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模式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知识基础的调节作用

 在创新日益呈现出复杂性、系统性和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企业对合作研发和内部研发两种研发模式的合理选择及组合运用是提升创新效果的重要途径，但目前的相关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方面，合作研发和内部研发两种研发模式对不同类型创新(如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的影响机理和影响效果是否存在差异还未被厘清；另一方面，企业层面特征(如知识基础)对企业研发模式与企业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在已有研究中较少涉及。        针对上述研究现状和现实背景，整合知识基础观和创新管理相关理论，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方法，收集310家制造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企业合作研发和内部研发对其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以及知识深度和知识宽度对企业研发模式与企业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内部研发，合作研发对突破式创新绩效的影响更突出；相对于合作研发，内部研发对渐进式创新绩效的作用更为明显。知识深度在合作研发对突破式和渐进式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并正向调节内部研发与渐进式创新绩效的关系，但负向调节内部研发与突破式创新绩效的关系；知识宽度在内部研发对突破式和渐进式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并正向调节合作研发与突破式创新绩效的关系，负向调节合作研发与渐进创新绩效的关系。        在理论层面，考虑了不同研发模式对不同创新类型的影响，丰富了研发模式与企业创新领域的研究成果；引入知识基础作为调节变量，也为研发模式与企业创新之间权变因素的研究做出增量贡献；跳出了相关研究中关于合作研发与内部研发究竟是替代性还是互补性关系的争论，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在管理实践层面，企业应根据自身的知识基础以及期望提升的创新类型来选择合适的研发策略。     

企业研发分散化的新趋势与成因分析

继跨国公司技术创新国际化掀起了分散设立研发机构的浪潮之后,新兴出现的企业研发分散化的趋势是国内许多大企业纷纷将其研发机构分散的设立在母公司所在地以外的其他地区,特别的,这些机构往往集中在研发资源相对密集的区域研发中心.企业研发的分散策略、研发活动的外部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研发合作是企业研发分散化的成因.     

母国区域制度质量对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

  海外市场进入模式是跨国企业实现国际化战略目标的重要战略决策。虽然国内外学者已经意识到制度因素对新兴市场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但大多集中在对东道国制度环境影响的研究，很少考虑母国区域制度环境的复杂性，且缺乏相应的实证检验。         在此背景下，基于制度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探讨母国区域制度质量对中国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机理。以规制差异和文化差异为调节变量，以社会资本为中介变量，构建母国区域制度质量与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并以2015年进行海外市场投资的210家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①母国区域制度质量与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呈正相关关系，即所处的母国区域制度质量越好，民营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独资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②母国与东道国间的规制差异和文化差异负向调节母国区域制度质量与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正向关系；③社会资本对母国区域制度质量与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关系起部分中介作用，即民营企业获得的社会资本越多，对市场信息等方面的把控能力越强，越倾向于采用独资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         研究结果展现了中国市场分割情景下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独特性，拓展了国际商务领域对新兴国家制度环境的理解和认识，促进了制度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在国际商务领域的应用和发展。在管理实践中，民营企业在进行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决策时，应充分考虑其所在的区域制度环境，同时也要善于构建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以提高企业战略决策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政策风险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

 东道国政策风险是影响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关键因素。已有研究主要从制度理论的合法性视角出发，认为跨国企业应该采取制度同构的方式获取合法性，即选择合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的东道国。该视角认为政策风险是跨国企业只能被动适应而不能主动利用的外生因素，忽视了拥有能动性的跨国企业在管理政策风险方面扮演的是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        基于制度理论的能动性视角并且结合企业资源基础观，探讨政策风险对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机理。以2003年至2014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投资新建的海外子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Stata 12.0软件和Logit回归分析，系统分析政策风险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中国跨国企业母公司的所有权性质、国际化经验和组织冗余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中国跨国企业拥有采取制度创业的方式获取合法性的政治能力，因此，政策风险对中国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具有正向影响，即中国跨国企业倾向于选择独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的东道国；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独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的东道国；国际化经验提高了中国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东道国的可能性；组织冗余降低了中国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东道国的可能性。        通过引入制度理论的能动性视角，研究结果拓展了关于东道国政府的政策风险影响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研究；从企业资源基础观出发，考察二者关系成立的情景条件，扩展了理论的适用条件和范围；中国跨国企业的国际化过程是资产扩大与资产利用动机的结合，丰富了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的国际化理论。相关研究结论对于以中国企业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在进入政策风险较高的东道国时采取制度同构还是制度创业的方式获取合法性具有一定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董事会国际化、地区廉洁程度与研发投资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级政府纷纷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籍人才来华工作，国外智力的流入效应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并取得一些学术成果。很多中国企业邀请海外政要、学者或境外企业高管担任其董事，在董事会国际化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尽管从国外高薪引智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一条捷径，但鲜有学者实证检验董事会国际化与企业研发投资的关系。         基于高层梯队理论框架，使用2006年至2015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10 435个公司-年观测值，运用Stata 14.0和OLS多元回归模型，以公司董事的国籍特征为切入点，实证分析董事会国际化与企业研发投资的关系，并研究地区廉洁程度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外籍董事的加盟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研发投资，外籍董事占比越大，公司的研发投资越多。公司所在地的廉洁程度越低，董事会国际化对研发投资的正向影响越大。聘用外籍独立董事和外籍普通董事都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研发投资，但外籍独立董事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强度大于外籍普通董事。在廉洁程度低的地区，外籍普通董事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强度大于外籍独立董事。在稳健性检验中，替换研发投资的测量方式，将港澳台地区董事以及曾在国外留学或工作的国内董事也都视为国际化董事，发现董事会国际化与研发投资依然显著正相关。与降低董事会国际化程度相比，提高董事会国际化程度能显著提升公司的研发投资，表明国际化董事存在增量效应。         国外智力流入对提升企业的研发投资具有积极效应，高层梯队理论有助于解释该效应，研究结果丰富了转型经济国家的公司治理理论。虽然外籍独立董事和外籍普通董事都有助于推动公司的研发投资，但在选择聘用哪类外籍董事时，建议公司先考虑其所在地的廉洁程度。另外，建议政府扮演好“扶持之手”的角色，使辖区内的公司能用最优惠的薪金聘用到最合适的外籍人才。     

政治关联、多点接触与企业绩效——市场互换性的调节作用

 随着多元化经营趋势的发展,企业与竞争对手在多个市场上相遇并形成多点接触早已成为常态。在企业与竞争对手间形成多点接触的背景下,许多学者验证了多点接触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在转型制度环境下,政治关联将有助于降低市场壁垒使企业进入对方所在的市场,这会增强企业间的多点接触程度并降低竞争强度。然而,对政治关联如何影响多点接触进而影响企业绩效的内在机制还鲜有研究。        基于政治关联对企业进入对方所在市场行为影响的逻辑,将市场互换性作为调节变量,利用STATA软件和OLS回归分析方法,以2008年至2014年中国9家上市民营房地产企业在151个区域市场分布变化情况作为样本,结合相互容忍假说,探讨在多点竞争环境下政治关联和多点接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治关联可以降低市场进入壁垒,使企业达到主动增加与其主要竞争对手多点接触程度的目的,进而对企业绩效有积极的影响;另外,市场互换性能负向调节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在中国制度环境下,讨论多点接触对企业经营过程产生的影响,为中国企业在多点竞争环境下实现提升绩效的目的提供一个方向,为企业有效增加多点接触程度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法,也为日后进行多点接触问题的研究拓宽了思路。     

家族治理、所有权变更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

 家族企业有非常普遍的家族股权一股独大、存在家族传承意愿等特点，这可能使家族企业更看重中长期发展从而支持技术创新活动，也可能为了保护家族社会情感财富而抵制需要大量投入并具有较高风险的技术创新行为，因此需要实证证据检验。同时，一部分家族企业由国有股权转换而来，“国退民进”的所有权变更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鲜有研究进行讨论。        运用2004年至2015年中国非金融类家族企业面板数据，基于Tobit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方法，从研发投入、研发产出和研发产出影响力3个维度实证检验两权合一的治理模式对家族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影响，同时检验管家理论是否存在于中国家族企业公司治理和所有权变更对企业研发的影响中。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家族企业两权合一的治理模式显著降低了家族企业委托代理问题，对企业研发投入、研发产出和研发产出影响力形成支持效应；所有权由国有企业变为家族的企业，其研发产出和研发产出影响力明显低于其他企业，表明承接国有股份的家族企业创新效率更低。研究结论支持管家理论，即由于家族企业的两权合一治理模式以及高管与控股股东更紧密的私人联系，家族企业高管能更忠于家族企业长期利益，从而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创新水平。但是“国退民进”所有权变更之后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的变化并没有显著提高这些企业的创新水平。        研究结论支持家族企业两权合一治理模式对创新的正面影响，丰富了家族企业管家理论的内涵。实证结果表明“国退民进”的所有权属性变化不能促进企业创新，建议家族企业在承接国有股权时仔细甄别，并合理调整股权结构，以促进企业创新和发展。     

促进型调节定向对研发人员跨边界行为的影响研究

 研发人员的跨边界行为是影响研发团队创造力的关键因素，已有研究证明跨边界行为对创造力起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对于如何提升研发团队成员的跨边界行为仍缺乏深入探讨。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和特质激活理论，跨越个体-团队两个层次，构建成员促进型调节定向-跨边界行为的影响整合模型，以成员创新自我效能感和个人主动性作为中介变量，研究二者在此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此外，以领导促进型调节定向作为调节变量，探讨其在此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采用MPLUS 7.0和HLM 6.08软件进行主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采用来自西南地区3家研究院的研发团队中279组领导-成员配对的纵向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①团队成员的促进型调节定向对跨边界行为产生积极显著的正向影响；②团队成员的创新自我效能感和个人主动性在促进型调节定向与跨边界行为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且个人主动性对跨边界行为的影响和中介效应显著性均强于创新自我效能感；③领导的促进型调节定向会调节成员的促进型调节定向与跨边界行为之间的关系，当领导的促进型调节定向越强时，成员的促进型调节定向对跨边界行为的正向影响也相对更强。        研究结果厘清了研发团队中调节定向与跨边界行为之间的影响关系，为跨边界行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和研发团队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即应重视员工心理需求、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以及努力实现领导－成员的心理动机匹配等。     

创新网络嵌入与高技术企业研发人员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企业技术管理的重要核心之一是人员管理。研发人员是高技术企业的核心人力资本和主导资源，具有典型的稀缺性、创造性、主导性、体验性以及高信息需求等异质性特征，能否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满足研发人员的异质性需求，激活其创新潜力和活力，是提升高技术企业创新绩效和管理技术人员的关键。        聚焦于高技术企业研发人员的异质性需求特征，运用创新网络嵌入理论，提出创新网络嵌入、创新效能感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假设模型；借鉴成熟量表，设计相关测量变量的调查问卷；利用Spss 19.0和Amos 21.0软件，对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高技术企业研发人员的269个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考察创新网络嵌入对研发人员创新绩效的影响和作用机理，并验证创新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高技术企业研发人员的创新网络结构嵌入对创新过程和创新结果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关系嵌入仅对创新过程具有正向影响；创新网络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对创新效能感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创新效能感对创新过程和创新结果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创新效能感在研发人员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对创新过程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在结构嵌入对创新结果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从技术人员创新绩效管理的微观视角入手，探究高技术企业研发人员创新绩效的内涵、实质和影响因素，对高技术企业研发人员的创新网络嵌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创新效能感的中介作用以及创新网络嵌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中关系嵌入悖论进行实证检验和解读，提出提升高技术企业研发人员创新绩效的创新网络嵌入式开发策略，包括聚焦产学研战略协同和集群创新、强化关系网络建设和位置管理、营造宽松氛围以提升创新效能感等。     

移动医疗服务中医患互动对患者感知价值的影响——以知识共享为中介变量

 移动通信和物联网等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深入应用，促使移动医疗成为公立医院医疗服务创新的重要技术手段。在三甲医院大力推广移动医疗的背景下，如何确保系统的有效使用、提高患者就诊的感知价值进而实现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创新成为行业和学界专家共同关注的问题。        从患者的层面分析移动医疗中医患互动对患者感知价值的影响。①从价值共创理论视角探讨移动医疗中医患之间的知识共享为医疗服务带来的价值创新，比较移动医疗与传统医疗服务中医患互动的变化；②提出医患互动对患者感知价值的积极影响以及知识共享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的研究模型；③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人员在三甲医院的内科、外科和儿科挑选使用移动医疗技术的患者进行访谈，收集线上和线下不同科室420份患者的有效数据，运用Spss和Amos验证患者感知价值的结构维度以及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医患互动对患者感知价值有积极作用，知识共享在医患互动与患者感知价值之间起中介作用，并将模型解释度提高到0.683。传统医疗注重医生与患者的临床知识转移，移动医疗不仅实现了临床知识的充分转移，还实现了患者知识的采集，形成了医生知识和患者知识的聚集效应，以及所有知识在网络中的共享机制，这些知识的共享为患者就医带来效率价值、功能价值、情感价值和社会价值。        研究结果进一步丰富了移动医疗中患者感知价值形成机制的范式研究，以及医患互动和医患知识共享行为等领域的研究，为医院如何设计移动医疗应用、满足患者就医需求提供理论指导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