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背景下彝汉杂居村落湖村的宗教信仰与族群认同

宗教与族群认同是人类学领域重要的研究议题之一,在云南石林一个彝汉杂居村落中,长期以来宗教都是当地族群区分的重要文化机制,不同时期宗教与族群认同呈现出不同状态.在市场化背景下,民族文化资本化导致宗教的族群区分功能强化,村落中的汉族与彝族撒尼人族群分化由此加剧.为申明其文化产权,与汉族进行资源竞争,撒尼人极力强调村落宗教的“民族”性而淡化其社区性,以此切断汉族与之共享的文化纽带,导致新的族群隔离形成.     

论宗教对族群边界论的功能解释——对纳家营汉族“马天君”神话的宗教人类学解释

云南通海纳家营村是一个以回族为主体,回、汉、彝等民族杂居的村落,有着回族身份的魁阁马天君新神话人物在汉族社区中的出现,隐喻纳村回汉关系里超越民族文化边界的历史面相,这一个案对于族群边界理论中族群宗教文化的解释理论有所补充。超越族群边界神话故事这一宗教现象,成为宗教对族群边界功能界定与解释的一个具体范例。     

族群认同探析

族群认同是一种社会群体水平上的认同,是族群及其文化存在的基础。族群认同的研究应该立足于族群认同边界的持续存在和变化,而不能囿于族群的内部构成和历史。经由心性结构和社会现实决定的行为边界是理解当前中国少数族群认同的有效途径。     

论族群认同的情境性——瓦乡人族群认同变迁的田野调查

在社会文化和历史条件发生变迁的情境下,瓦乡人族群认同各因素均出现双重认同趋势,但他们通过共同的遭遇这一原生性纽带,凭借语言认同把族群成员凝聚起来。     

城市散杂居少数民族的融合与发展——广州世居满族文化重建过程中的人口变迁

广州世居满族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从京津派驻广州的八旗官兵的后代.二百五十一年来其人口变迁注释了他们在广州进行文化重构的过程,尤其显示出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个城市散杂居少数民族族群不断强化族群认同,争取自我发展机会,完全融入广州现代社会.同时,人口变化数据也显示了他们未来发展所面临的诸多困难.希望得到国家、地方社会和民众的共同关注.     

城市散杂居少数民族的融合与发展——广州世居满族文化重建过程中的人口变迁

广州世居满族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从京津派驻广州的八旗官兵的后代。二百五十一年来其人口变迁注释了他们在广州进行文化重构的过程。尤其显示出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个城市散杂居少数民族族群不断强化族群认同，争取自我发展机会，完全融入广州现代社会。同时，人口变化数据也显示了他们未来发展所面临的诸多困难，希望得到国家、地方社会和民众的共同关注。     

以村落为中心的地方性集体祭祀仪式——广西平果县感圩屯花婆庙个案考察

以广西平果县感圩屯花婆庙为例考察发现,以村落为中心的地方性集体祭祀仪式,除了体现人们保健康、祈平安的愿望外,其融洽村民感情,发挥村落平等、团结、合作的族群认同、村落认同的功能依然存在.     

民间节日与族群认同——基于湖南潭溪社区的实证研究

“五龙”、“六龙”是潭溪土家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二者从正反两个方面强化了潭溪土家族的认同与凝聚.一方面,“五龙”、“六龙”为族群成员提供了交流的场所,为族群文化营造了集中展演的文化空间,强化了共同起源的意识.另一方面,“五龙”、“六龙”中又充满了分化与竞争,既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族群内部村落、宗族的边界,使之形成一个相对平衡的结构,又具有“减压阀”的功能,把族群内部的冲突仪式化、戏剧化,使之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从而维护了族群整体的均衡和完整.     

仪式变迁与乡村社区整合——以广南县阿科村的祭竜仪式为例

文章通过对云南省广南县阿科乡阿科村这一包含壮、汉、苗多元族群的新兴移民村落的田野调查,考察阿科村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壮族的祭竜仪式变迁历程,解读壮、汉、苗三个族群具体利用传统的仪式资源来协调族群之间出现的冲突,达到族群整合的效果,最终获得社区族群的和谐过程,探讨传统民间信仰资源对构建现代多民族社区的和谐所能提供的潜在贡献.     

民族识别与族群认同——以湘西红土溪村的民族识别过程为个案

从理论上说,族群认同与民族识别因族群与民族分别具有文化属性与政治属性而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但是在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族群认同是建立在民族识别工作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它已由原有的文化表征发展为具有功利性的可以获得实际利益的象征物.湘西红土溪村土家族民族成份的更改以及族群认同变迁的个案,可望引起人们对现代中国族群关系演变过程的再认识.     

《阿诗玛》叙事话语的变化对民间文化研究的反思

作者从云南彝族撒尼人的民间叙事诗《阿诗玛》整理改编的历史梳理出发,认为更多的学者只是从历史的角度切入民间文化的研究,这种研究态度形成了当今中国民间文化研究的两大取向一是普同性倾向,漠视民间文化现象的地方性特点;一是社会进化论的线性视野,在潜意识中将民间文化看作是现代化的对立面。作者认为应关注民间的、边缘的或者地方性叙事,既是对历史和当下文化的一种实证态度,也能使不同的文化形态获得各自的生存空间,共同构建多元文化。     

当前我国民族教育研究前沿与热点问题综述

当前我国民族教育研究围绕国家民族教育政策及民族教育的科学理论基础形成的研究热点问题，主要包括：民族教育政策研究、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学校教育关系研究、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民族地区双语教学研究、民族团结教育研究等。透析这些民族教育学科前沿的研究领域，对于进一步推动民族教育研究、深化民族教育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20年来我国散居民族研究综述

散居民族是相对于聚居民族而言的，指居住在民族自治地方以外的少数民族，或居住在民族自治地方以内，但不是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散居民族工作是我国整个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20年来，国内学术界已有相关论著从散居民族的概念、概况、政策法规、权益保障、散居民族工作、民族乡工作、城市民族工作等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各地在民族工作实践中也积累大量的经验，促进了散居民族的平等、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述要

本文从中国近代史学对民族史的研究、中国民族史学对近代史的研究两方面总结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的成绩与不足,认为近代史和民族史学科界线分明,较少交叉与对话,同时影响了两个学科的全面发展,从而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民族史视角"观点,主张从我国多民族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问题。     

略论云南历史上的族际通婚

族际通婚即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联姻,是促成民族融合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之一。在我国,族际通婚主要包括汉族与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相互之间的通婚联姻两种基本类型。本文谨据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和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族际通婚的历史渊源,汉晋之世夷汉通婚的"遑耶"制度,以及南诏、大理时期和元明以来的族际通婚的历史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与社会功能,进行探索讨论和归纳总结以供参考。     

四川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战略转型与升级

当前乡村旅游已成为乡村发展的新动力，循环经济理念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天然的关联性。实现四川民族地区乡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应以循环经济为导向，统筹考虑生态保护、旅游扶贫与致富、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及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等战略目标，加快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战略转型与升级，扩大其辐射与带动作用。     

党的民族政策与边疆多民族地区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以云南为例

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决定着民族关系的状态,发展和谐的民族关系一直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核心理念。作为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云南在运用党的民族政策构建和谐民族关系中取得了良好成效,其做法对边疆多民族地区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在当前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背景下,还有必要进一步强化"多元一体"的民族政策价值取向,构建权利义务对等的民族政策输出机制,构建必要的民族意识调控机制,建立边疆多民族地区公共危机应急处理机制,建立以法律手段为主的民族政策实施方式,以实现党的民族政策持续促进边疆多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和谐。     

少数民族传统自治制度的整合研究——基于转型期农村基层治理的视角

面对社会转型对民族地区农村基层治理作用的凸显及挑战，少数民族农村治理应充分结合区域的特殊性与乡村发展的传统轨迹，创造性地探索有效的治理方式与机制。本文立足于转型期少数民族农村基层有效治理这一视角，通过考察传统自治制度的内容及其变迁历程，并运用民族政治文化和制度功能分析方法，揭示了转型期对传统自治制度进行整合的必要性。     

“三语背景”下云南跨境民族学生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研究

本文使用Phinney(1992)多群体民族认同量表和ValkKuar(2001)民族认同量表,以3905名云南跨境民族学生为对象,调查研究了跨境民族学生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问题。研究得出结论:(1)云南跨境民族学生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总体上都处于"比较认同"的水平;(2)云南跨境民族学生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都存在性别、地州、学历差异。     

彝族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一个世纪以来 ,彝族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 ,也是国际学术界重视的热点。彝族史研究及彝族史编撰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但在彝族族源、彝族文字起源等方面仍存有争议。彝族史研究要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尚需在拓展研究领域、扩大国际影响以及学科体系与学科梯队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