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之源——浅谈以德治国

以德治国 ,是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进程的伟大方略。本文结合社会实际 ,阐述了德治与法治并重的现实意义 ,提出理想、信念是道德建设的基础 ,行政道德是德治思想的核心 ,全面落实以德治国 ,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干部的道德建设     

从《论语》看孔子道德教育的思想方法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道德教育始终是摆在首位的，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见《论语·为政》，下引《论语》只注篇名）。纵观孔子道德教育的过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道德信念的培养，道德情感的培养和道德行为的培养。《论语》中记载的孔子的言语行事，反映出了孔子在这三个方面的思想方法。一、关于道德信念的培养道德信念就是人们对于道德理想的坚信和对履行道德义务的强烈责任感。培养人的道德信念，是孔子道德教育的基石。在道德信念的培养方面，孔子的思想方法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志于仁”。“仁”是孔…     

论市场经济的道德维度

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道德合理性 ,因为其深度追求的价值向度符合人类“善”的生活目的。市场经济的“善”性规定了市场经济道德“为己利他”的本质属性。市场经济道德内含“基本道德”和“理想道德”两个层次 ;以“基本道德”为基础 ,以“理想道德”为指导的价值追求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推动力量。     

“漏斗文化”探底

全民的道德文明程度是一个民族文化最基本的底线，一个民族一旦道德文明的基本底线出现危机，那么，整个民族文化的底座便会丧失应有的支撑力。反观当今的中华民族文化，其最大软肋就是缺乏让人们信服的道德底线，奢谈“伟大而又崇高”的道德理想，其结果就是道德理想总是演变成空洞虚伪的说教游戏。     

论道德信念及其在"以德治国"中的作用

实施"以德治国"方略需要道德信念的支撑和推动;坚定道德信念,是实施"以德治国"的内在保证、力量之源和终极目标.既要确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最基本、最起码的道德信念;又要坚持道德信念问题上现实性和理想性的统一,差异性和共同性的统一,协调性和进取性的统一,确立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相适应的内心信念."以德治国"的关键是"以德治党".坚持用先进的共产主义道德信念教育全党,是党的优良传统,是党的先进性的体现,也是"以德治国"的根本保证.     

论道德维度、道德结构和道德价值——当代社会道德建设的三个重要问题

考察当代社会道德状况必须围绕权利和义务这一核心关系,区分社会伦理和个人伦理两个重大维度。加强当代社会的道德建设,应该进一步保障全体公民的权利,同时强化公民的义务意识。社会的道德建设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个人道德觉悟的层次提升,而主要是一个异质性的结构协调问题,即底线伦理、共同信念和终极关怀的三维道德结构的协调。底线伦理(法律规章)的核心原则是“秩序”,其功能主要是保障基本的生活秩序;共同信念(社会伦理)的核心原则是“正义”,主要在于建构保障公民权利的社会结构,当然也要求公民养成相应的德性;终极关怀(个人伦理)的核心原则是“义务”,要求公民个体更多地承担起对总体的义务。     

论戴震哲学中道德的知识化倾向

戴震在知识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表现了与传统儒学不同的思维路向。他以将道德知识化的方式处理知识与道德的关系 ,以期排除理学因忽视知识而产生的道德危机 ,实现原始儒学所倡导的“仁且智”的理想。在他看来 ,知识不仅为道德的合理性和客观性提供了保障 ,而且构成了道德的实质内容。他在扬弃知识的外在性的同时 ,还讨论了化解认识事物之理与追求道德之善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方法。     

从道德危机的范围、程度看道德重建--对广东省"三个文明协调发展"问卷调查的分析

不良社会环境下的“道德不作为”和“陌生人社会”里的道德失范,表明道德危机存在着程度不等、范围不一的区别。导致“程度不等”和“范围不一”的原因是社会环境的差异。因此,道德建设的基点是社会基础的重建和社会环境的改善。     

中国当代道德失范的根源及其重建

中国当代道德失范的根源为价值目标的多元化、社会调控机制滞后、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道德教育不适应迅速变化的形势等四个方面.而道德重建必须分两个层次低级层次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道德规范,带有法律的强制性;高级层次是道德信念和理想的树立,是纯粹的精神力量,具有自律性特点.     

论《庄子》反朴归真的道德学说及其现实价值

庄子继承了老子的复朴思想 ,把仁、义、理、智等道德观念尚未形成、人们无拘无束无知无欲纯真生活的远古时期作为了理想的道德社会 ,认之为至德之世。正是因为圣人“兴治化之流”、“毁道德以为仁义”致使朴散德衰。以此庄子批判了儒家道德的不合人情 ,将之施之社会 ,只能导致人们朴真之德的丧失。并且提出返朴归真的道德主张 ,认为只有以“无为”为指导 ,效法“自然” ,绝圣弃智才能实现至德之世的道德理想。庄子的道德理想对批评文明的异化具有积极的意义     

现代性的伦理话语

本文试图给予作为一个整体的“现代性”道德以一种批判性的主题反思。从揭示“现代性” 道德的双重危机——即现代道德生话世界的价值危机和现代伦理知识的合法性危机——入手,作者通过历史与道德、美德与规范两对基本的思想范畴,回答并解析了(１)“‘现代性’道德的双重化危机是如何造成并相互关联的?” 和(２)现代伦理学知识合法性危机的症候及其诊断”这样两个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并由之检视了“现代性” 道德自身所处的“前”“后”历史处境、及其知识图景和思想命运。作者期冀,本文的理论分析尝试能够成为理解“现代性”道德之迷的一种可能的思想理路,表达一种建设性批评的理论姿态。     

道德的认识之维

从善的确认,到善的选择;从知善到行善,道德认识展开于道德领域的各个方面。就道德规范而言,其形成既以价值的认定及社会伦理关系的把握为前提,同时又体现了一定的道德理想,其中蕴含着认识的内容。道德领域更内在的认识论问题,涉及对善本身的把握。认识主体的整体性或具体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认知与评价的相融、经验与体验的结合,直觉与逻辑思维的统一,构成了道德认识所以可能的基本前提。作为道德知识与价值信念的统一,道德认识在确认何者为善的同时,也要求将这种确认化为行动;就道德认识的实践趋向而言,关于当然的知识,不仅需回答“应当做什么”,而且要回答“应当如何做?”惟有如此,才能扬弃自发性与盲目性而真正赋予道德行为以合理的品格。     

“天命流转”的完美逻辑与道德心态——传统中国“命运”信念的社会学阐释

“天命”构想作为中华传统神圣信念之一，象征着经由“天—命”流转而被解释为传统国运与个体人命的变迁机制，促成中国人以正命、随命和遭命三种方式验证天命人心的道德流品。这种“天命、道德、命运”信念的基本内容，根源于“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周公定律”,内含天即人、德即天、心即理的完美逻辑，呈现为以“正命”或“命正论”为楷模的道德流动范畴，以德成天运的国命和人命的方式，转成“知识、实践和行为”为特质的道德心态，继而拓展为天人同德、上行下效的科举选官制度和家国运作机制，并对当下社会的价值秩序与道德心态产生影响。     

论道德实践中的情理辩证法

道德实践中情理关系的澄明，有助于坚定道德信念，理清修养的次第与旨趣。就自觉性与超越性而言，情感在道德中似乎较为消极，但论及自主性，道德还是以情为本的。践行理性观念的意志所压抑的不是情感，而是情感的直接欲求，道德实践真实成就的是情感的创造进化。由伦理而道德的过程，首先要经受观念与自然之对立，即伦理化道德的他律阶段。以理化情的意志践行绝不止于情与理一定比例下的交融，终将实现“德性自证”的“反身而诚”,证成自由意志的情理不二、理欲合一、全事即理的本体性格，及其普遍立法不离特殊的“应化”“创造”特点。     

老子防范社会危机的道德理路

老子从最宏观的哲学视域,构建了一个以"道"为本体,以"道"在自然、社会、人生等领域的展开、体现、运用、实现形式的"德"为核心的道德和谐思想体系,其基本构架是:"道体德用"的道德和谐思维,"守道同德"的道德和谐信念,"依道修德"的道德和谐实践,"道体民本"的道德和谐旨归。由于道德和谐体系的破坏与缺失,导致"违道失德"的种种社会危机乱象,故"尊道贵德"必然成为防范消解社会危机的最佳道德理路。     

试论儒家思想中的精神教育

儒家教育思想虽然已经失去了支配教育的主体地位,但其精神教育中重视心理健康教育、道德信念坚守、理想人格塑造以及其教育途径和方法,仍然对当代大学生精神教育有所助益。     

现代性危机的道德合理性困境与出路及其当代启示

现代性危机虽然表现为目的合理性与文化合理性之间的道德合理性悖论,但其实质是文化合理性的现代性道德哲学范式所衍生出来的社会信仰的缺失。走出现代性危机必须重塑社会的文化合理性,以奠定社会信仰的“普遍的道德合理性”基础,其要义是复归“文化合理性”的伦理理念。人与制度是文化生态的两个基本要素,因此,文化合理性的伦理理念的型塑必然诉求“道德人格”与“制度伦理”的双重建构。文化合理性的伦理理念的复归既是现代性运动的自我辩证否定,也是当下中国科学发展观命题的题中应有之义。     

公民道德回归的期待——“道德银行”现象分析

“道德银行”的存在符合大众对道德理想的追求，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状，是意识形态与经济的大胆组合。“道德银行”的萧条也有其经济、道德和方法的原因。所以应采取不同的运行形式，完善运行机制，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道德体系。     

转型期道德失范的原因及对策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期，中国道德状况处于“道德失范”的特殊阶段，“道德失范”的原因主要有：中国道德传统两重性的负面影响，文革后期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的影响，转型期不公正现象和社会流动性增强带来的道德失范。转型期的道德建设应采取以公民道德为基础，建构有层次的道德体系；道德与制度建设、管理方式相配合；加强道德意识中健康的心理引导等一些积极的应对措施。     

认知、信念与行动——由荀子论及儒家道德行动的动力问题

一种好的道德理论必须能够有效说明道德如何激发行动,这一问题在荀子那里具体表现为认识的“知”如何激发实践的“行”。《荀子·解蔽》“知道”“可道”“守道以禁非道”的说法,从认知、信念、行动的关系角度看,“知道”是“行道”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由“知道”到“行道”还需要“可道”提供行动动力。人之所以会以“道”为“可”,前提在于“道”是“真”的;而“道”之所以为真,是因为“道”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历史性真理,具有强烈的规范性和评价性。一个人对“道”的认可,意味着对“道”心肯意肯的心灵状态,而这一心灵状态本身便具有激发人的行动的动机效力。在荀子以认知为核心的伦理学中,道德行动可以由作为信念的“可道”提供动机上的效力,这为儒家注重认知一脉的传统如何解决道德行动的动力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