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工企业转型升级的多元路径研究

 对代工企业的研究，理论界大多支持代工生产-代工设计-自主品牌的升级路径，但该观点与代工企业的实践并不相符。许多已经建立自主品牌的代工企业，仍然以代工组装和代工设计业务为主，并积极开拓不同形态的代工业务。        针对上述矛盾，采用纵向多案例比较的研究方法，以北京好利阀业、上海岱美、富士康3家企业为例，基于非研发创新和需求拉动创新等理论视角，对代工企业转型升级的多元路径进行探索性案例研究。通过对3家案例企业的升级阶段、升级模式、客户需求和核心能力的证据资料对比分析，重新构建U形曲线的代工企业转型升级新路径。        研究结果表明，对于代工企业，尤其是资金、技术和人才不足的代工企业而言，代工生产-代工设计-自主品牌的升级路径并非连续且必要的升级路径。切实有效的升级模式是在客户需求的拉动下，代工生产企业通过持续不断地创新产品和服务问题解决方案、创新产品研发设计和服务流程、通过自主设计以及发展多元业务等，最终实现转型升级。        上述结论从产品和服务两个维度，将代工企业的升级细化为4个阶段和7个环节，突破了已有聚焦在代工生产-代工设计-自主品牌直线升级的惯性逻辑，进一步细化和丰富了全球价值链以及微笑曲线的环节。        研究结果明确了品牌客户持续提升的需求是拉动代工企业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代工企业应该重视客户需求，并鼓励品牌客户多提要求、提高要求。非研发创新是资源短缺的代工企业突破路径依赖、实现转型升级的有效模式。     

政策风险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

 东道国政策风险是影响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关键因素。已有研究主要从制度理论的合法性视角出发，认为跨国企业应该采取制度同构的方式获取合法性，即选择合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的东道国。该视角认为政策风险是跨国企业只能被动适应而不能主动利用的外生因素，忽视了拥有能动性的跨国企业在管理政策风险方面扮演的是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        基于制度理论的能动性视角并且结合企业资源基础观，探讨政策风险对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机理。以2003年至2014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投资新建的海外子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Stata 12.0软件和Logit回归分析，系统分析政策风险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中国跨国企业母公司的所有权性质、国际化经验和组织冗余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中国跨国企业拥有采取制度创业的方式获取合法性的政治能力，因此，政策风险对中国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具有正向影响，即中国跨国企业倾向于选择独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的东道国；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独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的东道国；国际化经验提高了中国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东道国的可能性；组织冗余降低了中国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东道国的可能性。        通过引入制度理论的能动性视角，研究结果拓展了关于东道国政府的政策风险影响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研究；从企业资源基础观出发，考察二者关系成立的情景条件，扩展了理论的适用条件和范围；中国跨国企业的国际化过程是资产扩大与资产利用动机的结合，丰富了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的国际化理论。相关研究结论对于以中国企业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在进入政策风险较高的东道国时采取制度同构还是制度创业的方式获取合法性具有一定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私人关系对组织间关系的 影响机制研究

  企业边界人员之间的私人关系对组织间关系的重要影响得到理论界和管理实践者的一致认可，但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私人关系对组织间关系的直接影响，缺乏对间接影响的考量，缺乏从企业外部环境的视角探讨私人关系影响组织间关系的边界条件。         基于关系营销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以关系规范为中介变量，以环境动态性(包括市场波动性、竞争强度和技术波动性)为调节变量，构建从私人关系到组织间关系的中介模型，并建立5个研究假设。为了检验模型和假设，以制药企业与其分销商的关系为研究情景，通过问卷调查从制药企业收集数据，获得508份有效问卷，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多元层次回归分析验证假设。         研究结果表明，①企业边界人员之间的私人关系能够促成企业间关系规范的形成；②私人关系通过关系规范对组织间关系产生影响；③环境动态性的市场波动性、竞争强度和技术波动性3个维度显著调节私人关系对组织间关系的影响。竞争强度和技术波动性强化了私人关系对组织间关系的正向影响，而市场波动性弱化了私人关系对组织间关系的正向影响。         研究结果揭示了关系规范在私人关系对组织间关系影响中的作用路径，丰富了私人关系、组织间关系、关系规范三者关系的理论研究，为组织间关系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引入环境动态性作为调节变量，也为私人关系与组织间关系权变因素的研究做出了理论贡献。在实践方面，研究结果可以帮助企业管理者更加了解组织间关系的影响机理，从而能以更科学合理的方式发展组织间关系，构建紧密的渠道合作关系。     

联盟惯例对企业双元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为了获取互补性资源，提升创新能力，运用战略联盟应对多变的外部环境。战略联盟中涵盖多样性的伙伴，其管理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现实中战略联盟的高失败率充分体现了这一现象。联盟惯例是维持并协调战略联盟运行的关键因素，但已有研究对于联盟惯例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存在何种联系的认识是模糊的。         基于组织学习、资源理论和创新管理理论，从联盟惯例的内涵出发，研究联盟惯例的行动逻辑、内隐规范和交互共识3个维度分别对企业双元创新能力(突破性创新能力和渐进性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剖析联盟惯例通过组织间学习的中介作用对双元创新能力的影响。在以吸收能力作为情景变量时，研究联盟惯例通过组织间学习的中介作用对双元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构建联盟惯例、组织间学习、吸收能力与双元创新能力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通过对264家联盟企业进行问卷调研获得研究样本，运用分层回归分析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揭示联盟惯例提升企业双元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联盟惯例的行动逻辑、内隐规范、交互共识对企业双元创新能力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联盟惯例对渐进性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更大。组织间学习在联盟惯例对双元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中有中介作用；吸收能力在行动逻辑和内隐规范对双元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中起调节作用，但对交互共识影响双元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通过构建联盟惯例对双元创新能力的作用框架，呼吁增加对战略联盟研究中非契约手段的关注，促进组织间学习和吸收能力这两种不同层面创新行为的双向理论融合，并为企业协调战略联盟内部要素间关系、提高和重塑企业创新竞争优势提供关键的实践指导。     

工作场所乐趣对员工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

  创造有趣的工作环境已经成为重要的管理手段，不少组织通过设计和引导工作场所乐趣，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并有效地缓解情绪衰竭。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背景下，工作场所乐趣为激发员工创新行为提供了新颖的视角。然而，工作场所乐趣的学术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实证研究不足，工作场所乐趣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更是匮乏。         基于情感事件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从情感和资源双重视角建构理论模型，分析不同维度的工作场所乐趣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深入探讨乐趣体验和工作繁荣的中介作用。通过两阶段的问卷调查，收集贵州、山东和上海等地区10家企业共计383份有效样本，基于Mplus 7.0，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bootstrapping方法，验证提出的理论假设。         研究结果表明，①乐趣活动和同事社交对员工创新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个人自由对员工创新行为的作用不显著；②乐趣活动通过乐趣体验和工作繁荣两条中介路径影响员工创新行为；③同事社交仅通过工作繁荣间接影响员工创新行为；④个人自由则经由乐趣体验间接影响员工创新行为。         研究结果揭示了乐趣活动、同事社交、个人自由通过乐趣体验和工作繁荣对员工创新行为的不同影响路径，不仅支持和验证了不同维度的工作场所乐趣具有差异化作用的学术观点，丰富了工作场所乐趣的理论研究，还为员工创新行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研究结论对组织管理实践有一定启示，管理者应积极开展乐趣活动促进员工间的互动来打造有趣的工作场所，但要谨慎看待个人自由。同时要注意工作场所乐趣对员工的乐趣体验和工作繁荣的引导，从而有效地促进创新行为。     

研发模式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知识基础的调节作用

 在创新日益呈现出复杂性、系统性和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企业对合作研发和内部研发两种研发模式的合理选择及组合运用是提升创新效果的重要途径，但目前的相关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方面，合作研发和内部研发两种研发模式对不同类型创新(如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的影响机理和影响效果是否存在差异还未被厘清；另一方面，企业层面特征(如知识基础)对企业研发模式与企业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在已有研究中较少涉及。        针对上述研究现状和现实背景，整合知识基础观和创新管理相关理论，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方法，收集310家制造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企业合作研发和内部研发对其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以及知识深度和知识宽度对企业研发模式与企业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内部研发，合作研发对突破式创新绩效的影响更突出；相对于合作研发，内部研发对渐进式创新绩效的作用更为明显。知识深度在合作研发对突破式和渐进式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并正向调节内部研发与渐进式创新绩效的关系，但负向调节内部研发与突破式创新绩效的关系；知识宽度在内部研发对突破式和渐进式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并正向调节合作研发与突破式创新绩效的关系，负向调节合作研发与渐进创新绩效的关系。        在理论层面，考虑了不同研发模式对不同创新类型的影响，丰富了研发模式与企业创新领域的研究成果；引入知识基础作为调节变量，也为研发模式与企业创新之间权变因素的研究做出增量贡献；跳出了相关研究中关于合作研发与内部研发究竟是替代性还是互补性关系的争论，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在管理实践层面，企业应根据自身的知识基础以及期望提升的创新类型来选择合适的研发策略。     

数据赋能驱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敏捷制造案例研究

  世界经济的发展呼唤先进制造理念和制造技术，敏捷制造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制造业企业通过了解实现敏捷制造的过程机理，可以使其灵活地运用各种先进生产技术促成敏捷制造。然而，已有对制造业企业实现敏捷制造过程的研究缺少契合当前情景的视角以及完整、清晰的探究。         鉴于此，引入赋能概念，从数据驱动的视角对青岛酷特智能公司的研发、生产和营销3个阶段进行深入分析，结合扎根理论的3级编码技术，构建制造业企业通过数据赋能实现敏捷制造的过程模型。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构建敏捷制造的开放式概念框架，通过调研访谈、实地考察等方式获得分析数据，分析并构建制造业企业实现敏捷制造的过程模型，结合已有研究对该模型进行进一步讨论和完善。研究过程严格遵循理论构建的理论-实践-理论研究逻辑。         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敏捷制造能力可以通过高效对接消费者需求与资源以及提高中间对接环节的效率来打造。从数据驱动视角看，数据化、标准化和联网化是制造业企业实现敏捷制造的核心所在。一方面，数据化和标准化可以提高数据的可接入性和流通性，减少制造加工环节的延缓；另一方面，联网化可以让需求数据直接对接企业的资源和制造过程的设备，进而实现资源的自动整合，打造企业高响应速度、高质量、低成本的供给。         从数据驱动视角构建的敏捷制造过程模型系统详细地解释了制造业企业通过数据赋能实现敏捷制造的过程，完善和拓展了关于敏捷制造的研究，为未来敏捷制造实证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和启示。此外，为了给企业实践提供更加详细、明确的指导，给出基于数据赋能驱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敏捷制造的实践指导步骤。     

母公司非垄断者条件下跨国公司研发模式选择研究

 跨国公司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如何在不同地区获得不同知识，并在自身运营中高效运用这些知识。因此，跨国公司如何选择研发模式以获得不同的知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针对跨国公司研发模式的选择，用博弈论构建一个母公司非垄断者条件下包括母公司、子公司及其竞争者在内的模型，用该模型分析跨国公司在集中研发和分散研发条件下的均衡产量和均衡利润。基于古诺模型构建博弈模型，关注跨国公司的研发模式，包括母公司所在市场上竞争对手的知识转移给母公司的份额、母公司的知识转移给子公司的份额、母公司的知识转移给竞争对手的份额、子公司所在市场上竞争对手的知识转移给子公司的份额、子公司的知识转移给母公司的份额等知识因素。采用MAPLE软件进行求解，通过对均衡产量与均衡利润进行比较，得到母公司非垄断者条件下跨国公司进行研发模式选择的充分条件。        研究结果表明，母公司竞争对手的知识转移给母公司的份额、母公司的知识转移给子公司的份额、子公司所在市场上的产品替代率和子公司的知识转移给竞争对手的份额对集中研发模式有正向影响，对分散研发模式有负向影响；母公司所在市场上的产品替代率、母公司的知识转移给竞争对手的份额、子公司竞争对手的知识转移给子公司的份额和子公司的知识转移给母公司的份额对集中研发模式有负向影响，对分散研发模式有正向影响。        研究结果意味着集中研发和分散研发的优势都受到知识因素和市场因素的影响，并不存在针对非垄断者条件下跨国公司的最好研发模式，但对于一个具体的非垄断跨国公司确实存在一个最合适的研发模式。     

母国区域制度质量对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

  海外市场进入模式是跨国企业实现国际化战略目标的重要战略决策。虽然国内外学者已经意识到制度因素对新兴市场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但大多集中在对东道国制度环境影响的研究，很少考虑母国区域制度环境的复杂性，且缺乏相应的实证检验。         在此背景下，基于制度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探讨母国区域制度质量对中国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机理。以规制差异和文化差异为调节变量，以社会资本为中介变量，构建母国区域制度质量与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并以2015年进行海外市场投资的210家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①母国区域制度质量与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呈正相关关系，即所处的母国区域制度质量越好，民营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独资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②母国与东道国间的规制差异和文化差异负向调节母国区域制度质量与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正向关系；③社会资本对母国区域制度质量与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关系起部分中介作用，即民营企业获得的社会资本越多，对市场信息等方面的把控能力越强，越倾向于采用独资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         研究结果展现了中国市场分割情景下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独特性，拓展了国际商务领域对新兴国家制度环境的理解和认识，促进了制度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在国际商务领域的应用和发展。在管理实践中，民营企业在进行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决策时，应充分考虑其所在的区域制度环境，同时也要善于构建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以提高企业战略决策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包容型领导对下属创造力的双刃剑效应

 创新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动力，而企业的创新要依赖于员工的创造力。因此，如何提高员工的创造力成为组织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热门话题。领导者作为组织管理的关键和灵魂，领导风格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备受关注。然而，领导风格往往具有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的两面性。        为验证包容型领导对下属创造力的双刃剑效应，基于组织支持理论和领导力-创造力模型，构建以团队心理安全感为促进机制和以下属依赖为抑制机制的并列多重中介模型，从正反两个视角探讨包容型领导对下属创造力的影响机制。        通过对67家企业的468套上级-下属配对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①包容型领导对下属创造力的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为正向；②包容型领导与下属创造力之间，由团队心理安全感、下属认知依赖和下属动机依赖构成的多重中介作用显著；③团队心理安全感的中介效应为正向(前后两半段路径均为正向)；④下属认知依赖的中介效应为负向(前半段路径为正向，后半段路径为负向)；⑤下属动机依赖的中介效应为正向(前后两半段路径均为负向)。        研究结果验证了包容型领导对下属创造力的双刃剑效应，拓展了领导力-创造力模型和包容型领导理论，构建了包容型领导对下属创造力的影响机制模型，并找到了打开两者之间黑箱的钥匙，从多路径剖析包容型领导与下属创造力之间的传导机制，验证了下属依赖可分为下属认知依赖和下属动机依赖两个维度，并在综合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下属依赖、下属认知依赖和下属动机依赖的内涵进行界定。研究结论对营造和谐安全的组织氛围和提高员工创造力提供了理论参考和管理启示。     

组织创新氛围、工作动机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

 创新是企业应对复杂多变市场环境的重要战略，激发员工创新行为对企业实行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已有关于员工创新行为与组织创新氛围和个体工作动机关系的研究，一是较少关注外在动机在组织创新氛围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作用，二是侧重组织创新氛围整体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的探讨，忽视组织创新氛围各维度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的研究。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和个人-组织匹配理论，同时引入工作动机的两个维度(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为中介变量，构建组织创新氛围不同维度(自主工作性、团队协作和组织激励)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的跨层次中介模型。利用问卷调查方式，收集来自50家企业323名在职员工的数据，运用SPSS 21.0、AMOS 21.0和HLM 6.08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和跨层次回归分析，实证检验理论模型。        研究结果表明，①组织创新氛围的3个维度(自主工作性、团队协作和组织激励)对员工创新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②内在动机在自主工作性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团队协作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③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在组织激励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同时起部分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揭示了工作动机的两个维度(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在组织创新氛围的3个维度(自主工作性、团队协作和组织激励)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中的作用路径，丰富了组织创新氛围、工作动机、员工创新行为三者关系的理论研究，而且对组织管理实践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企业管理者应注重为员工提供一个创新氛围浓厚的“软环境”，并重视从员工工作动机视角改善组织管理。     

平台组织交互设计 及演化机制探究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对现有产业生态和企业组织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一些新兴的组织形态不断产生，其中探索和构建平台组织理论尤其重要。平台组织作为一种近解构系统，已有研究多侧重对演化能力和模块化作用的分析，对近解构系统的纵向维度(即权力维度)缺乏足够关注。         从平台组织管理实践中遇到的困惑出发，针对平台组织中以交互部分设计为代表的控制与演化的平衡问题，结合NK模型表达平台组织中的现实关系，进行仿真建模实验，依次探究平台组织在不同时期对小微模块适合的控制程度、小微模块不同演化方式对平台组织绩效的作用效果，以及不同维度环境变化中平台组织交互部分和演化机制的设计思路。         研究结果表明，①平台组织在发展初期对小微模块弱控制、强演化有利于取得更快的绩效提升，在发展成熟期对小微模块采取较强控制有利于取得更好的整体绩效；②平台组织本地搜寻与跨企业重构演化方式结合能够协同提升整体绩效，进入发展成熟期后采用跨模块重构方式不利于整体绩效提升；③比较环境变化的频率与影响范围两个维度，在频繁环境变化中平台组织本地搜寻演化方式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被更大程度地减弱，在大范围的环境变化中重构演化方式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被更大程度地减弱；④平台组织在高频环境变化中弱化对小微模块的控制，在低频环境变化中对小微模块实施较强控制有利于提升企业整体绩效。         利用复杂性方法建构平台组织的正式模型，从组织设计和演化机制两方面发展和丰富了平台组织理论，推动理论更进一步向实证检验的方向发展。研究中强调演化优势之外的权力维度对平台组织的重要性，发现平台组织在多种演化方式的协同上展现出相对于纯模块化组织的优势。建议管理者对组织架构和权力结构区分看待，并在模仿实践后兼顾学习和探索。     

本土需求情景下破坏性创新的形成机理研究

 已有破坏性创新的研究大多在“破坏性创新已经出现”这个假设下，探讨企业如何应对破坏性创新的挑战，较少涉及破坏性创新的前因和过程。通过中国情景下本土需求实现破坏性创新的企业案例，剖析本土需求引发破坏性创新的形成机理，将有助于丰富破坏性创新形成前因的研究。        选取3家本土电动汽车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3阶段编码程序对案例进行剖析，解析后发国家情景下本土需求的构成要素，探究本土需求引致破坏性创新的概念框架，分别从本土需求的形成过程和异质性内涵以及本土需求与企业破坏性创新关系3个方面解读概念模型，最终给出本土需求引发破坏性创新的机理模型。        研究结果表明，①本土需求是由经济约束、政府规制、技术条件和社会文化条件4个主范畴构成，4个主范畴之间的交互作用创造了异质性需求条件，最终引发本土需求外在表现的独特性。②本土需求的4个主范畴对破坏性技术重构的作用点存在差异。经济约束、政府规制、技术条件和社会文化条件形成的约束条件产生技术结构性破坏，经济约束和政府规制形成的约束条件往往产生技术功能性破坏。③本土需求引发破坏性创新的过程分为破坏性技术重构型路径、价值网络重构型路径、技术衍生价值网络重构型路径、价值网络衍生技术重构型路径。        在理论上，研究结果为探讨不同范畴的本土需求与破坏性创新关系模式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拓展了后发国家破坏性创新得以实现的基础和条件，描绘了后发企业基于本土需求构建破坏性创新的实现路径。在实践上，研究结果为后发国家的企业提供对策建议，使其能够有针对性的认知本土需求对破坏性创新的价值，并为后发国家政策有针对性地构造产业竞争规则提供理论支持。     

研发团队共享领导力行为的产生和对创新绩效的作用：基于垂直领导力的影响

 共享领导力是提高多元性、知识型的组织绩效的有效方式，但已有对研发组织领导力理论的研究大都侧重于垂直领导力对创新的影响，对共享领导力关注不足，而共享领导力作为一种随着团队发展而动态形成的领导力类型，已被证明是提高多元性、知识型组织绩效的有效方式；目前将共享领导力作为整体概念的研究思路能从宏观视角把握其作用机制，但不足以从微观层面揭示共享领导力的动态性的产生和作用。        基于领导力行为理论，从7个行为维度对共享领导力和垂直领导力进行解构，考虑垂直领导力的影响，从微观层面研究共享领导力的产生及对创新绩效的作用。运用访谈和参与性观察对4个研发团队进行全生命周期数据收集，通过多案例研究方法和规范的质性分析技术探究共享领导力行为在团队不同发展阶段的形成过程，以及垂直领导力行为对该形成过程的影响。区分创新绩效中的过程绩效、产品绩效和学习绩效，进一步揭示共享领导力和垂直领导力在促进不同创新绩效过程中发挥的不同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共享领导力不同行为的产生既直接依赖于垂直领导力，又通过依存环境间接依赖于垂直领导力；共享领导力的不同行为并非一次性形成，而是分别产生于团队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即在团队构建期首先形成跨边界领导行为，在成员磨合期形成激励行为和关怀行为，在规范执行期形成授权行为和变革领导行为；共享领导力行为的这种动态性决定了其直接作用于团队创新的学习绩效和产品绩效，对过程绩效没有直接作用，而垂直领导力行为则对过程绩效具有直接促进作用，并通过共享领导力间接作用于学习绩效。        在理论层面，从共享领导力行为角度分析其产生和作用，从微观层面挖掘其动态特性，解释了共享领导力和垂直领导力在促进创新绩效过程中的替代和互补关系，从而完善共享领导力的动态概念理论，也为后续的动态研究提供新思路。在实践层面，为研发团队管理中依据团队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型的创新绩效需求发展不同的共享领导力行为提供理论支持。     

智能健康硬件用户间歇性中止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人们开始使用智能健康硬件进行个人健康管理，智能健康硬件的采纳和使用行为也逐渐受到学术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当前智能健康硬件采纳和使用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用户在静态时点上的持续使用或中止行为，忽略了用户在中止使用智能健康硬件后重新使用的现象，即间歇性中止行为。        基于矛盾态度和情绪波动的视角，构建智能健康硬件用户间歇性中止模型，并检验态度不稳定性在矛盾态度与间歇性中止之间、情绪唤起波动在情绪效价波动与间歇性中止之间的中介作用，进一步检验模型各路径的性别差异。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428份智能健康硬件用户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用户对智能健康硬件的矛盾态度将带来态度不稳定性，并进而影响用户的间歇性中止行为，态度不稳定性也部分中介矛盾态度对间歇性中止行为的作用；用户对健康硬件的情绪效价波动正向作用于情绪唤起波动，进而促进用户的间歇性中止行为，情绪唤起波动完全中介情绪效价波动对间歇性中止行为的影响；对于间歇性中止行为的性别差异检验发现，男性样本中各路径的作用均显著强于女性样本。        研究结果阐述了矛盾态度和情绪波动对智能健康硬件用户间歇性中止行为的深层次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①将当前技术中止的概念拓展到用户间歇性中止，并厘清了间歇性中止的关键研究问题、概念内涵、变量维度及其与技术完全中止的区别，进一步丰富了技术采纳后行为的研究框架。②基于态度和情绪的理论框架，从矛盾态度和情绪波动的视角探讨智能健康硬件用户间歇性中止行为的影响因素。由于消极态度和负面情绪仅可以解释技术中止行为，无法准确解释间歇性中止，因此矛盾态度和情绪波动的引入，一方面为解释间歇性中止提供了新的视角，另一方面也丰富了当前信息系统领域个人情绪和态度的理论研究。③性别差异的检验有助于加深当前对于不同性别用户采纳和使用智能健康硬件的理解和认识。此外，研究结果有利于智能健康硬件服务商准确理解并把握用户购买后行为，为电子健康行业的发展提供实践和理论指导。     

回收模式对制造商渠道入侵策略的影响

  电子商务和互联网的发展导致企业销售模式发生改变，直销渠道入侵作为一种有效的竞争手段被越来越多的制造商采用。影响制造商渠道入侵策略选择的因素有多个方面，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供应链中制造商的渠道选择策略，但在闭环供应链背景下关于产品再制造对制造商渠道入侵策略选择影响的分析还非常有限。         基于闭环供应链中制造商回收模式选择的不同，研究制造商回收和零售商回收两种模式下制造商渠道入侵决策及对零售商、供应链系统和消费者剩余的影响。运用Cournot模型刻画直销与传统零售渠道之间的竞争行为，建立两种回收模式下制造商渠道入侵决策模型，并得到均衡结果。利用算例分析不同回收模式下制造商渠道入侵对供应链利润和消费者剩余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①无论制造商是否进行渠道入侵，制造商回收模式对制造商、闭环供应链系统和消费者均更有利，而零售商回收模式下的利润更高。②如果传统零售渠道的成本优势足够大，制造商的渠道入侵行为使零售商受益。③当回收量不受需求量约束时，两种回收模式下制造商最优渠道入侵策略相同；当回收量受需求量约束时，制造商回收模式下制造商渠道入侵能带来更高的增量利润，但零售商回收模式下制造商受益于渠道入侵的区间更大，且制造商渠道入侵对零售商更有利。         回收模式是影响制造商渠道入侵决策的重要因素，研究结果为闭环供应链中制造商的渠道选择决策提供帮助，并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借鉴和决策参考，在制定相关回收政策时应综合考虑回收模式与制造商渠道入侵之间的内在关系。     

合作电子商务价值创造的实证研究：情景双元理论

 开展企业间合作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企业获取电子商务价值的关键路径。有研究认为具备情景双元性的企业能够获取合作电子商务活动的长期成功，然而关于情景双元性的前因，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组织内的相关因素，缺乏对组织间合作商务管理因素的考虑。在合作电子商务的背景下，焦点企业需要构建一种企业间商务管理机制(即企业间情景)，同时追求企业间整合性和适应性，进而获取合作电子商务价值。        基于组织情景双元理论，从合作商务管理的视角，实证研究企业间IT治理(包括正式治理和关系治理)对电子商务双元能力(包括电子商务整合能力和电子商务适应能力)的使能作用以及电子商务双元能力的价值驱动机制。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205家企业中高层管理者的数据，基于PLS的结构方程和Smart PLS工具对研究模型进行假设验证。        研究结果表明，与关系治理相比，作为硬性情景因素的正式治理更利于电子商务整合能力的形成；与正式治理相比，作为软性情景因素的关系治理更利于电子商务适应能力的形成；电子商务双元能力能够同时兼顾并影响短期和长期企业绩效。验证了合作环境动荡性在企业间IT治理与电子商务双元能力之间的正向调节作用，还发现合作环境动荡性在电子商务双元能力对价值驱动过程中的差异化调节作用，即合作环境动荡性正向调节电子商务适应能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但在电子商务整合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研究结果扩展了情景双元理论在信息系统领域的应用，丰富了企业间合作电子商务领域的研究视角，对业界和学术界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差异化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资源转化视角

 差异化变革型领导是变革型领导多层次建构的结果。早期的变革型领导研究尚未触及领导层面的核心，而差异化变革型领导研究为分层面探讨领导理论提供了新视角。按照中国式交往原则，领导在不同的工作场所会根据与员工不同的关系质量形成差序格局，进而表现出差异化的领导行为。而资源守恒理论认为，差序格局是领导与员工间资源交换差异的结果。        基于资源守恒理论和领导-成员交换理论，将环境动态性、环境竞争性、领导-成员交换引入差异化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机制中，构建以领导-成员交换为中介、环境动态性和环境竞争性为调节的三维交互下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从资源视角揭示差异化变革型领导对创新行为影响的内在机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Bootstrapping法和双因素分析方法进行层面和简单效应分析，以25人以上的科技企业作为调研对象，收集软件研发、电子通信、生物医药、新材料制造等多个行业32家科技企业人力和研发部门的58个团队配对样本进行实证。        研究结果表明，团队一致性和个体差异性变革型领导均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领导-成员交换在个体差异性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团队一致性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间没有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与环境竞争性的交互项在个体差异性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间以领导-成员交换为中介的间接关系中有正向调节作用，且高动态-高竞争环境组合更能促进领导资源优化配置。        中国情景下形成的圈子文化更利于领导与员工间的资源互动，进而促进创新行为，且组织内外部环境的高度协同更能促进领导与员工间的资源转化进程。均衡分配领导资源可以直接促进员工创新，但并不利于二者间的资源交互。研究结果厘清了复杂环境下差异化变革型领导者与成员的资源传递机制，为解释中国本土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异常波动停牌与价格发现效率

  异常波动停牌是证券市场常见的价格稳定机制之一。已有研究对异常波动停牌的实施效果没有得到一致结论，支持者认为投资者能利用停牌对信息进行重新认识和修订，促使形成新的均衡价格；反对者认为停牌阻碍了投资者把潜在需求转化为交易，进而导致复牌后更高的交易量和价格波动。在中国的异常波动停牌制度是否应该被取消的背景下，探究异常波动停牌制度对价格发现过程的影响，对进一步完善交易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采用理性预期框架，引入噪音交易风险和资产价值的不确定性区分异常波动的原因，探讨不同条件下实施停牌的市场出清过程。一方面，异常波动停牌有利于增加市场交易者数量，从而降低定价误差；另一方面，异常波动停牌会增加资产价值的不确定性，使定价误差增大。基于这一逻辑，构建一个包含出清时间间隔、知情交易者学习过程和信息摩擦的市场出清模型，分析异常波动停牌对价格发现效率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①由于噪音交易风险较高、资产价值不确定性较小导致的异常波动停牌，虽然有利于降低流动性风险，但会降低价格发现效率；②由于资产价值不确定性的增加以及较低的噪音交易风险导致的异常波动停牌，虽然有利于提高价格发现效率，但增加了流动性风险；③同时满足噪音交易风险较高和资产价值不确定性增加导致的异常波动停牌，既有利于提高价格发现效率，又降低了流动性风险。总体来说，停牌实施效果的关键在于噪音交易风险和资产价值不确定性的大小，对于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股票，停牌有利于提高价格发现效率；而对于噪音交易风险较高的股票，停牌有利于降低流动性风险。         研究结论对进一步完善交易制度和提升中国金融市场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在现实金融市场中，连续竞价市场不一定存在市场均衡，极端情况下会出现市场崩溃，因此异常波动停牌制度有一定的必要性。     

高技术产业集聚模式与创新产出的时空效应研究

 高技术产业存在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和市场竞争3种集聚模式，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创新产出具有相关性。已有关于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创新产出关系的研究忽略了时间和空间因素的影响，导致研究的局限性。        基于此，以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探讨高技术产业集聚模式对创新产出的作用机制。从时间和空间视角，立足于产业整体和五大行业，分别引入时间滞后项、空间滞后项和时空滞后交互项，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高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和市场竞争3种集聚模式与创新产出的时空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呈现显著的空间依赖特征，表现为空间异质性，整体呈现高-高和低-低的空间集聚分布，同时还具有显著的累积循环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高技术产业多样化集聚短期内会对创新产出产生负向的区域内和区域间溢出效应，从长期看区域内溢出效应消失，区域间溢出效应由负向转为正向。集聚模式对创新产出的时空效应还存在行业差异，以行业为研究对象时，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创新产出短期内受到市场竞争的负向区域间空间溢出，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创新产出短期不仅受到专业化集聚和市场竞争的正向区域内空间溢出，还受到多样化集聚对区域整体的负向空间溢出，其他行业的创新产出没有受到集聚的显著影响；从长期看产业集聚对创新产出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        研究结果丰富了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创新产出关系的相关经验研究，为高技术产业集聚模式的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为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发展提供了战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