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时代再次肝移植单中心回顾性研究

目的总结再次肝移植的病因、预后及并发症防治。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完成的26例再次肝移植供、受者临床资料。根据再次肝移植时间不同,将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代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时代早期再次肝移植治疗经验探索期)完成的再次肝移植受者纳入早期移植组(共9例),将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完成的再次肝移植受者纳入成熟期移植组(共17例)。根据移植间隔时间不同,将26例受者分为移植间隔>1年组(15例)和移植间隔≤1年组(11例)。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早期与成熟期移植组受者再次肝移植术前年龄、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手术时长、供肝冷和热缺血时间、无肝期时长及术后第7、14天血清白蛋白水平。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两组受者移植间隔时长、术中出血量和输血量以及术后第7、14天总胆红素、ALT和AST。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再移植术后受者生存率并绘制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早期与成熟期移植组、移植间隔>1年与≤1年组受者术后2年生存率。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再次肝移植病因包括：胆道并发症8例,移植物失功8例,原发病复发4例(肝细胞肝癌复发),慢性排斥反应2例,首次肝移植术后急性肝功能衰竭2例,血管并发症2例(门静脉血栓和肝动脉栓塞各1例)。早期移植组受者术中无肝期时长和术后第7天血清白蛋白分别为(53.3±7.9)min和(34±5)g/L,成熟期移植组受者分别为(45.1±1.8)min和(38±4)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098和-2.111,P均<0.05)。早期移植组肝移植术前年龄、MELD评分、移植间隔时长、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中输血量、供肝冷和热缺血时间、术后第7天总胆红素、ALT和AST以及术后第14天总胆红素、ALT、AST和白蛋白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随访至2020年10月1日,26例受者中位随访时间为715 d(105～1 842 d),期间9例受者均于术后1年内死亡(早期移植组6例,成熟期移植组3例)。早期移植组和成熟期移植组受者术后2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33.3%和82.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6.248,P<0.05)。移植间隔≤1年组和移植间隔>1年组受者术后2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54.5%和73.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990,P>0.05)。 结论胆道并发症及移植物失功能是再次肝移植的主要原因,器官捐献成熟时期的再次肝移植预后优于器官捐献时代早期。因再移植受者病情复杂、手术困难,应谨慎进行再次肝移植手术评估。合理的个体化治疗能够为再次肝移植受者带来良好预后。     

感染和免疫抑制剂相关神经毒性可能不是引起肝移植后中枢神经系统并发症的主要因素

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并发症是肝移植后常见并发症,发生率达13％～47％,常由感染和免疫抑制剂的神经毒性引起。将肝移植受者免疫抑制方案从三联改为单用一种药物或者降低剂量可能有助于减少药物相关神经毒性,从而降低CNS并发症发生率。美国学者分析了1999-2008年单中心395例肝移植受者术后CNS并发症的发生率、临床表现、病因和结局。这些受者的术后免疫抑制方案采用维持较低血药浓度的他克莫司。该研究纳入的CNS主要临床表现包括持续的精神状态改变、神经系统局灶征、严重的头痛和癫痫。     

单肺移植术后受者对侧自体肺并发症的分析

目的 探讨单肺移植术后自体肺并发症对移植疗效和受者预后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2003年1月至2012年8月间单中心施行的48例单肺移植的临床资料.患者的原发疾病分别为慢性阻塞性肺病29例(61％),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14例(29％),闭塞性细支气管炎2例(4％),尘肺2例(4％),肺淋巴管肌瘤1例(2％).分析术后对侧自体肺并发症发生情况及其预防和处理,并探讨其对受者预后的影响.结果 48例单肺移植受者中,21例(43.7％)出现了对侧自体肺并发症,其中7例(14.6％)因自体肺并发症死亡.并发症分别为气胸2例(4.2％),对侧肺减容术术后持续漏气1例(2.1％),后期自体肺过度膨胀4例(8.3％),顽固性乳糜胸1例(2.1％),肺内恶性肿瘤2例(4.2％),细菌感染6例(12.5％),真菌感染5例(10.4％).有自体肺并发症及无自体肺并发症受者术后1、3和5年存活率分别为63％、42％、21％以及85％、55％、48％ (P＜0.05).自体肺感染性并发症为影响预后的独立因子(P＜0.05).结论 受体对侧自体肺并发症是影响单肺移植预后的重要因素之一;非感染性的自体肺并发症,采用外科手段常可成功治疗,而自体肺感染的预后较差.     

移植肾患者的多瘤病毒感染

肾移植受者的多瘤病毒感染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主要综述肾移植术后多瘤病毒感染的表现、诊断及防治。     

肺移植受者30例术后早期感染诊疗分析

目的总结和分析肺移植受者术后早期感染特点及预后。 方法回顾性分析河南省人民医院肺移植科2015年10月至2018年1月实施的30例肺移植受者临床资料。供肺来自于27例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者。30例受者中双肺移植2例,单肺移植28例。受者术中予亚胺培南西司他丁,术后联合应用亚胺培南西司他丁＋卡泊芬净＋更昔洛韦预防感染。术后免疫抑制方案为他克莫司＋吗替麦考酚酯＋泼尼松。住院期间对受者常规行胸部X线或胸部CT、支气管镜检查和病原学监测等;术后3个月内每1至2周门诊随访1次。 结果2例供者气道分泌物培养阳性,1例考虑为非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术后30 d内,22例受者共发生24例次细菌感染(呼吸系统感染21例次,血流感染3例次),感染发生率为73.3%(22/30)。呼吸系统感染包括单纯气道感染9例次,气道感染合并侵袭性肺部感染9例次,胸腔感染3例次。呼吸系统感染中16例次为单一病原体感染,5例次为2种及以上病原体混合感染。呼吸系统感染共分离出病原体26株：鲍曼不动杆菌10株(8株为泛耐药),耐碳氢酶烯类肺炎克雷伯杆菌5株,铜绿假单胞菌3株(2株为泛耐药),泛耐药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和泛耐药纹带棒杆菌各2株,黏质沙雷菌、阴沟肠杆菌、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非结核分枝杆菌各1株。血流感染包括耐碳氢酶烯类肺炎克雷伯杆菌2例次和脑膜炎黄杆菌1例次。21例次呼吸系统细菌感染中考虑合并真菌感染3例次。10例鲍曼不动杆菌感染受者经治疗后,7例感染控制,其余3例分别于肺移植术后第40、45和60天死亡。5例耐碳氢酶烯类肺炎克雷伯杆菌感染受者抗感染治疗后,4例感染控制,1例于肺移植术后第50天死亡。随访至2019年7月,9例受者死亡,其余受者均可进行日常活动。 结论肺移植术后早期感染以气道感染和移植肺侵袭性感染多见,感染病原体以泛耐药或多耐药的革兰阴性杆菌为主。     

肝肾联合移植36例的预后分析

目的 分析肝肾联合移植36例的治疗效果及存活情况.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22011年单中心施行的36例肝肾联合移植的临床资料.受者的年龄为(47.4±13.1)岁,术前4例曾接受过肝移植,7例曾接受肾移植.统计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及受者和移植物的存活情况.结果 存活受者随访47.9个月(29.1～115.7个月).术后1、3和5年受者存活率分别为88.7％、85.4％和81.4％;1、3和5年移植肝存活率分别为79.8％、76.3％和72.3％;1、3和5年移植肾存活率分别为85.7％、82.4％和78.2％.3例受者因严重胆道并发症进行了再次肝移植,1例受者因移植肾功能丧失进行了再次肾移植.结论 肝肾联合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肝病伴肾功能衰竭的有效方法,受者和移植物可获得良好的预后.     

中国心脏移植术后并发症诊疗规范(2019版)

心脏移植术后并发症主要有术后出血、低心排综合征、急性右心衰竭、心律失常、消化道并发症、中枢神经系统并发症、急性肾功能衰竭和术后感染。所有并发症均可严重影响心脏移植受者术后的生存质量。为了进一步规范心脏移植术后并发症的诊断和治疗,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组织心脏移植专家,总结相关国内外最新进展,结合国际指南和临床实践,从术前对供、受者进行准确评估、围术期进行针对性预防、积极治疗并发症病因以及保护心功能等方面,制订中国心脏移植术后并发症诊疗规范(2019版)。     

313例原位肝移植受者术后早期肺部并发症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原位肝移植术前供、受者基本特征及术中情况对于术后肺部并发症、围手术期存活率等方面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原位肝移植手术的313例受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后7 d内受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指标和影像学检查结果确定是否患有术后肺部并发症, 并将受者分为术后肺部并发症组(189例)和无术后肺部并发症组(124例)两组。将两组受者术前及术中资料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 分析早期术后肺部并发症发生的危险因素, 并对受者术后生存情况进行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显示, 受者年龄、合并慢性病、术前血小板计数低、术中大量出血(>1 500 ml)、灌注后严重低血压都是术后肺部并发症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与无术后肺部并发症组比较, 术后肺部并发症组受者ICU停留时间、术后机械通气时间以及住院时间延长, 再次气管插管率、急性肾损伤(AKI)发生率和院内死亡率增加(P<0.05)。良性肝病肝移植受者中, 无术后肺部并发症组受者的围手术期总存活率优于术...     

中国肺移植术后并发症诊疗和随访技术规范(2019版)

肺移植是治疗多数终末期肺疾病的唯一有效手段,但是肺移植术后各种并发症,包括原发性移植物功能障碍、急性排斥反应、慢性移植物失功和感染等,仍然是限制肺移植受者术后早期和长期存活的主要障碍。此外,受者术后经常发生高血压、高脂血症、癌症、慢性肾病、骨质疏松症和糖尿病等并发症。为进一步规范肺移植术后并发症的诊断和治疗,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组织肺移植专家,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最新进展,结合国际指南和临床实践,制订中国肺移植术后并发症诊疗和随访技术规范(2019版)。     

肾移植供者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状况及移植抗HCV阳性供肾对受者的影响

目的了解肾移植供者丙型肝炎病毒(HCV)的感染率及移植抗HCV阳性供肾对受者的影响.方法采用酶联免疫吸附(ELISA)法检测肾移植供、受者的抗HCV;巢式多聚酶链反应(Nest-PCR)法检测HCVRNA;根据供、受者HCV状态将受者分为4组,对各组受者进行1年以上的随访研究.结果(1)供者HCV的感染率为4.35%;(2)抗HCV阴性的受者,接受抗HCV阳性供肾移植后,有62.5%的抗HCV及HCVRNA转为阳性,术后丙氨酸转氨酶(ALT)水平和肝功能损害发生率明显高于无HCV感染组;(3)将抗HCV阳性的供肾移植给抗HCV阳性的受者,与抗HCV阴性的受者接受抗HCV阳性供肾移植以及与抗HCV阳性的受者接受抗HCV阴性供肾的临床效果相同.结论(1)移植抗HCV阳性供肾能传播HCV,可影响受者的肝脏病变,但这种影响程度较轻;(2)将抗HCV阳性供肾移植给抗HCV阳性的受者,既不增加传播HCV的危险性,又能扩大供肾来源,是解决我国供肾短缺的一项值得考虑的策略.     

肝移植术后新发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临床分析

目的 总结肝移植术后新发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的临床特点,探讨其防治策略.方法 回顾分析2000年1月至2010年12月间接受肝移植的受者及术后新发HBV感染受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术前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阴性者365例,其中11例术后新发HBV感染,发生率为3.0％(11/365),多数受者无任何临床症状,仅在术后复查时发现HBsAg阳性,而肝功能正常.11例受者术后发现HBsAg阳性及HBV DNA处于复制状态后,均给予抗病毒治疗,1例原发病为丙型肝炎后肝硬化合并原发性肝癌的受者给予长效干扰素治疗,随后HBV DNA出现变异株,改用恩替卡韦治疗,其余10例受者均采用核苷类似物药物进行抗病毒治疗.有10例受者在术中应用了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HBIG).经抗HBV治疗后,1例治疗无效进展为急性肝功能衰竭而死亡,1例因肿瘤复发转移而死亡,其余9例均存活.存活的9例受者中,1例出现乙型肝炎e抗原(HBeAg)转阴,4例HBV DNA复制水平为阴性(＜1×l05拷贝/L),所有存活受者的肝功能均正常.结论 对于术前HBsAg阴性的受者在接受肝移植时,应严格筛查其所输注的血液制品;对于术前HBsAg阴性,且接受了乙型肝炎核心抗体和(或)HBV DNA阳性供肝的高危受者,术中及术后应常规使用HBIG及核苷类似物进行必要的抗乙肝治疗是预防术后新发HBV感染较为理想的策略,预后较好.     

心脏移植受者术后感染特点及防治策略

目的 探讨心脏移植受者术后感染的特点及相应的防治策略.方法 回顾性研究规律随访的140例心脏移植受者的病史资料.术后患者均接受抗细菌感染的预防性治疗,其中87.8%的患者术后以抗病毒药物预防巨细胞病毒感染.患者的免疫抑制方案为他克莫司或环孢素A+吗替麦考酚酯+糖皮质激素.术后患者行咽拭子、痰涂片革兰染色、痰培养、血培养、尿培养和粪培养进行微生物监测,统计感染时间及病原体等资料.结果 心脏移植受者感染发生率为42.9%(60/140),随访期间共发生感染84例次,64例次(76.2%)发生在术后第1个月内,均治愈;20例次(23.8%)发生于2个月以后,其中4例患者死亡.结论 心脏移植受者术后早期细菌感染多见,预后佳;术后晚期真菌和病毒感染占较大比例,预后差.     

血清降钙素原检测对于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的诊断价值

目的：与内毒素和C反应蛋白（ CRP）检测结果进行比较,探讨血清降钙素原（ PCT）检测在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诊断中的临床意义及其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2月至2013年9月武汉大学移植医学中心98例肾移植术后并发肺部感染的受者临床资料。根据肺部感染的病原体诊断标准将受者分为细菌组（48例）和非细菌组（50例）,比较PCT、内毒素和CRP检测3种方法诊断肾移植术后细菌性肺部感染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比较3种方法对确诊肾移植术后并发细菌性肺部感染受者的阳性诊断结果。结果 PCT 检测灵敏度为95.8％,特异度为94．0％;内毒素检测灵敏度为77．1％,特异度为72．0％;CRP检测灵敏度为52．1％,特异度为58．0％。血清PCT检测细菌组受者阳性结果高于内毒素和CRP检测（χ2＝7.36,10．04, P均＜0．05）。结论血清PCT检测对于肾移植术后细菌性肺部感染的临床诊断价值高于内毒素和CRP,可作为肾移植受者是否并发细菌性肺部感染的优选诊断指标。     

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移植61例分析

目的 探讨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移植(URD-HSCT)的临床疗效,移植相关并发症及影响预后的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61例接受URD-HSCT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根据原发病分别给予非清髓性及清髓性预处理;供、受者HLA配型6/6抗原位点全相合21例,5/6相合5例,1个基因亚型不合24例,2个基因亚型不合11例;供、受者间ABO血型相合18例,不合43例;受者接受供者的有核细胞中位数为4.5×108/kg,CD34+细胞中位数为4.3×106/kg.术后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的预防采用以短程甲氨蝶呤+环孢素A+霉酚酸酯为基础的方案,49例加用抗CD25单克隆抗体,9例加用抗淋巴细胞或抗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并常规采用促进造血功能恢复、抗感染等治疗.术后观察受者的造血功能重建、并发症以及预后情况.结果 61例患者中,59例术后经血型、染色体及DNA多态性检测证实供者细胞植活.术后23例受者发生Ⅱ～Ⅳ度急性GVHD,25例发生慢性GVHD;术后100 d内,48例受者发生细菌和(或)真菌感染,36例发生巨细胞病毒感染,以下呼吸道感染较多.术后有18例受者死亡,受者总的2年无病存活率为(68.0±6.4)%,其中12例因移植相关并发症死亡,移植相关死亡率19.7%;6例原发病复发的受者均死亡,复发率9.8%.其余受者经治疗后好转.结论 URD-HSCT是治疗造血系统恶性疾病的有效方法.急性GVHD和感染是严重影响移植疗效和预后的危险因素,需早期预防.     

肾移植受者妊娠期CNI血药浓度变异性对移植肾功能及妊娠和胎儿的影响

目的观察肾移植受者妊娠期CNI血药浓度变异性对移植肾功能及妊娠和胎儿的影响。 方法回顾性分析1997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行肾移植手术的育龄期女性受者术后妊娠情况，共有14例肾移植受者术后成功妊娠并分娩15次，均为自然受孕。自怀孕前3个月至分娩后3个月，受者每月随访监测CNI剂量和血药浓度、血清肌酐和估算肾小球滤过率，并根据CNI血药浓度谷值计算变异系数(CV)。观察受者妊娠和胎儿并发症发生情况及新生儿情况，分析CV与移植肾功能和妊娠并发症的相关性。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比较受者妊娠前后各时间点CNI血药浓度、血清肌酐和eGFR水平及CV，进一步两两比较采用LSD法。采用成组t检验或χ²检验比较妊娠晚期高CV和低CV受者妊娠年龄、移植妊娠间期、移植肾功能不全、先兆子痫和胎儿早产情况。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14例受者成功妊娠年龄(31±5)岁(21～39岁)，移植妊娠间期平均(71±43)个月(22～157个月)。14例受者CNI血药浓度妊娠后逐渐下降，妊娠中期最低；CV在妊娠早期最高，为(45±30)%，与妊娠前、妊娠中期和晚期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妊娠过程中，血清肌酐先下降后上升，妊娠中期降至最低，为(62±11)μmol/L，与妊娠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1例受者妊娠过程中出现无症状蛋白尿(尿蛋白＋＋)，分娩后转阴。3例受者分别于分娩后7个月、10个月和9年出现移植肾功能不全。14例肾移植受者妊娠过程中有2例出现先兆子痫，1例在分娩后即缓解，1例在分娩后4个月缓解；4例受者发生泌尿系统感染，予碱化尿液及增加饮水量后均好转。分娩方式包括自然分娩2例，剖宫产13例。15例新生儿中，1例为低体重儿，2例早产儿胎龄分别为32周和36周4天。妊娠晚期CNI血药浓度高CV受者移植肾功能不全及早产发生比例高于低CV受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5.104和9.231，P均<0.05)。 结论肾移植术后妊娠早期CNI血药浓度CV明显升高，妊娠晚期CNI血药浓度CV>50%的肾移植受者可能更容易发生早产和移植肾功能不全。     

用多聚酶链反应检测病毒DNA诊断肾移植受者术后人巨细胞病…

应用多聚酶链反应（ＰＣＲ）技术，直接通过肾移植受者外周血白细胞检测病毒ＤＮＡ，诊断人类巨细胞病毒（ＨＣＭＶ）活性感染。结果术前所有受者及其供者ＤＮＡ检测均为阴性，术后共检出４例阳性受者。另有３例患者亦出现类似病毒感染的症状，ＤＮＡ检测为阴性，后经检查确诊为结核和霉菌感染。２例术后１年多出现发热的受者经ＤＮＡ检测，排除ＣＭＶ感染，确诊为慢性排斥反应和霉菌感染。以上结果表明，ＰＣＲ作为移植受者术后ＨＣ     

肾移植受者术后感染临床分析

目的探究肾移植受者术后感染情况及其危险因素。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接受肾移植的94例受者临床资料。供肾均采用Lifeport行低温机械灌注，并向灌注液中加入头孢哌酮舒巴坦钠以预防供者来源感染。根据受者术后3个月内体液培养结果，将94例受者分为感染组和对照组。采用卡方检验比较感染组和对照组受者性别、灌注液培养阳性比例和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发生率。采用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比较两组受者年龄、移植前血清肌酐水平和住院时间。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差异的变量纳入Logistic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术后3个月内94例受者中41例受者血、尿、痰及引流液标本中培养出病原菌，感染率为43.6%(41/94)，且感染多发生于术后1周至1个月内，占34.0%(32/94)。41例受者共发生58例次感染，病原菌多来源于泌尿系统感染，占51.7%(30/58)，其次为手术部位和血液系统感染，分别占32.8%(19/58)和13.8%(8/58)，呼吸道感染占比最低，为1.7%(1/58)。27例受者为单一病原菌感染，14例为2种及以上病原菌感染。41例受者共分离出66株病原菌，其中细菌占89.4%(59/66)，真菌占10.6%(7/66)。截至2019年7月10日，94例受者均存活，所有感染经治疗后均好转，未出现严重感染性疾病或因感染发生移植物丢失。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感染组与对照组年龄、性别、移植前血清肌酐水平及住院时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z＝－0.206、χ²＝0.628、z＝－0.599、z＝－0.031，P均>0.05)；两组受者灌注液培养阳性比例及DGF发生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0.031和0.274，P均<0.05)。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灌注液培养阳性是引起肾移植术后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 结论肾移植受者术后感染发生率较高，感染部位主要为泌尿系统，灌注液培养阳性是肾移植术后感染独立危险因素。     

肾移植术后多瘤病毒感染的临床诊断和治疗

目的 探讨肾移植术后多瘤病毒（BKV）感染的诊断方法、监测指标及初步治疗方法。方法 采集64例肾移植受者的血、尿样本，行BKV细胞学与聚合酶链反应（PCR）检测。对肾移植术后BKV感染的流行病学以及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并对BKV感染的受者进行试验性治疗。结果 64例受者的尿Decoy细胞、多瘤病毒尿症与多瘤病毒血症的阳性率分别为28．7％、17．2％和6．3％。血肌酐（Cr）升高的受者尿Decoy细胞阳性率高于血Cr稳定的受者（P=0．04）。受者的性别、年龄、诱导治疗方案、是否发生急性排斥反应以及术后肾功能恢复情况等临床因素与尿Decoy细胞、多瘤病毒尿症及多瘤病毒血症的出现无明显相关性。应用更昔洛韦试验性治疗4例BKV感染的受者，治疗2～3周后，受者的尿Decoy细胞以及血、尿BKV DNA均转为阴性。结论 血肌酐水平升高的肾移植受者易发生BKV再活化。可通过检测血BKV DNA筛查BKV相关的移植肾肾病。更昔洛韦治疗BKV具有良好的疗效，但需进一步验证。     

儿童肝移植术后门静脉狭窄的诊断与治疗

目的分析儿童肝移植术后门静脉狭窄(PVS)的可能危险因素,并探讨不同治疗方式的临床疗效。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6月至2017年12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移植中心396例儿童肝移植受者临床资料(年龄≤14周岁)。随访至2018年6月,有26例发生PVS(6.6%)。对于超声怀疑PVS的儿童受者,本中心多选用门静脉血管造影确诊。术后采用超声监测门静脉直径及流速,观察血管通畅情况。采用随访观察并口服药物抗凝治疗、球囊扩张、门静脉支架置入或Meso-Rex分流术治疗PVS。监测肝功能变化,评估有无门静脉相关的移植物损伤,并观察有无门静脉高压相关的症状或体征。 结果26例儿童受者术后发生PVS中位时间为9.5个月(1.3～50.0个月),其中3个月以内发生者占26.9%(7/26),3个月以后占73.1%(19/26)。行介入球囊扩张和支架置入或Meso-Rex分流术共47例次,均未因PVS死亡。2例儿童受者动态随访,期间口服抗凝药物;23例行门静脉球囊扩张术,1例因门静脉冗长行1次门静脉球囊扩张＋支架置入术,10例经1次门静脉球囊扩张术后无效后行二次球囊扩张,7例经二次门静脉球囊扩张术后无效行门静脉支架置入术,2例经门静脉支架置入术后再次狭窄,行Meso-Rex手术。1例口服药物抗凝治疗的儿童受者,随访期间超声提示门静脉流速偏快,其余随访至今未见PVS复发。 结论超声是监测儿童肝移植术后门静脉情况、早期发现PVS的有效办法。发生PVS时,轻症儿童受者可动态随访,期间口服抗凝药物;中重度儿童受者首选门静脉球囊扩张、门静脉支架置入术。Meso-Rex分流术是对门脉支架置入术后PVS复发或发生门静脉闭塞的一种可选择的手术方式。     

婴幼儿活体肝移植胆道并发症的诊断及处理

<正>婴幼儿肝移植发展迅猛并逐步成为治疗婴幼儿终末期肝病的主要手段,主要适应证包括先天性胆道闭锁、肝豆状核变性(Wilson病)、糖原累积症、肝母细胞瘤等。由于供肝资源的缺乏,活体肝移植正逐步成为婴幼儿肝移植的主要类型。随着肝移植手术技巧的发展及围手术期护理水平的提高,婴幼儿活体肝移植受者的术后长期生存率明显增高,受者术后1年生存率可高达90%,多数婴幼儿受者可存活至成年[1]。然而,肝移植特别是活体肝移植术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