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中的重构: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转向

新闻专业主义不仅是一种职业价值理念,还是与之相关联的一套系统性职业组构方式及可操作化的工作模式,它至少包含了四个内部向度,专业新闻机构、职业新闻人、新闻价值和新闻伦理.然而,新媒介技术背景下的新型新闻传播撼动了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专业主义:非专业的新闻生产(公民新闻网站、新闻网志、微博等)危及科层式新闻传媒机构；新媒体技术带来的便捷接近权消弭了传受界限,造成新闻从业人员职业身份的深层焦虑,新闻制作权泛化和信息扩容则带来新闻的次级化以及传统新闻伦理的沦陷.新闻专业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正在转向和重构:传统新闻业集体转型、职业新闻人身份重构、新闻价值标准以及新闻伦理重建.     

论近代中国的文化传统主义——中国近代文化思潮剖析之一

文化传统主义,或称文化保守主义和国粹主义,是近代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思潮,也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过程中,中国士大夫对西方文化的一种最初的本能反应模式.在文化传统主义者看来,中国文化优于他种文化,近代文化的进化必须以传统为本位,因而它排斥或轻视西方文化,具有一种保守主义的价值取向.在近代中国的不同时期,文化传统主义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对这一文化思潮进行系统的剖析,对在新的条件下借鉴和继承文化传统,建构中国新文化具有现实意义.     

为何种普遍主义辩护——与赵敦华教授商榷

为了对普遍主义进行真正有效的辩护,必须对普遍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有哪些变种,这些变种分别回答和提出了哪些问题等等,作进一步讨论。在为普遍主义辩护的时候,要重视普遍主义的复杂含义,注意普遍主义立场与普遍主义政策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所要辩护的普遍主义立场,不仅是文化普遍主义,而且是受价值普遍主义、尤其是道德普遍主义支持的文化普遍主义。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普遍主义,既超越西方中心论和中国文化特殊主义,同时又对文化的多样性具有高度敏感性,对特殊文化丰富普遍文化的可能性具有高度开放性。说到底,这种把特殊主义包括在内的普遍主义既不是一种单纯的事实,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理想,而是建立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的共同能力、潜力以及客观条件的基础之上、有待于通过自觉明智的交往实践和社会实践加以建构的美好未来。     

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解构与重构

新媒介技术推动了新型传播交往关系的形成,并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专业主义:以公民新闻网站、新闻网志、微博等为代表的非专业型新闻生产撼动了科层式的新闻传媒机构,使专业传媒机构的专属权力扩散化、弱化;新媒体技术造就了新型的传播交往关系,消弭了传受者之间的绝对界限,使新闻从业人员的身份危机成为重要问题;新闻制作权的泛化和信息扩容则带来新闻的泛化以及新闻理性和新闻责任的旁落。新闻专业主义遭遇的困境并不意味着它的全面失败和沦陷,从另一维度来看,新媒体语境召唤着新闻专业主义的重构及新一轮赋权,包括媒介的深度融合、职业身份的重构、新闻价值标准以及新闻伦理的现代重建等。     

新闻专业主义与新闻道德探询机制考辨

新闻专业主义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客观性在新闻实践中并不能阻挡其希望排斥的主观价值与道德判断的渗入。除了客观性,新闻专业主义有其他的可能,作为一种开放的新闻道德探询机制,新闻活动就是一种追求优秀和卓越的社会实践,专业与优秀的标准也是善的标准,善的标准同时规定了职业人的德与行。在实践中,要通过对历史、社会生活和新闻社会性的深度理解、通过具体事件和案例的公开讨论来建构相对稳定和适当有效的新闻道德原则和相应的操作规范。     

新闻专业主义与传媒消费主义之张力分析--从市场化媒体的"娱讯"现象谈起

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论述新闻实践和新闻体制的话语 ,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模式。在当前 ,新闻专业主义和传媒消费主义成了一对富有张力的话语。而传媒消费主义的直接表现就是所谓“娱讯”(infotainment)现象的泛滥。本文试图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市场化媒体 (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市场化传媒 )的“娱讯”现象 ,以探讨新闻专业主义与传媒消费主义的关系。研究表明 ,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实践 ,通过新闻实践活动而再生 ,而媒介消费主义话语在具体的语境中与前者对峙、抗争、纠缠、渗透 ,形成彼此消长的过程 ,最终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新闻专业主义话语     

普遍主义,还是中国特色——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中国境遇

关于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存在一种"普遍主义"的公民社会观。"普遍主义"公民社会观在理论上论证西方公民社会的普世性,认为公民社会对维护社会稳定以及推进政治民主化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并以当下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现状来表明西方公民社会移植中国的可行性。然而,"普遍主义"公民社会观是普遍主义思维方式下的产物,它难以解释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并且西方的公民社会自身就是一个存在多重内在矛盾的复杂结构。实际上,世界上不存在永恒的、一成不变的社会发展模式,任何社会理论都是一种地方性叙事,它深深地嵌入特定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中。中国的社会发展需要立足历史传统以及现实国情,建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理论,而非简单地照搬"普遍主义"公民社会观。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理论应当体现出主体中国的理论自觉,能够回应并实现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和公民身份塑造。     

反科学主义的文化批判

反科学主义是二十世纪影响最深远的文化思潮，从理论的历史来说，反科学主义发端于西方，是科学传统内部分立的文化批判，其理论目的是建构。对中国文化来说，科学是外生的，因而从逻辑上说，反科学主义既是外生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对中国这样一个缺少科学精神的文化来说，反科学主义的泛滥，对科学的发展和市场制度的建立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基于这一现实，本文尝试对反科学主义作一学理上的分析。一、反科学主义的逻辑归谬对反科学主义的澄清与批判，首先必须从科学的社会化过程、从文化层次来分析。二十世纪以来，人类面临一系列…     

新闻专业主义：一种职业意识形态的构建

作为美国新闻业成熟的职业意识形态,新闻专业主义发挥着整合社区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本文对其构建过程进行了梳理,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如何产生、职业伦理规范如何形成以及专业教育如何展开等。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新闻专业主义话语体系对我国新闻业构建职业意识形态的参照意义。     

新闻专业主义视域下的新闻消费主义研究

在全球一体化的环境下,西方各种思潮对我国社会产生了诸多影响,其中消费主义思潮就是一例,它不仅影响了公众的意识形态,形成了消费社会,而且影响了大众传媒,媒体为了迎合受众出现了新闻消费主义现象.新闻消费主义是指传媒着眼于公众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需求欲望的创造,对物的符号意义的强调及其所营造的“消费社会”的氛围.①这种现象的本质是一种消费意识形态的控制,它通过自身特有的编码系统向受众传递一种符号化的生活方式,消解人的主体性,使人沦为“单向度的人”.西方的现代化是一部充满深刻冲突的历史,我国新闻媒体在接受外来思想的时候,应在结合本国实际的情况下有批评意识地借鉴并加以正确引导,不应盲目地全盘接受与一味的迎合受众.因此文章从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出发,结合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的著作《消费社会》中的思想观点,分析新闻消费主义这一现象的本质特征和具体表现,从文化批判的角度来思考新闻消费主义,用新闻传播学的理论来唤醒大众传媒的良性回归.     

普遍主义抑或特殊主义——中国语境下知情同意实践的路径考察

在知情同意实践中,存在一种普遍主义模式.这一模式是西方模式的简单移植,它从理论层面论证个体自主权的普遍性,在实践层面探究自主权对个体利益的保护以及中国当下分析模式在中国实践的可能性.它难以解释中国文化传统,不能回应中西社会之殊异,遭遇历史主义的质疑,而且模式本身催生诸多道德危机.在总叙事可能性丧失的情况下,必须寻求知情同意的地方性叙事模式.凸显中国的家庭文化特质,适应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以及重申“行善”的道德价值,是中国知情同意叙事模式的特点.     

论普遍主义

普遍主义出于西方传统哲学。夸大追求普遍知识的方法和态度、并把它扩大到普遍知识以外的一切领域,就产生了普遍主义问题。普遍知识不是一切知识之谓,也不是普遍接受的知识,而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这种知识是有局限的知识。因而,从普遍知识衍生出来的普遍主义也是成问题的,它是目前反思和批判西方传统哲学的重要议题和靶子。挣脱普遍主义的束缚是解放思想、走向生命自觉的要求。在西方传统哲学的框架内批评普遍主义容易陷入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站在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对峙之外的中国传统哲学为克服普遍主义提供了可能的样本,也展示了一种与西方不同的从事哲学的途径。     

当代西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发展评析

共和主义的复兴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当代西方共和主义的复兴不是简单地回归古典共和主义政治传统,而是对共和主义进行更加系统化与理论化的拓展与阐释.在规范政治理论中,当代西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在公民身份、自由、民主与美德等维度上做出了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又区别于社群主义的阐释,深化了在相关问题上的理论分析.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既体现了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当代西方政治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在批判与挑战西方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思想范式的同时其本身也在反思与辩驳中不断发展与成熟.     

"启蒙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上,启蒙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有着无法割舍的血缘关系.先驱者们在西方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借助"民主"与"科学"这两个口号,以"启蒙主义"为思想资源,以"为人生"为理论建构,以"改造国民性"为艺术追求,进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性,新文学的启蒙主义并没有遵循西方启蒙主义文学运动的"自我教育"和"理性节制"原则,而是以大量西方语汇遮蔽着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入世"理想,最终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实用功利主义价值倾向.     

拒斥还是辩护: 全球化中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

普遍和特殊或共相和殊相、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是最古老的哲学问题之一.在全球化时代,这个问题又重新焕发了活力.全球化过程内在蕴涵着普遍化和特殊化双向运动的悖论.全球化本身即意味着普遍化.无论是地方性事物在发展过程中获得了全球性的普遍意义,还是某种规则在全球范围内被普遍奉行和遵从,都意味着或要求某种普遍性.但是全球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消灭多样性和差异性.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争主要集中在价值和价值观领域.以普遍主义姿态出现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普遍性,而是某种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即"西方中心主义"冒充"全球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是一种盲目排斥外来文化、拒斥普遍性的典型的特殊主义.只有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性.为此,必须抛弃对自身特异性的自恋,接纳现代文明的普遍价值.     

为普遍主义辩护——兼评中国文化特殊主义思潮

普遍主义是一种相信某些知识、世界观和价值观具有普适性的立场。西方学者曾经用西方中心论为普遍主义辩护,混淆了思想的内容和产生思想的社会条件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因而遭到来自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等方面的正当批评。但是,这些批评所导致的特殊主义,又混淆了真理的内在标准和思想的适用范围这两个不同的问题。从哲学上分析,西方中心论和特殊主义都源于"关于本质的发生学教条"。特殊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有着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西方民族主义国家曾把特殊主义作为对外扩张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的国家流行民族文化特殊主义的思潮,表现为文化精英的传统主义和文化复兴运动的民众动员。而中国自古不乏华夏中心论的传统,现在则有以"回归起源"为特点的民族和文化优越感。当今学术界有一些已经习以为常、信以为真的提法,反映出各种特殊主义观点和立场。学术界不加区别地广泛使用"中国特色"的标签,隐藏着在哲学社会科学所有领域内都放弃普适性目标和标准的危险。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本主义"(本位、本色、本土化),代表了"道统"、"学统"和"政统"合一的复古主张。后现代主义和新左派的反全球化主义,在实践上阻碍经济往来、文化交流和更深层次的思想对话。反"西方话语霸权"的情绪化口号,经不起"什么话语、谁的霸权"的理性推敲。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根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根源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很多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又符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需要,同时,在20世纪初,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也与当时的特殊的文化背景有关.     

根植本土:当代中国史学主体性的崛起

实现主体性是一国史学臻于成熟的标志,它意味着一国史学对于本民族及世界历史有自己独立的认知和表达系统。依托苏醒的中国史观,当代中国史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主体性实践。西方汉学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国内史学家挣脱欧洲中心论的束缚提供了示范,并向中国学界展示了摆脱西方中心论后重新构建中国历史叙事的可能性,以及中国历史本身在摆脱欧洲中心约束之后惊人的可塑性。中国史学的主体性崛起及实践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但它并不享有与文化本质主义共谋的正当性,必须避免史学主体性的崛起滑进文化本质主义的陷阱。在史学主体性的带领下,中国史叙事一定能够回到它自己的轨道。在主体性推动下,中国史学即将开启一个崭新的时代,新的范式正在孕育之中,这必将激发中国史学所蕴藏着的无限潜能,为中国史学开拓出一个新的发展路径。     

20世纪逻辑学在中国的影响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进入中国的西方逻辑学,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影响.20世纪初期输入的西方逻辑就内容而言主要包括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西方逻辑输入后,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变革,并使这种变革进入哲学、史学、教育、科学等诸多领域,从而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起了一定作用.本文的有关研究,对我们正确认识逻辑学的价值、发挥该门科学的作用,以推进中国当前的新文化建设,无疑会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中西比较中的求同趋势与汉学主义之根源

汉学主义是与汉学相关联的一个概念,它反映了西方对于中国研究的一种知识范型与学科体制的建构,这一过程难以避免受到西方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汉学主义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正是在一种西方中心论操控下的产物。在全球化语境下,西方强势话语占据主导权,中国知识形态的现代化演变为一种全面西方化的趋势,传统、历史、现实之间被割裂,而比较文学的失语症正是盲目向西方趋同的一个重要表现。针对汉学主义产生的相关问题,变异学作为一种以异质性和变异性为基础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强调在一种交互、混生的状态下在异质文化之间形成一种自然合理的文化调节机制,从而实现一种真正的内在平等,同时也为解决汉学主义提供了一种理论思路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