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下的土地问题

当前,城市非理性扩张,房价不断攀升、土地市场秩序混乱等问题日益凸显,这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土地市场行为.大多数学者在财政分权制度下分析土地问题,通常关注的是地方政府间横向竞争对土地问题的影响.本文关注的是中央与地方纵向财政竞争下的土地问题,地方政府利用信息优势来对分权的边界进行事实上的调整,通过体制外收入扩大了自己的财政份额,来弥补中央政府所确定的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不利影响,中央政府重新对财政权力进行分配,将非正式资金纳入到国家正规的税收体制中来,使得地方政府进一步寻找新的体制外来源化解中央的压力.正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竞争导致地方政府依赖非正式资金体系来获得可支配收入,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土地财政,土地逐渐成为地方政府获得非正式收入的最重要的渠道,因此引发了一系列土地问题.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是当前严重土地问题的深层次的制度根源.     

我国中西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需求与供给模式分析

我国中西部地区地域广阔,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众多,加之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使得目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矛盾依然突出。以中西部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需求为基础,调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资金供给模式,即以地方政府供给为主向由中央政府供给转变,从而减缓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将主要精力放到农村低保工作的管理之中,对推动全国性农村低保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带来积极的影响。     

分税制、财政压力与政府"土地财政"偏好

分税制导致了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间的巨大缺口;而地方财政压力所引发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冲动,形成了普遍的"占地竞赛".获取"土地财政"成为政府的普遍"偏好".分税制进而地方财政压力导致了对土地的掠夺;有必要对政府的"土地财政"进行测算;以阐明农地为什么会成为掠夺的对象.改善分税制的制度设计,强化地方政府预算外和预算资金收入的约束和规制,特别是变革农地产权制度,推进农民土地权利的法律保障以及对农民行使产权行为能力的保护,是改变"分税制"-财政缺口-土地财政-农地流失运行逻辑的关键.     

抓住重建契机,构建地方政府投入引导机制——以制度性建设破解重建融资难题

灾后重建是以社会资金、民间资金等市场资金和信贷支持为主渠道,政府的直接投资为这些资金的投入奠定基础并创造制度条件。然而,现实的困境在于,担负着重建资金筹措和平衡重任的地方财政困难及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下投资预期收益率不高、现有的体制机制对市场资金的引导和激活能力不足。因此,政府应在改革财政体制、构建地方政府收入支持体系、增强投入引导能力的同时,构建政府投入引导平台和政策诱导机制,并以市场化运作模式激发社会资金和民间资金在灾后重建中的投资热情,将政府的引导作用与市场机制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有机结合起来,在为重建地资金的自行筹措、自求平衡创造制度、机制和政策环境的同时,促进内生经济增长机制的建立。     

中国农村的税费制度改革

由于现行农村税费体制性质的扭曲及其设计的不合理 ,农业税制的缺陷和农村收费制度的种种弊端已经不断地暴露出来 ,并且明显缺乏社会公正性。虽然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推进的过程中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但是持续、深入地推进改革 ,建立一个规范化的现代地方财政体制和农村税收制度还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和困难。我们最终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财政制度和税收方案的目标模式还不甚清楚 ,当前多数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造成大量潜在的农村公共服务需求难以得到基本的满足 ,重构地方公共财政制度和政府治理模式正是当务之急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下的地方政府财政运行研究

提高基层政府财政保障能力,逐步实现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十二五"时期的重要目标之一。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缺口逐年上升,财政自给率低,财政运行高度依赖中央补助收入、预算外收入、地方政府债务、土地出让金收入的模式不可持续,并直接影响了地方财政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也使得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偏好不合理。要破解地方财政运行困局进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以政府层级的扁平化改革为基础,以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和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为重点,并加快落实地方政府的"一级债权"和"一级产权"。     

行政收费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探索——兼析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行政审批和政府服务“零收费”改革试点

我国行政收费存在着项目过多、主体庞杂、总额巨大、收费行为混乱,资金管理不规范等问题。行政收费存在的问题是由财政压力、内在利益、管理制度缺陷等因素造成的。地方政府实施的＂零收费＂改革是在不触及制度体制和照顾有关部门利益的前提下实施的治理措施,是地方政府的治理收费问题的可行选择。     

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县乡财政运行分析--以临沂市为例

农村税费改革的推行产生了深刻的经济和政治效应,同时,农村税费改革也不可避免地对县乡财政运行产生财政(预算)效应,主要表现为县乡财政减收,收支矛盾加剧.目前我国县乡财政运行困难的制度根源在于政府职能定位不准,职责划分不清,财权过于集中,政府层级制度不合理以及公共品供给制度不完善.我国县乡财政运行困难的主要根源在于制度缺陷.因此,解困的根本之策是制度创新明确政府职能,逐步从"越位"中退出;完善财政体制,保证地方财力;改革政府层级制度,提高运行效率;创新公共品供给制度,解决供求矛盾.     

土地财政与国家理财——从土地行政的肇始与弊端说起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问题之弊端,客观上已给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安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阻碍。其形成与中国的城市土地有偿制度设置有密切关联,现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客观上导致地方政府实行"土地财政",出让金收入机制又促使地方政府偏爱"土地财政"。要解决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不仅须从制度上解决现行土地出让制度存在的问题,而且更应关注地方政府自身的财政再生能力,提升地方政府的理财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破解"土地财政"的困境。     

分税制改革之后政府间财政体制与我国地方债务研究

地方政府债务形成与政府间财政体制密切相关。在总结地方政府债务特征的基础上,主要刻画地方债务累积的制度机制。分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财政收支严重失衡,在缺乏稳健收入机制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依赖财政转移支付、预算外资金和土地财政应对必要支出和建设投资,暂时压抑了地方举债行动。预算外资金改革和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使中央放松管制,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开始凸显。近年的财政改革集中于债务风险防范和支出责任调整,地方收入机制仍呈现不可持续的特征,地方债务问题持续存在。为遏制地方债务增长和防范债务风险,应强化地方税收自主权、减少土地财政、实施财产税改革、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占比等。同时,减少地方政府对投资平台的干预,对地方投资平台进行分类改革与公司治理机制改革,健全地方政府和地方投资平台债务的风险预警机制。     

地方财税体制与基本公共服务投入问题研究

健全的省以下财税体制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均等化的重要制度保障。本文以福建为例分析了我国现有地方财税体制弊端对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影响。由于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清、基层政府财力自主支配权受限、财政资金投入分配不均衡、财政保障规模总体偏低等财税原因,导致了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严重不足。提出了配置与调整地方财政体制事权结构、优化转移支付途径、减少财政层级逐步完善地方税收体系、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等针对性思路,以加强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     

问题与消解：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目前正在全国有序推进，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可以从减少财政层级为突破口，合理划分地方各级政府的收支范围，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理顺上下级财政关系，建立起规范的地方二级财政体制，以此来带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虚化市级政府，从制度上保障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效率等方面来积极应对、有效解决。     

“土地财政”下的土地和住宅市场: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分析

在我国当前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面临着财政和政绩的双重压力。我国目前实行地方政府垄断的土地出让制度,许多受"土地财政"理念主导的地方政府通过一些方式抬高土地出让价格(例如实施"饿地政策"),以弥补预算内收入的不足,缓解财政压力,但是却可能会推动居住用地价格和住宅价格的上涨。更进一步,为了在招商引资中占据优势,许多地方政府压低工业用地价格,抬高居住用地价格以弥补机会成本。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越依赖"土地财政"的城市,以及通过低价出让工业用地进行招商引资力度越强的城市,居住用地供给的受限程度越高,居住用地价格上涨的压力也越大。但上述地方政府行为通过土地市场传导至住宅市场的效果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     

当前农民负担“锁定”：基于对分税制缺陷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分税制改革是在中央政府主导下，旨在摆脱“国家能力”被削弱的窘境而实施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它使我国财政管理体制走上了规范化发展的道路，对发挥财政的经济管理职能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分税制的运行加速了地方政府（或基层政府）规模扩张，加剧了地方（基层）财政困难程度，成为农民负担难以减轻的重要制度原因。规避分税制所引致的问题，重新厘定中央政府角色、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至关重要。     

省直管县后县级财政自主权扩大了吗?——对河南第1批5个试点县市的考察与启示

实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是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大调整,扩大县级财政自主权的效果取决于地方政府之间事权和财权的划分。河南省直管县体制运行效果并不理想,第1批5个试点县市的财政自给能力和人均财政收入占全省县级人均财政收入之比仍然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这与河南省市县财政体制转换过程中实行的"保存量、调增量"这一维护市县既得利益的改革策略有关。扩大县级财政自主权,应比照省市财政关系重新界定省级财政与县级财政的收支范围,并建立省对县的激励性转移支付制度。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及其风险成因研究——基于财政机会主义的视角

我国在财政体制上属行政集权下的财政联邦主义,在政绩合法性建设环境中,形成了强激励机制与软约束机制的制度安排,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建设和发展是这一制度安排下财政机会主义的产物;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央政府的系列应对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原有制度安排的非均衡性,致使地方政府的财政机会主义泛滥,并在融资平台的建设上出现"井喷",融资平台风险凸现;因此,化解融资平台风险的根本性措施应是改善制度环境、扭转现有制度安排的非均衡性并进行优化.     

压力型动员:改革后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的供给之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发生了深刻变迁,以行政权力为轴心的压力型供给体制的形成,对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治理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一体制的支配下,有关义务教育治理规则的制定权掌握在中央政府部门的手中,其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偏好来划分农村义务教育的事权范围,供给责任下移因此有了制度的空间.但农村义务教育与一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利益并不完全一致,要保证下移的各项任务和指标的落实,中央政府部门必须要利用行政权力的优势,通过政绩考核的方式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压力和激励.这种压力型的体制赋予基层政府的只是外在的压力而非内在的激励,所以,无论制度内财力是否充足,基层政府始终有再甩"包袱"的卸责冲动,制度外供给也因此成为了改革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的主要路径.     

地方政府非预算财政膨胀的成因及对策

地方政府非预算财政包括地方预算外资金和地方制度外资金.地方政府非预算财政的持续膨胀,严重违反了预算的完整性原则.地方政府非预算财政膨胀的成因主要包括: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不断扩大,财政收入筹集中地方税权有限,具有均等化功能的均衡性转移支付比重较小,税收返还的基数法、专项转移支付分配方法无益于横向均衡.化解地方政府非预算财政的膨胀,需要中央政府在集中财力的基础上下放事权和财权,并通过转移支付对地方进行财政调控.     

城镇化中地方政府融资负债的中外差异性研究

在城镇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地方政府资金缺口越来越大,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汲取行为,从表面上看,是地方政府一种制度外负债融资行为,但实质上,却体现地方政府投资职责与权限的边界问题。通过对比中外关于地方政府融资负债的相关研究,发现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我国地方政府资本型公共产品事权及与之相匹配的财权研究缺乏,由此也就难以形成对地方政府融资负债风险的明确定论。     

改革开放后农村义务教育供给责任变迁的制度逻辑及启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责任的变迁有着自身的制度逻辑,是中央与地方博弈的结果。这些制度逻辑包括:分权化改革与政府间利益的分化;政府间的博弈与教育筹资责任的基层化;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等与对制度外筹资的依赖;激励、约束机制不兼容与政府的卸责化冲动,等等。要解决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和激励、约束机制不兼容问题,在不改变现有财政体制的前提下,必须加强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设计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