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土地环境退化的成因与国外政策设计的启示

非点源污染的广域性、随机性和监测困难,使得非点源污染治理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难题.即使在发达国家,非点源污染治理政策设计仍然面临诸多困难,包括:如何从政策角度诱导和激励农户的土地保护行为、政府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支持农业土地保护技术变革和与农户分担土地保护的成本、如何通过劝说和教育方式诱导小规模养殖场遵从政府管理规定.中国农村土地环境管理的关键在于政策与制度创新.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粗放经营为特征的传统发展模式,使得中国的非点源污染政策设计面临更大困难.中国农业污染的事前预防,显得更为迫切;考虑农业生产行为变化的环境和社会效果后的资源保护行为变化的政府与农户成本分担是政府环境政策制定的基础;如何通过激励机制诱导农户的资源保护技术参与行为,对于未来中国农村生态环境管理政策创新意义重大.     

我国环保政策绩效评价及其利益格局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全面提升环保力度,在寻求制度与体制创新的基础上,推出一系列标本兼治的环保政策,但生态环境污染却愈演愈烈,政策效应未如人意。本文从政策绩效的角度,以监测数据为依据,对我国近十年来生态环保政策的实施绩效作出初步评价,进一步探究政策走样的成因及各利益主体的博弈关系。作者认为,构建环保绩效评价体系,引导地方政府作为,刚性约束各种利益主体,是提升我国生态环保政策执行效果的有效路径。     

社会政策过程中不同政策主体之间的博弈分析:关系及格局——以淮河污染防治为例

以淮河污染防治政策为例,运用经济学中博弈分析的工具对我国的环保政策实施过程进行制度分析。在治淮过程中,由于委托—代理、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等问题的存在,不同的政策相关主体表现出不同的行为选择。一方面,中央政府无法规避政策执行者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政策所涉及到的有关对象在认知与目标方面的差异,以及正式规范与非正式规范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也会影响到政策的最终产出。     

基于政策协调视角的农业支持执行保障研究

执行保障是农业支持功效发挥的必要条件。支农政策之间存在摩擦与冲突的事实,决定了政策协调是农业支持执行保障的重要研究视角。据此,有必要在设计层面,通过实现政策择定的理性化、民主化、系统化,完善支农政策择定机制;在运行层面,通过重视区域差异性、个体异质性、部门协作性,健全支农政策完备程度;在管理层面,通过加强中央政府宏观监控能力、强调地方政府执行主体地位、减少基层政府政策扭曲机会,修正支农政策委托代理弊端。     

法团主义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义务教育政策研究

留守儿童这一处于教育关键时期的群体教育问题的日益突出,虽有国家强制力实施的义务教育政策,但各地区间政策落实的不合理,教育发展不均衡仍相当严重。揪其原因是政策主体在制定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相关政策过程中,面临利益选择和利益整合的困难。本研究通过留守儿童教育政策研究的视角,针对各主体参与程度的不同,创新性的提出法团主义理论下的留守儿童义务教育政策问题,试图探索出一条改善留守儿童教育现状中各领域主体如何发挥积极作用的合理路径。     

医务工作者视角下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基于晋西南X县的实地研究

作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主体,医疗系统对政策的评价是分析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指标。基于对晋西南X县新农合政策的调查及对各类医务工作者的访谈,文章从政策主体的视角分析了新农合政策的实施效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研究表明,各类医务工作者一致肯定了新农合政策有利于缓解农民的就医压力,但同时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为了提高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仅要完善新农合政策的细则,还需要加强对医疗系统的监督和管理。     

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的量化分析——基于2010—2023年政策文本的经验证据

优化调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的整体布局,对于加速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策工具—政策目标—政策执行主体的三维分析框架,可以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我国2010—2023年国家层面出台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进行量化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偏好于采用环境型政策工具,把生态保护与环境修复作为最重要的政策目标,而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少,对构建优质生态产品营商环境和建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重视不够,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参与较少。因此,必须注重各种政策工具的均衡匹配,强化政策目标的优化设计,充分发挥各参与主体的作用。     

2006—2014年我国创新政策制定主体协同问题研究

创新政策主体是创新政策系统的核心部分,包括政策制定主体和执行参与主体。对创新政策制定主体间协同关系的研究对于完善我国创新政策系统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6—2014年我国中央部级及以上部门制定颁布的创新政策文本的统计,以部门联合发文状况体现创新政策主体间的协同关系。研究发现,政策主体协同成为创新政策制定与颁布的趋势,并且协同程度不断加强。但同时各创新政策制定主体的作用发挥不平衡,不同政策主体间协同度差异过大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在创新政策制定过程中,应通过重构跨部门协调体系来进一步完善我国创新政策主体协同机制,进而推动国家创新体系整体层面的深化改革。     

农业非点源排污权交易分析与机制研究

当前,农业非点源污染已成为我国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相对于点源污染,农业非点源污染的边际消减成本较低,加之不同农业非点源污染的边际消减成本也存在差异,这就为排污权交易在农业非点源污染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有利条件。文章在对农业非点源排污权交易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传统排污权交易机制在农业非点源领域的不适用性,提出了基于排污权银行的排污权交易机制,并就其在农业非点源排污权交易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     

国外农业的生态政策

西方国家农业环境在工业革命后遭受污染。他们曾借鉴我国传统农业 ,兴办生态农场 ,继而出台一系列农业环境保护政策 ,并从 2 0世纪 80年代起实施生态农业补贴 ,90年代加大农业环保支持力度。我国农业生态环境功能现处于下降趋势 ,须从生态转移支持、开发环保技术、制定环保标准、加强农业环境立法等方面确保农业安全     

底线公平论阈下新农合筹资政策的公平性

随着我国新农合的全面覆盖,新农合在实施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在众多问题中,新农合筹资政策的社会公平性问题尤为凸显。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各筹资主体均以个体利益的损益关系作为筹资政策社会公平的考量标准。化解各筹资主体对新农合筹资政策社会公平质疑,提高新农合活力和新农合全民覆盖率,以及实现新农合的可持续发展,须从制度或政策的责权关系出发,加快各筹资主体筹资理念转变的步伐和动态设计各筹资主体的筹资标准。     

我国农村环境污染防治政策演进研究

分析我国的农村环境污染防治政策并探寻体制机制创新,有利于解决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污染防治中的难题,也有利于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在构建政策文本三维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对615份政策文本进行统计与聚类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1979-2019年政策演进的特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村环境污染防治政策经历了起步、发展和成熟阶段,政策发文主体多元化并呈现联合化趋势,政策文本类型多样,政策内容逐步完善,政策工具体系已经建成.以上特征均表明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已具备了较好的政策基础,但是现有政策和政策工具也存在一些不足.基于此,分别就政策制定和政策工具提出一些建议.     

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农业政策比较分析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先后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农业政策,既在重视制定农业政策、依据形势变化调整农业政策方面具有共同特点,又在农业政策的指导纲领、阶级基础、政策侧重点、实施方式等方面存在着根本不同.通过对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农业政策异同的比较,可以得出对今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几点启示.     

试论教育政策文化的形成——以民族预科教育政策为例

教育政策是基于一定意识形态的教育资源分配。教育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是传递某种观念和取向的最有效途径,也是构建文化的重要机制。教育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可以看做是观念流转过程、生产主导性政策文化的过程。以民族预科教育政策这一典型案例分析,可以深刻理解教育政策文化的构建过程及其带来的影响。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对于如何更好地实施扶持弱势群体和发展不利地区的政策,教育政策文化分析能够提供一个有效的途径和新的视野。     

政策适用主体及其政策态度分析

政策适用主体是相对于政策制定主体和政策执行主体而言的,是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在实施公共政策过程中所发生影响和作用的承受者。作为影响政策执行的当然变量,政策适用主体对政策执行会产生一系列根本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正向或负向间的切换,取决于政策适用主体的政策态度——顺从或不顺从。因此,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洞察政策适用主体的政策态度并不断提升他们的政策顺从度是政策执行主体所必须面对的要务,也是其义不容辞的职责。     

公安机关职能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实施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公安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在政策与法律，宽与严，公安机关与检察、审判机关，刑事执法与行政执法，横向与纵向等诸方面需要思考和完善；充分发挥其侦查犯罪和执行刑罚的职能，明确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地位，重视各诉讼环节的相互配合，各执法机关的相互协调，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论区域合作中的政策冲突及其协调

区域合作的关键是协调各利益主体和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促进各地区的有序发展。在区域合作过程中,由于政策制定主体的多元性和非隶属性,各地区往往根据本区域制定政策,出现各自为政,政策相互冲突的现象,阻碍区域合作的顺利进行,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由于区域合作涉及到多个地区之间、多个领域的合作,政策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关键是如何化解和协调政策冲突,更有效的促进区域合作。这就要求加强政策价值引导、完善公共决策体制、提高公共政策技术,避免和协调政策冲突。     

中国的民族政策:成就与挑战

面对中国56个民族长期共存且发展极不平衡的状况，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这些政策的贯彻落实确保了中国各少数民族50多年的稳定和发展。然而，这些政策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利用中央集权的权威和计划手段制定并实施的，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和中国加入WTO的现实条件下，这些政策便面临着难以落实的挑战。如何构建既与市场经济体制和WTO规则相适应，又有利于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具体政策体系，便成为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     

社会政策中的家庭

家庭在社会政策中的地位和角色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作为政策背景,二是作为政策目标。家庭作为社会政策的背景有两层含义:一是政策制定以现实的家庭模式为前提和基础,二是政策实施以现实的家庭模式为环境和条件。为了社会政策实施顺利需要保持家庭模式稳定,于是家庭从社会政策背景发展到社会政策目标,这一逻辑清晰地揭示出家庭政策的性质。家庭政策的职能和任务不在于构建理想的家庭模式,而是促进各领域的社会政策更好地适应家庭变化,一方面减轻家庭变迁对社会政策实施的不利影响,提高社会政策的成效,另一方面使社会政策更契合变化中的家庭的特点,更好地发挥家庭功能。我国家庭政策既肩负着改造社会政策模式、促进社会政策合理性和有效性的使命,也肩负着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增强家庭功能的使命。     

政策网络:政策科学的理论创新

政策网络是西方发达国家研究后现代政策科学的主流话语和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它主要研究政策过程中相互依赖的行动者的稳定社会关系模式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在政策网络中,行动者在网络中的地位、政策参与者关系的强弱以及网络的开放程度都会影响政策后果.政策网络理论在发达国家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后果与政策变迁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作为后现代政策分析的新框架,政策网络是对传统政策分析理论的超越,它对中国政策科学的深入研究以及中国当前政策问题的有效解决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