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认知应对策略、神经质和述情障碍的相关研究

目的 研究认知应对策略、神经质和述情障碍的关系和作用机制.方法 采用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认知情绪调节问卷和艾森克人格问卷的神经质分量表对345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1)述情障碍与灾难化(r=0.41)、责怪他人(r=0.23)和神经质(r=0.48)呈正相关,与积极评价(r=-0.37)和计划性(r=-0.33)呈负相关.(2)灾难化、积极评价以及计划性单独对感受辨认不能维度和外向性思维起预测作用,神经质独立于认知应对策略直接对感受辨认不能维度起预测作用,但对外向性思维既无预测作用也无调节作用;积极评价和灾难化认知对感受描述不能维度单独起预测作用;神经质不仅在感受描述不能中起独立预测作用,而且还可以与计划性发生交互作用.结论 神经质不仅可以单独对述情障碍某一维度起预测作用,也可作为中介变量在应对策略和述情障碍某一维度之间起作用.     

护理人员述情障碍及应对方式与消极心理的关系研究

目的探讨护理人员述情障碍与消极心理的关系以及应对方式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多伦多述情障碍20个条目量表(TAS-20)、特质应对问卷(TCSQ)和一般健康问卷(GHQ-20)对河南省某医院的503名护理人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1)述情障碍和消极应对方式与消极心理呈正相关(P<0.01),积极应对方式与消极心理呈负相关(P<0.01)。(2)应对方式在述情障碍和消极心理间作为中介变量的模型拟合指数分别为χ2/df=1.459,RMSEA=0.030,CFI=0.995,IFI=0.995,RFI=0.966,TCI=0.989,NEI=0.985,模型拟合良好。述情障碍和应对方式能够解释护理人员消极心理总变异的99%,其中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94.59%。结论述情障碍和应对方式是影响护理人员消极心理非常重要的因素,应对方式在述情障碍对消极心理的影响中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     

大学生述情障碍特征与应对方式的关系

述情障碍用于描述心身疾病患者"不能辨认、加工和调节情绪"的人格特征[1].虽然述情障碍的概念已被广泛认识和接受,但是有关述情障碍是一种情绪认知加工缺陷,还是一种防御性应对方式存在争论[2].     

述情障碍对健康焦虑的影响：认知与元认知的中介作用

目的：采用健康焦虑的认知行为理论及元认知理论,探讨述情障碍、认知因素、元认知因素与健康焦虑 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简版健康焦虑量表、健康焦虑元认知量表、健康认知量表、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对1 164 名医学生进行评估。结果：1)相关分析显示：述情障碍、功能失调性信念、元认知和健康焦虑水平之间均存在显著 正相关关系(r=0.227~0.477,均P<0.01)。2)多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述情障碍对健康焦虑水平的直接效应不显著 (β=–0.05,95% CI：–0.123~0.021)。述情障碍既能通过功能失调性信念影响健康焦虑(β=0.192,95% CI：0.156~0.235), 还能通过功能失调性信念和元认知的中介链对健康焦虑产生间接效应(β=0.103,95% CI：0.077~0.135),功能失调性信 念在述情障碍和健康焦虑水平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β=0.247,95% CI：0.196~0.290)。结论：功能失调性信念和元认知 在述情障碍对健康焦虑的影响中起到多重中介作用。     

高、低特质焦虑军校学员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应对方式和焦虑的现况调查

目的 探讨不同特质焦虑军校学员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和应对方式的使用情况及他们与焦虑的关系.方法 采用特质-状态焦虑问卷(STAI-Formy)、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ERQ)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对328名军校学员进行整群抽样调查.根据测验结果选取高特质焦虑组(n=51)和低特质焦虑组(n=69)共120人,比较两组被试的CERQ和SCSQ的差异.结果 ①与低特质焦虑组相比,高特质焦虑组有更高的状态焦虑(P＜0.01)和消极应对(P＜0.05),对沉思、灾难化、责备他人等策略使用更多(P＜0.01);低特质焦虑组则有更高的积极应对(P＜0.01),对重新关注计划和积极重新评价策略使用更多(P＜0.01);②特质-状态焦虑与沉思、灾难化、责备他人呈显著正相关(P＜0.01);特质-状态焦虑与积极重新关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和积极应对呈显著负相关(P ＜0.05,P＜0.01);③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沉思、积极重新关注、灾难化、责备他人4种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和积极应对、消极应对2种应对方式对状态焦虑有显著预测力;沉思、积极重新关注、灾难化3种策略和积极应对、消极应对2种应对方式对特质焦虑有显著预测力,解释率分别为27.6％和30.3％.结论 不同焦虑特质军校学员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应对方式和焦虑密切相关.     

述情障碍、应对方式与高中生抑郁情绪的相关研究

①目的 探讨高中生述情障碍、应对方式与抑郁情绪之间的关系.②方法 采用多伦多述情障碍表、应对方式问卷、抑郁自评量表,对380名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③结果 女高中生较男高中生更多使用求助的应对方式(t=-2.264,P=-0.024);农村生源的高中生述情障碍、抑郁水平明显均高于城市生源高中生(t1=-4.603,P1<0.01;t2=-2.438,P<0.05).不同年级的高中生在述情障碍得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高中生述情障碍与抑郁水平呈显著正相关(r＝0.270,P<0.01),与应对因子解决问题、求助呈显著负相关(r1＝-0.281,P1<0.01;r2＝-0.127,P2<0.05),与自责呈正相关(r＝0.233,P<0.01).④结论 农村生源的高中生述情障碍与抑郁情绪的发生率均高于城市高中生;述情障碍得分高的高中生抑郁情绪的发生率较高;述情障碍水平高的高中生较少使用成熟的应对方式.     

老年人述情障碍与读心能力的相关研究

目的 研究老年人述情障碍和读心能力的关系.方法 108名70岁以上的老年被试接受读心能力、认知能力测试和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20)调查.结果 述情障碍高分组与低分组在读心能力[(16.00±4.84)分,(19.36±2.91)分,t =3.38,P ＜0.01]、一般认知能力上差异有显著性[记忆广度上(5.80±1.42)分,(7.18±1.13)分,t =4.28,P ＜0.01;工作记忆上,t =4.05,P ＜0.01;加工速度上,t =4.80,P ＜0.01].述情障碍与读心能力( r =-0.227,P ＜0.05)、记忆广度( r =-0.377,P ＜0.01)、工作记忆( r =-0.334,P ＜0.01)、加工速度( r =-0.470,P ＜0.01)成绩呈显著负相关.在回归分析中,读心能力、认知加工、受教育程度等自变量对述情障碍量表总分( F =8.594,P ＜0.01)和因子1( F =8.796,P ＜0.01)的回归方程显著,但对因子2( F =1.735,P ＞0.05)和因子3( F =1.181,P ＞0.05)的回归方程不显著.结论 老年人述情障碍与读心能力、几种认知加工能力存在负相关;读心能力与加工速度可能影响述情能力的情绪识别,而不影响情绪描述和外向型思维.     

孕期生活事件与抑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及神经质人格的调节作用

目的探讨孕期生活事件、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神经质人格与孕妇抑郁之间的关系及内在作用机制。方法使用短期纵向追踪设计,在T1时间点采用孕妇生活事件量表、认知情绪调节策略问卷以及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式版神经质分量表对327名妊娠晚期孕妇进行问卷调查,间隔6周后在T2时间点采用患者健康问卷9进行追踪调查,使用SPSS 20.0的宏程序PROCESS检验认知情绪的中介效应和神经质的调节效应。结果(1)以患者健康问卷9总分7分作为临界值,妊娠晚期抑郁的发生率12.23%。(2)孕妇生活事件总分(T1)与非适应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总分(T1)呈显著正相关(r=0.25,P<0.01),神经质人格总分(T1)与抑郁情绪总分(T2)呈显著正相关(r=0.46,P<0.01)、孕妇生活事件总分(T1)与抑郁情绪总分(T2)呈显著正相关(r=0.36,P<0.01)。(3)非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T1)在生活事件(T1)与抑郁(T2)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该直接效应(效应值=0.29)和中介效应(效应值=0.07)分别占总效应(效应值=0.36)的80.55%,19.44%;(4)神经质人格调节该中介模型的中介效应后半段,具体而言,个体的神经质人格水平越高,非适应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对孕妇抑郁的正向预测作用越强。结论孕期生活事件通过非适应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以及神经质的调节作用对孕妇抑郁情绪起作用。     

述情障碍影响生活质量心理中介作用模型

目的 探讨述情障碍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及其心理中介作用模型.方法 377名大二、大三学生完成多伦多20个条目述情障碍量表(TAS-20)、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量表(WHOQOL-100)、自评抑郁量表(SDS)、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I)、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量表问卷调查.运用比较研究分析述情障碍对生活质量的影响;运用Pearson相关分析以及结构方程建模分析方法,确定心理中介作用最佳模型.结果 (1)述情障碍高、中、低分三组之间生活质量各维度及总体生活质量差异具有显著性(躯体功能χ2=35.15,P=0.00;心理功能F=51.44,P=0.00;独立性F=28.75,P=0.00;社会交往F=36.82,P=0.00;生活环境F=26.69,P=0.00;生活信念χ2=38.89,P=0.00;总体生活质量χ2=33.87,P=0.00);(2)各变量之间相关分析具有显著性(P＜0.01);(3)最佳模型为完全心理中介作用模型,能够解释生活质量变异的87.4%,拟合指数均在理想范围内(χ2/df=1.72,GFI=0.927,IFI=0.967,CFI=0.967,RMSEA=0.048),路径系数均具有显著性(述情障碍到负性情绪的路径系数β=0.30,P=0.00;述情障碍到应对方式的路径系数β=0.49,P=0.00;负性情绪到生活质量的路径系数β=-0.94,P=0.00).结论 (1)述情障碍对大学生生活质量具有广泛而显著损害作用;(2)述情障碍对生活质量的作用是一种完全中介效应,通过负性情绪、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等中介变量实现;其中负性情绪是关键性中介变量.     

综合医院心理门诊患者的述情障碍

目的 调查综合医院心理门诊患者中的述情障碍,探讨其与诊断、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以及心身症状的关系. 方法 以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26)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150例心理门诊患者进行评定. 结果 男女述情障碍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述情障碍与年龄、文化程度、诊断有相关,男性还与职业相关.不同疾病中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性别与述情障碍的相关性不同.控制年龄等相关因素后做偏相关分析,发现述情障碍仍与心身症状相关,SCL-90总分与TAS的因子1(r=-0.3648,P＜0.01)、因子2(r=-0.5398,P＜0.01)、因子3(r=0.2023,P＜0.05)、因子4(r=0.2534,P＜0.01)及总分(r=-0.3410,P＜0.01)相关. 结论 心理门诊患者表现出明显的述情障碍的特征.     

浙江省兰溪市某医院宫颈癌患者认知情绪调节与焦虑、抑郁相关性研究

目的：探讨兰溪市某医院宫颈癌术后化疗患者的认知情绪调节与焦虑、抑郁水平的相关性,为宫颈癌患者心理疏导和术后康复提供依据。方法：采用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CERQ）、Beck抑郁自评量表和Beck焦虑量表对86例宫颈癌术后化疗患者的认知情绪调节与焦虑、抑郁水平进行调查,运用Pearson相关分析等方法测量其认知情绪调节与抑郁、焦虑的相关性。结果：71．89％的宫颈癌患者有抑郁症状,54．38％的宫颈癌患者有焦虑症状;沉思默想、积极调整、关注计划、积极重评、灾难化和责备他人的调节策略在不同抑郁状态组宫颈癌术后化疗患者中的应用情况存在明显的差异（P〈0．01）,积极调整、关注计划、自我安慰、灾难化和责备他人的调节策略在不同焦虑状态组患者中的应用情况有明显差异（P〈0．01）;宫颈癌术后化疗患者抑郁与自责、沉思默想、灾难化、责备他人等策略呈正相关,与关注计划、积极重评呈负相关。结论：宫颈癌患者的认知情绪调节与抑郁、焦虑有密切联系,其中灾难化和沉思默想分别为宫颈癌患者抑郁和焦虑的主要预测因子。     

情绪调节认知策略在大学生神经质人格与抑郁关系的调节效应

目的 了解情绪调节认知策略在大学生神经质人格与抑郁症状关系中的调节效应.方法 对824名在校大学生开展问卷调查,采取多层次回归分析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在大学生所使用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中,理性分析得分最高[（14.1±2.57）分],灾难化得分最低[（7.74±2.76）分].在控制了第一次抑郁得分后,神经质在抑郁上的标准回归系数（β=0.137,P＜0.001）、情绪调节策略中的积极重新关注在抑郁上的标准回归系数（β=-0.073,P＜0.05）以及沉思、灾难化在抑郁上的标准回归系数（β=0.137,P＜0.001;β=0.143,P＜0.01）均达到显著水平;抑郁与灾难化和责怪他人存在交互作用（β=0.0535,-0.620,P＜0.05,0.01）.结论 灾难化正向调节神经质人格对抑郁的影响,而责怪他人则负向调节神经质人格对抑郁的影响.     

抑郁相关人格维度与人格特质的关系及其对抑郁的影响

目的 探讨大学生与抑郁有关的高阶人格维度（神经质）及低阶人格特质（述情人格特质、依赖、自我批评、完美主义等）之间的关系及其对抑郁的影响.方法采用方便抽样,选取湖南两所本科院校大学生563人.采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和抑郁体验问卷（DEQ）中文版、述情障碍问卷（TAS-20）、多维完美主义量表（FMPS）和艾森克人格问卷（EPQ）中神经质N分量表对样本进行测查.结果 （1）CES-D总分及各个抑郁症状分与神经质、怀疑行动、关注错误、条理性、父母批评、述情障碍的三个因子及无助性和内射性共10个因子分均呈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0.105～0.569,P＜0.05或P＜0.01）;（2）因子分析与对神经质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怀疑行动、关注错误、情感辨别困难、情感描述困难、依赖性和自我批评与神经质可归属在同一因子（因子载荷量范围为0.574 ～0.775）,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3）神经质对抑郁变异的解释率为32.3％（R2adj=0.323）,情感描述困难等7个因子进入回归方程后对CES-D总分变异量的解释率增加为43.2％（R2adj=0.432）.结论 人格特质与神经质人格维度之间存在重叠与相互作用;神经质是抑郁的易感因素,而自我批评、依赖性、述情障碍、适应不良完美主义等人格特质可以增加神经质对抑郁的预测能力.     

社区老年人抑郁、焦虑情绪状况及其与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研究

背景　抑郁和焦虑是社区老年人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认知管理情绪的方式与老年人生活密切相关。目前,关于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负性情绪研究在老年人群中少见。目的　调查社区老年人抑郁、焦虑情绪状况,探讨社区老年人抑郁、焦虑情绪与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为老年人抑郁、焦虑的干预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于2018年3—4月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河南省新乡市年龄≥60周岁社区老年人550例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简版老年抑郁量表（GDS-15）、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及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ERQ）进行调查。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抑郁、焦虑与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间的相关性,采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抑郁、焦虑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发放问卷550份,回收有效问卷514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3.5%。社区老年人抑郁、焦虑检出率分别为26.5%（136/514）、9.9%（51/514）。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抑郁得分与自责、沉思、灾难化、责备他人呈正相关（P<0.05）,与接收、自我安慰、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关注、积极重新评价呈负相关（P<0.05）;焦虑得分与自责、沉思、灾难化、责备他人呈正相关（P<0.05）,与接受、自我安慰、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关注、积极重新评价呈负相关（P<0.05）。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患慢性病种数、好朋友数量、与家人关系、身体健康状况及沉思、灾难化、责备他人、自我安慰、积极重新评价的调节策略是社区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因素（P<0.05）;年龄、患慢性病种数、与家人关系、月均收入及沉思、灾难化、责备他人、积极重新评价的调节策略是社区老年人焦虑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社区老年人焦虑、抑郁发生率较高。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抑郁、焦虑情绪密切相关,越多使用沉思、灾难化、责备他人非适应性策略,越少使用积极重新评价适应性策略的老年人越有可能产生抑郁、焦虑情绪。     

惊恐障碍患者情绪调节的认知策略

目的 从认知角度探讨惊恐障碍（PD）患者的情绪调节策略.方法 对51例PD患者和54名健康对照者,采用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ERQ）评估其情绪调节策略特征,应用被动重评任务探讨PD患者的认知重评能力.结果 （1）PD组在积极关注（4.4±1.3 vs 5.4±1.3）、积极重评（4.9±2.0 vs 6.5±2.0）和视角转换（4.8±1.8 vs 6.2±1.9）3个策略分值明显低于对照组,而在反思自我（7.1±2.0 vs 4.5±1.8）和灾难化（6.8±2.2 vs 3.9±1.9）分值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2）在认知重评任务中,愉悦度和唤醒度9点量表评分均发现了显著的图片类型×组别交互效应（P＜0.05）.（3）相关分析发现CERQ中接受评分和PASS评分负相关,积极关注评分和HAMD评分负相关,积极重评评分和HAMA评分负相关（P＜0.05）.结论 PD患者存在明显的情绪调节障碍,其中认知重评能力缺陷是其重要特征.     

大肠癌患者的归因风格与人格特征

目的为探索大肠癌归因风格与人格特征的关系,为心理干预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的研究方法,对45例大肠癌患者(研究组)及49例健康人(对照组)采用统一的心理学问卷:归因方式问卷(ASQ)、大五人格问卷简化版(NEO-FFI)进行测评。结果大肠癌组患者大五人格特征在神经质、宜人性、认真性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大肠癌患者对正性事件的归因风格在普遍维度上与外倾性(r=-0.362,P<0.05)呈负相关,与宜人性呈负相关(r=-0.449,P<0.01);对负性事件的内外维度与开放性呈正相关(r=0.307,P<0.05),稳定维度与认真性呈负相关(r=-0.301,P<0.05);大肠癌组归因风格各维度与对照组相比:正性事件的内外维度t=2.874,P=0.005;稳定维度t=4.477,P=0.000;普遍维度t=4.461,P=0.000;总体得分t=5.181,P=0.000,以及负性事件的稳定维度t=4.706,P=0.000;总体得分t=3.283,P=0.000。结论大肠癌患者的归因风格倾向于内在归因,且受人格特征的影响;对正性事件的归因较负性事件受人格特征的影响更为明显。     

医学研究生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对抑郁和焦虑情绪的影响

目的  研究医学硕士研究生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对抑郁与焦虑情绪的影响。 方法  采用认知情绪调节量表（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CERQ）、症状自评量表（self-reporting inventory,SCL-90）之抑郁、焦虑分量表,对388名苏州大学和厦门大学医学院的硕士研究生进行调查。结果  ① 本研究发现医学硕士研究生整体较常用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是理性分析,其次是责难自己、积极重新关注以及沉思策略,较少运用灾难化的策略。② 男生理性分析的量表得分低于女生（12.61±2.19/13.19±2.16,P=0.01）。 接受（10.50±2.79/9.88±2.41, P=0.02）、灾难化(9.10±2.81/8.53±2.34,P=0.04)、责难他人(10.92±2.54/10.31±2.28,P=0.01)的量表分显著高于女性。③ 沉思、责难自己和灾难化策略与医学研究生抑郁、焦虑量表分具有显著相关性（β＞0.03,P＜0.05）。结论  研究生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对抑郁、焦虑有显著影响,其中沉思、责难自己和灾难化这类消极的认知调节方式是医学生抑郁和焦虑情绪较好的预测指标。     

行为抑制激活系统与情绪调节在青少年抑郁中的作用

目的探讨行为抑制／激活系统与情绪调节在青少年抑郁中的作用。方法随机整群抽取某中学和某高校800名学生,采用行为抑制／激活系统量表、贝克抑郁量表（BDI）、流调用抑郁量表（CES．D）和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ERQ）进行调查,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F检验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进行统计处理。结果（1）贝克和流调抑郁分与行为抑制系统呈显著正相关（r=0．39,0．41,P〈0．01）,抑郁与自我责难、沉思、灾难化和责难他人和理性分析呈显著正相关（r=0．19—0．50,P〈0．05—0．01）,与计划、积极再评价呈显著负相关（r=-0．08～0．24,P〈0．05）;（2）重度抑郁组行为抑制系统水平（15．45±2．57,P〈0．01）最高,驱力（9．60±2．99,P〈0．01）最少;使用非适应情绪调节策略最多,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最少。（3）灾难化、行为抑制系统、积极再评价、沉思、积极再关注和自我责难联合解释抑郁35％的方差变异量,其中灾难化和行为抑制系统解释比例最多,分别达到25％和4％。结论行为抑制系统、情绪调节可能是预测非临床青少年抑郁的重要因素。     

汉族与少数民族抑郁症患者抑郁和自杀风险因素的分析

目的 探讨汉族与少数民族抑郁症患者中,应激性生活事件和认知情绪调节与抑郁情绪和自杀意念及行为之间的关系.方法 应用生活事件量表、认知情绪凋查问卷、汉密顿抑郁量表对126名抑郁症患者进行测评,其中少数民族55人,汉族71人,利用SPSS17.0对各量表的结果进行双变量相关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全部样本中抑郁与负性认知情绪调节方式和生活事件、自杀意念呈正相关(自责r=0.599,接受r=0.527,沉思r=0.484,灾难化r=0.618,LES总分r=0.649,自杀r=0.482,P均<0.01),与正性认知情绪调节呈负相关(积极重新关注r=-0.476,重新关注计划r=-0.254,积极重新评价r=-0.221,理性分析r=-0.492,P均<0.01).自杀意念与工作学习问题、生活事件总分、负性认知情绪调节和抑郁、呈正相关(工作学习问题r=0.182,LES总分r=0.482,自责r=0.438,接受r=0.338,沉思r=0.378,灾难化r=0.457,抑郁r=0.724,P均<0.01),与积极重新关注和理性分析呈负相关(r=-0.319,r=-0.326,均P<0.01).汉族和少数民族患者中上述指标的相关性分析结果相似.少数民族抑郁症患者中应激性生活事件和灾难化、责难他人对抑郁的贡献显著,汉族抑郁症患者中生活事件和灾难化对抑郁的贡献显著,两组中抑郁程度对自杀的贡献最大.结论 应激性生活事件和负性认知情绪调节对抑郁症状有着重要影响,而抑郁的严重程度是影响自杀的重要因素,各民族间没有质的差别.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 of risk factors to depression between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the relationship of stressing life events,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and depression and suicide ideation were studied by correlate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s 126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diagnosed by CCMD-III,55 minority nationality and 71 Han nationality patients,completed life events questionnaires,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aire(CERQ) and HAMD. All the parameters be analyzed by SPSS 17.0,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be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ameters. Results Negative cognitive emotion, stressing life events and suicide ideation related positively to depression, while positive cognitive emotion related to depression negatively(r self-blame=0.599,r acceptance=0.527,r rumination=0.484,r catastrophizing=0.618,r LES=0.649,r suicide ideation=0.482,P<0.01;r positive refocusing=-0.476,r planning=-0.0254,r positive reapprasial=-0.363,r putting into perspective=-0.492,p<0.01);stressing life events and negative cognitive emotion and depression related positively to suicide i-deation(r LES=0.482.r self-blame=0.438,r acceptance=0.338,r rumination=0.378,r catastrophizing=0.457,r depression=0.724,p<0.01) , and positive cognitive emotion related negatively to it(r positive refocusing=-0.319,r putting into perspective=-0.326,p<0.01). The outcome of correlate analysis was similar in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Stressing life events and catastrophizing and other-blame contributed more to depression than other factors in minority nationality group, and only the former two factors contributed to depression in Han nationality group. In both two groups, depression contributed more to suicide ideation than others. Conclusions Stressing rife events and negative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depression, and the severity of depression is a critical factor to suicide ideation.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bout above outcome between different national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