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偏离下的公司价值和公司治理

本研究运用La Porta et al追踪公司"最终控制权"的方法,通过分析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偏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程度,来衡量控制股东对于小股东财富剥夺的程度.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普遍运用投资公司控股、金字塔结构的方式获取控制权,并因此而使其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产生偏离,且偏离幅度越大,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就越小,终极控制股东对小股东剥削的程度就越大,其中又以终极控制股东为家族企业的上市公司最为严重.     

中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及其与东亚、西欧上市公司的比较分析

本文运用终极产权论对上市公司的控股主体进行分类,通过追踪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发现在1260家样本公司中,终极控制股东拥有的控制权平均为43.67%,而其投入的现金流平均只有39.33%,就是说控制股东投入的现金流显著小于其获得的控制权,有4.34%的差异,两者的比值为0.890。在三种终极控制股东中,家族企业投入了相对较少的现金流量,却取得了相对较多的控制权,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的偏离达到了49.16%。同时,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和东亚、西欧国家的上市公司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结论。     

终极股东社会资本控制链的存在与动用——来自中国60家上市公司的证据

上市公司终极股东通常可以同时动用股权控制链和社会资本控制链来获取并强化其对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本文通过对沪深两市共60家上市公司的其他主要大股东、董事和经理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并对所获得的480份有效问卷的数据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验证了在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实践中,终极股东普遍存在着动用社会资本控制链来获取并强化其终极控制的现象.并且,终极股东在强化其对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层的控制过程中所动用的社会资本存量并不一致:对其他主要股东动用的社会资本最高;其他董事次之;非直接委派的经理人员最少.不同性质的终极股东动用社会资本及由此所产生的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终极控制权、现金流量权与企业价值——基于隐性终极控制论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实证研究

在探寻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的基础上,分析具有隐性终极控制权的上市公司中的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现金流量权对公司绩效和价值的影响程度,进而度量隐性终极控制股东对于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隐性终极控制股东,并通过金字塔结构等方式使其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产生偏离,且偏离幅度与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负相关,不同类型的终极控制股东控制的公司有显著差异.     

终极控制股东、法律环境与融资结构选择

采用总债务占总资产比重,银行借款占总资产比重和商业信用占总资产比重度量融资结构,使用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应用一系列OLS实证检验终极控制股东,法律环境与融资结构选择之间关系.研究发现:商业信用水平不受终极控制股东和法律环境的影响;现金流量权和控制权分离度低的公司具有显著高的总债务水平和银行借款;终极控制股东是国有公司者,其总债务水平和银行借款显著低于终极控制股东是民营等非国有公司者;法律环境好的地区的上市公司具有显著低的总债务水平和银行借款;终极控制股东与融资结构选择之间关系受法律环境的影响.     

上市公司家族控制与股利决策研究

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存在两类代理问题,即经理层与股东的代理问题和控制性家族与小股东的代理问题。我们对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股利决策的研究发现,我国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股利决策并不是为了解决经理滥用自由现金流的风险,而是和控制性家族自身利益最大化有关。当其拥有现金流量权越高时,公司越倾向于分发较高比例的股利,非理性分红的欲望也越强;同时,其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分离程度越高时,公司越倾向于不分配或分配较低比例的股利,非理性分红的欲望越弱。实证研究还发现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利用股利决策对净资产收益率进行调控以达到监管层关于再融资的要求。     

基于法系差异的终极控制权、现金流量权比较研究

运用La Porta 等的终极产权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主体进行分类,通过追踪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发现,控制股东投入的现金流显著小于其获得的控制权,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上市公司进行比较分析可知,不同法系国家和地区上市公司的平均现金流量权、控制权及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的偏离是有较大区别的,且反董事权利指数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上市公司的控制股东控制该公司的控制权要远低于反董事权利指数低的国家和地区.     

我国上市公司银行贷款与投资行为的关系研究——基于终极控制人性质调节效应的分析

主要研究不同终极控制人上市公司的银行贷款数量和期限结构对其投资行为的影响,以揭示股东-债权人代理冲突和银行贷款作为治理机制在公司投资方面所带来的综合后果。研究结果表明,银行贷款与投资支出显著负相关,短期贷款比长期贷款对投资扩张的约束力更大;无论是国家终极控制还是非国家终极控制的上市公司中,短期贷款对投资扩张起到明显的制约作用,但是在国家终极控制的上市公司中,长期贷款对决策者产生了更大的过度投资激励;中央终极控制的上市公司中短期贷款发挥了约束作用,长期贷款作用并不明显;地方终极控制的上市公司中短期贷款的约束作用不显著,但是其长期贷款产生了明显的过度投资激励。     

民营上市公司终极股东控制与资本结构决策

以2005年中国269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资本结构决策中存在的终极股东代理问题.研究发现,终极股东的控制权、制衡度和现金流权与受控公司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在受控民营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策中,终极股东控制权比例和制衡度越高,股权融资给终极股东带来的控制权稀释风险越低,终极股东偏好股权融资;终极股东现金流权比例越低,终级股东承担的债务破产风险越小,终极股东偏好债务融资.研究结论一方面支持资本结构具有公司治理效应,另一方面证实了终极股东在资本结构决策中确实存在主动规避治理效应的动机和行为.     

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与企业绩效:公司治理的中介作用

基于2004年～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应用回归分析的方法,系统考察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间的互动机理,检验公司治理在两权偏离与企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其负向效应随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比例的提高而趋于降低;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对公司治理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其负向效应随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比例的提高而趋于降低;公司治理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其在终极控制对公司价值的作用机制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超过50%,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比例的提高会降低公司治理的中介效应.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最后为优化公司治理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