的路径指引;转型期中国的特殊社会背景决定了社会救助理念及其制度创设必须高度关注中国化,而法治化则为社会救助变革提供了最为坚实的制度框架.当代中国社会救助制度变革必须藉社会化、中国化与法治化为逻辑起点,以实现自身的发展与完善.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救助制度之发展

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中国的社会救助制度取得了新的进展。具体表现为城市贫困救助制度、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和流动人口救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但同时,城乡社会救助的任务也越来越突出,而与社会救助相关的财政支付制度、政策实施系统以及救助对象方面存在的问题,阻碍了社会救助工作的有效开展。     

五十年来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变迁研究

肇始于农业合作化时期的中国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经过50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逐渐从集体福利性质演变为公共财政供养性质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保障这一部分农村最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意义。     

西部地区社会救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宁夏为例

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三大支柱。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救助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是呵护贫困群体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为贫困群体提供最起码生存需求和最基本生活保障的最基础的救助制度。目前，宁夏已基本建立起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五保供养制度为基础，以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司法援助等单项救助为配套，以优惠政策和社会互助措施为补充，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框架。     

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化的框架分析

自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全面推开以来,五保供养制度由集体福利转为国家福利。这一转变克服了过去五保供养完全依赖村和乡镇经济的不确定或不稳定性,使五保供养的经费在制度上得到了更大的保障。尤其是《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的颁发,更使这一制度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然而,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有利形势下,很多地区出现了“应保未保”和供养标准降低等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五保供养的性质发生变化以后,其本身的制度化建设滞后,以及缺乏一个相应的对制度的运行进行有效监控和评估体系所致。为此,本文将对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化的建设提出一个理论和操作框架。     

社会救助制度的社会建构主义维度分析

分析社会救助制度的变迁必须关注社会救助制度的建构主义性质。从社会建构主义维度看，社会救助制度是社会的一个层面，反映并遵循着一定的社会逻辑。围绕这个逻辑，各种权力和主体会通过各种途径争取和强化自身在社会救助制度的有利位置，并通过合法化的过程，使其对社会救助制度的各种界定和解释得到广泛认可，这个过程通过微观的身体化技术使人们默认甚至参与共谋这个社会逻辑。在这个实践过程中，权力、知识、伦理道德是很重要的三个因素。社会救助制度变迁不仅仅是客观属性的变革过程，还需要一个去魅和建魅的过程。现有的社会救助制度变迁研究必须关注如何去魅和如何建魅，其核心应该是回归主体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