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金字塔企业终极所有者融资约束与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

在对金字塔企业终极所有者投资行为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运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考察了民营金字塔企业终极所有者的非效率投资问题。研究发现:在受到融资约束的情况下,终极所有者会发生投资不足的行为;在不受融资约束的情况下,终极所有者出于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考虑会进行过度投资;而在确保控制权的情况下,终极所有者所持有的现金流权越小,其过度投资越严重;投资者保护环境越差,越有利于终极所有者的过度投资行为。另外,文章运用理论模型探寻了终极所有者隧道挖掘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不受融资约束的情况下二者呈正相关关系。     

代理冲突、公司治理因素的激励约束效应与资本配置效率

以发生控制权转移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公司治理因素的激励-约束效应在控制权私有收益影响资本配置效率过程中的治理效果,发现公司治理的约束机制能显著抑制控制权私有收益引起的非效率资本配置,激励机制对过度投资有显著的缓解作用,但对投资不足的抑制作用不明显。     

股权制衡、终极所有权性质与上市企业非效率投资

本文采用基于海洋博弈的shapley指数,对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实际控制度与股权制衡度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了股权制衡度、终极所有权性质与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度与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表现为一种非线性关系;股权制衡能够抑制大股东利益主导下的过度投资行为,但过度的股权制衡会带来投资不足的问题;不同终极所有权性质对上市公司资源配置行为和股权制衡效果影响显著:相对于中央直属上市公司,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表现出强烈的过度投资倾向,且利益趋同效应在地方政府所属上市公司比较微弱,而中央直属和省级政府所属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效果相对较差.     

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股权结构及公司绩效

我国现有的股权划分方法难以追寻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不利于对上市公司的相关研究,运用终极产权论对上市公司的控股主体进行分类,通过追踪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发现中国 72.06%的上市公司最终是由政府控制的,但是呈明显的下降趋势;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达到 20.64%,有明显的上升趋势;有 92家(7.30%)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无法识别.研究还发现全体样本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4.70%,不同终极控制股东控制的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没有显著差异.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投资的影响研究

<正>科学研究股权激励对投资的影响，有助于研究人员了解其作用机理，也有助于企业实施科学的股权激励措施，采取合适的方法提升投资效率。本文通过构造出影响模型研究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对投资的影响，通过搜集公司的财务数据探讨股权激励对投资的影响机制。主要研究结论有：实施股权激励与投资过度显著负相关，与投资不足显著正相关；对于创业板上市公司而言，股权激励对投资效率经营绩效的影响程度不同。提出对策建议有：创业板上市公司根据自身实际制定适合的股权激励计划；国家和政府给予正确的引导和监管；完善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制度建设。     

会计信息质量与过度投资的关系研究

以我国2004～2006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对会计信息质量和企业过度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过度投资存在显著负相关,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可以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在自由现金流量较多的上市公司中,会计信息质量与过度投资呈现出更强的负相关,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能对该类企业的过度投资产生更大的治理效应.这为我国治理企业过度投资提供了新的路径.     

管理层激励、过度投资与企业价值

本文以2005-2010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过度投资可能引发的后果,并研究管理层激励不足对过度投资后果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一方面,过度投资能为管理层带来更高的未来货币薪酬,在管理层激励水平较低时,管理层更可能通过过度投资为自己带来未来货币薪酬的增加;另一方面,过度投资减损了企业价值,过度投资企业的未来经营业绩更低,未来财务风险更大,在管理层激励水平较低时,价值减损更为显著.     

政府干预、政府目标与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

对于国内企业过度投资的研究,目前均是从经理私人利益、管理者过度自信、管理者背景等角度展开的,这些研究没有考虑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对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一些研究表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更可能从事过度投资行为.遗憾的是,这些文献并没有表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原因,可能的解释是国有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更严重.本文认为,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并不一定是由代理问题引起的,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能够帮助政府实现一些目标.如就业、税收等.基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数据,本文研究表明,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是由政府将其公共目标.如就业、税收等内部化到其控制的企业的结果.另外,回归结果也显示,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并没有表现出自由现金流假说的投资一现金流的敏感性,债务也没有起到约束过度投资行为的作用,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不一定因为代理问题引起的.     

终极所有权、银行借款与投资行为的关系:基于商业银行制度变迁背景的经验研究

本文讨论了我国商业银行制度变迁背景下银行借款与企业投资行为间的关系,并且分析了终极所有权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借款与企业投资行为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不同期限银行借款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不一致,杠杆治理作用主要由长期银行借款来体现.随着商业银行的制度变迁,银行借款的治理作用逐渐加强.在商业化阶段短期借款由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表现为对投资的促进,而长期借款则抑制过度投资,但治理效果不显著;在市场化阶段,短期和长期借款均与投资支出显著负相关;股份化改革之后,银行借款对投资的抑制作用增强.同时,银行借款财务杠杆的治理效应在非国企中发挥更好,而在国企中,随着政府层级的降低,终极所有权对上市公司中银行借款财务杠杆治理效应的影响依次减弱.     

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对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1-2003年非金融性A股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大股东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并检验了这种影响的原因和作用过程。研究结果发现:(1)上市公司的投资与现金流显著正相关;(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3)当第一大股东是国家时,负相关系数更大,当第一大股东是境内社会法人时,负相关关系不显著; (4)实证表明“过度投资”是中国上市公司投资的典型表现,这不仅符合“自由现金流假说”的推断,而且可以用“信息不对称理论”中“融资约束”相反的“融资便利”来加以解释。     

银行投资组合多元化与系统性风险的关系研究

在现代金融系统中，人们逐渐开始关注整个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而不仅仅是个体风险，而传统经济学中个体银行投资组合多元化理论对于系统性风险来说并不一定是有效的，因此对于银行投资组合多元化与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系仍需要深入研究。本文基于简化的金融市场，通过资产负债表刻画银行和资产之间的联系，构建了描述银行破产边界的数学模型，并以此为基础分别研究了银行个体风险、系统性风险、考虑拆借关系的系统性风险以及同时考虑减价出售和拆借关系的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进而分析了银行投资组合多元化对不同风险的影响。最后，参考实际金融市场中的参数取值，对本文构建的模型进行了数值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多元化会使银行的投资组合变得相似从而更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资产减价出售和银行间拆借关系的存在同样会增加银行系统性风险，因而通过减少投资组合多元化和控制银行拆借比例等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系统性风险的发生，这对于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盈余管理、金融市场化与公司超额银行借款

公司在获取银行信贷的过程中会通过盈余管理以满足会计业绩审核要求的行为已得到学者们的关注, 但现有文献尚未研究公司在获得一定的银行借款后是否会继续进行盈余管理以获得超额银行借款.本文基于该问题, 以2003年～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个维度, 考察了盈余管理行为与公司超额银行借款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均与公司超额银行借款正相关;进一步, 在考虑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之后, 发现金融市场化弱化了应计盈余管理与公司超额银行借款的正相关关系, 但增强了公司通过真实盈余管理获得更多超额银行借款的行为.本文从公司超额银行借款行为出发, 同时结合金融市场化程度, 拓展了会计信息质量与信贷资源配置的研究视角.     

Bankers on boards as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 evidence from Poland

This paper examines whether a bank exercises a monitoring role when a banker is represented on a firm’s board. Bank monitoring reduces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and hence lessens firm’s financial constraints—phenomenon frequently measured by investment-cash flow sensitivity in the sample of all non-financial companies listed during 1999–2002 on the Polish stock exchange. I find that firms with a banker on the board rely more heavily on bank loans than on internal capital in their investment activities. In contrast, firms with no banker on the board finance to a larger extent their investment with internal capital than with credit. However, firms with the bank-lender representation on the board are almost as much financially constrained as firms without a bank-lender representative on the board. Hence, the presence of bankers on boards is not associated with bank monitoring. They rather promote their employer’s busines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investment of firms with a banker on the board is less sensitive to cash flow than investment of firms without bank representatives on the board. This result suggests that bankers on the board provide financial expertise that help those firm to reduce financial constraints.     

法律环境对银行不良贷款回收的影响机制研究

不良贷款回收是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提高资产质量的重要环节。部分企业由于法律意识薄弱，违约后受到的惩罚力度低，故意逃废债，加剧了不良贷款的风险累积。可见地区法律环境在不良贷款的回收中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某全国性商业银行的企业不良贷款回收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检验模型，研究了法律环境对不良贷款回收的影响机制和路径。结果发现，法律环境对不良贷款的回收有显著正向影响。对规模较大的企业，法律保护的作用显著；对规模较小的企业，法律执行的作用显著。法律保护通过贷前约束机制作用于回收率，抵押和担保的中介路径效应显著；法律执行通过贷后监管机制作用于回收率，失信被执行人的中介路径效应显著。银行在业务中要考虑地区法律环境制定相应的贷款审批和回收要求，政府需要从法律保护和法律执行两方面营造更好的法律环境，从而提高不良贷款回收率。     

基于下偏度最小化贷款组合优化模型

运用组合偏矩刻画信贷风险原理,以贷款组合下偏度最小化为目标函数,控制商业银行发生重大损失的概率;以组合风险价值VaR为约束条件,控制贷款组合的整体风险,建立基于下偏度最小化贷款组合优化模型。研究表明：下偏度不要求贷款收益服从正态分布,并能够很好地反映收益率分布的“左尾”,降低商业银行贷款组合发生重大损失的概率;同时下偏度可以真实反映贷款的本质,符合投资者的心理,并且可以反映多笔贷款之间的相关联系,解决现有模型的解析能力不足的问题。     

组织知识、制度环境与风险投资机构的联合投资

风险投资行业在中国发展迅猛,对促进国家经济转型和鼓励本土创新创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从知识基础观出发,探究中国风险投资机构的组织知识积累与其联合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并讨论了外部制度环境因素对这一关系的影响。基于对中国风险投资机构首轮投资纵向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本文发现:风险投资机构基于特定行业和地域的组织知识积累和该机构与其他风险投资机构进行联合投资的可能性负相关,而投资活动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作为调节变量,削弱了风险投资机构的组织知识和联合投资之间的负向关系。     

基于银行-资产双边网络模型的系统性风险及投资策略研究

受近几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及金融全球化的影响,对金融系统的系统性风险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热点。考虑到当前基于"银行-资产-银行"间接传播渠道的相关研究相对匮乏,本文基于银行-资产双边网络模型来分析银行系统性风险。首先,使用中国47家上市银行2018年的资产负债表数据构建了中国银行系统的双边网络模型,研究分析各类资产遭受冲击时外部冲击、降价出售效应及银行所持有的各类资产占银行总资产的比例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然后,引入系统性冲击方式,通过设置具有不同属性的两大类资产并生成四种冲击事件来构建银行的投资策略模型,从资产视角探讨银行最优的投资策略。研究发现,外部冲击与降价出售效应这两个产生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因素在一定区间值时会产生叠加效应,使银行系统性风险急剧增加;五种资产类中,贷款类资产对外部冲击最敏感;分析发现在各类资产冲击下都未倒闭的所有银行的资产组合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进一步研究发现银行系统中存在着最优的资产组合,使得银行在稳定的同时能获取最大收益,并且资产负债比越大的银行其风险承受能力越强,从而可以选择更激进的投资策略来追求高收益。     

零售商运营视角下投贷联动最优投资结构模型

投贷联动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驱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与推动"产融结合"的重要手段，而合理投资结构成为探索投贷联动机制以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本文刻画了供应链鲁棒风险模型支持下投融资博弈的新特征，构建了零售企业投贷联动融资模型，探讨合理投资结构存在性。研究表明：投资方参与零售企业投贷联动融资博弈时，存在协调投资方利益最大化的"投贷联动区间"与最优投资结构，且最优投资结构受市场成长性主导。此外，企业所得税降低导致负债税盾效应减弱时，存在"反啄食顺序"的投资偏好。     

长期资产减值信息有用性的实证检验——来自银行借款契约角度

本文实证检验了长期资产减值信息在企业与银行借款契约中的作用.研究发现,长期资产减值反映了企业未来盈利的预期,长期资产减值越多的企业未来业绩越差;长期资产减值信息为银行所接受,长期资产减值越参的企业获得的银行借款总量越少;且银行更倾向用短期借款代替长期借款,以降低风险;所有权性质、地区性质对长期资产减值信息的有用性存在影响,民营企业、东部地区企业长期资产减值信息的有用性更强;借款契约期限的差异、减值信息质量的差异也会影响长期资产减值信息的有用性.     

信息可信与贷款利率确定问题的供应链鲁棒模型分析

提供真实可信的企业信息是企业申请银行贷款时的必要条件,但银行可以选择相信这些信息的部分或者全部,从而提供不同的利率水平。本文研究可信信息与银行贷款利率制定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应决策对借款企业所在供应链的影响问题。通过构建银行参与的由供应商和零售商组成二级供应链模型刻画了零售商存在资金货款需求的供应链金融情景。针对银行采用零售商提供的全部信息或部分信息情况,从供应链管理视角考察了鲁棒的报童方法和极大极小方法分别获得了银行的最优利率决策及其对供应链运营所造成的影响。研究表明,银行采用部分信息并不能有效增加其收益,但其利率决策对供应链整体运作效率有非常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