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市公司业绩决定机制实证分析

本文依据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定义了5种公司治理类型 ,并在实证分析的同时论述不同治理类型的公司业绩决定机制。本文认为 ,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和资本市场条件下 ,没有所有权经营权代理、没有所有权代理有经营权代理治理类型 ,要比有所有权代理有经营权代理、有所有权 (经营权 )代理治理类型有效率。没有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 ,其业绩与人力资产提供者报酬显著相关;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相关 ,但不显著。有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 ,其业绩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相关 ,与人力资产提供者报酬不相关。     

资本结构与代理成本——来自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资本结构如何影响代理成本是资本结构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本文以2000-2005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实证分析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民营上市公司代理成本负相关,而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代理成本正相关;第二至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呈负相关,对民营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影响效果要好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者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正相关;社会公众股比例与上市公司代理成本不存在相关性;债务总体水平与代理成本正相关,但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的程度要大于民营上市公司;银行借款比例对代理成本的影响要好于商业信用比例.这两种债务比例对民营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效果影响要好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流动负债比例和长期借款比例与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正相关.总之.民营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要低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因素.这一结论的政策意义在于:完善资本结构有助于我国上市公司改善治理结构、降低代理成本;我国政府要进一步推进民营化改革,以不断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质量.     

退出威胁能抑制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吗?

已有文献认为,大股东的退出威胁可以缓解股东经理人利益冲突,降低经理人的代理成本。本文基于新兴资本市场的公司治理特征,实证检验了控股股东之外的其他大股东的退出威胁是否可以抑制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以股权分置改革事件作为退出威胁的替代变量,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大股东退出威胁显著降低了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提升了企业业绩。同时,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当其他大股东退出对控股股东财富的影响更大(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更高)、退出更可信(持股比例相对于控股股东更少)以及处于对控股股东外部约束更差的环境下(法律环境较差地区和非四大审计的公司),其退出威胁更为有效。进一步检验的结果表明,大股东的退出威胁还加强了经理人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即缓解了股东经理人的利益冲突。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为大股东的退出威胁是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来自于新兴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上市公司治理因素与财务困境关系的实证研究

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因素与财务困境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以1998~2005年被ST(special treatm ent)的公司及其配对样本共计528家作为研究样本,通过使用二元Log istic回归分析方法,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H-10股权集中指数、股权制衡度、国家股比例、最终控制人类型、独立董事持股比例以及审计意见与公司发生财务困境的可能性显著负相关,管理者代理成本显著提高了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危险性。而高管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以及CEO的双职合一对困境发生的概率无显著影响。     

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企业价值

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直接影响其企业价值。选取2012年12月31日前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的267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以2009年至2012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股权集中度、股权性质、管理层持股以及基于概率投票模型的股权控制度指标衡量企业的股权结构,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衡量企业价值,结合多元线性、非线性回归模型和分段回归模型研究企业价值与股权结构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价值与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呈回归式抛物线关系,企业价值随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先降低后升高最后再降低,第1大股东对企业的绝对控制不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前5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法人股持股比例的增加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及建议对提升创业板上市公司企业价值有一定借鉴意义。     

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大股东掏空行为研究

当今公司代理问题研究焦点已经从第一类代理问题转向第二类代理问题,即向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随着民营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升,对民营上市公司研究也成为一个焦点.由于民营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股权集中度高的现象,大股东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掏空行为日益为人们所关注.本文从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资金占用视角,构建实证分析模型,得出民营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大股东掏空行为呈U型关系;股权制衡度能有效地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等结论.     

公司治理对代理成本的影响——来自上市公司2008年制造业的数据

代理成本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分析了公司治理对代理成本的影响。得出结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负相关;股权制衡度与代理成本负相关;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关系不显著;董事会规模与代理成本关系不显著;董事会会议次数与代理成本正相关。     

股权结构、高管持股与公司绩效——来自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1999年至2003年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回避国有上市公司的非市场因素,研究股权结构、高管持股对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显示:第一大股东绝对控股时,其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绩效越好,这时高管的股权激励无法发挥作用;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20％时,高管的股权激励也无法发挥作用;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20％至40％之间时,其持股比例和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这时高管的股权激励发挥显著的作用。不同的股权结构对股权激励和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设计公司治理机制时应充分考虑这一因素。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业绩预告的策略性披露北大核心CSSCI

业绩预告是重要的会计信息之一,影响资本市场投资者的价值判断,逐渐成为管理层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中国股权集中程度较高,第二类代理问题更为突出,控股股东在利益驱动下有能力与管理层合谋,影响业绩预告的披露。但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动机及其行为难以直接识别,近几年流行的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业务为此提供了研究视角。基于第二类代理问题,以2005年至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Logit、有序Logit和OLS等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业绩预告策略性披露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产权性质、董事会结构、股市周期和控制权转移风险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从股票收益率和股权资本成本两个方面进一步分析业绩预告策略性披露的长短期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前,积极业绩预告的披露概率更高,但股权质押降低了积极业绩预告的精确度和准确性,提高了乐观偏差;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当年,积极业绩预告的披露频率更高。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和政策变化后,基本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公司的控股股东在股权质押前更有可能披露积极的业绩预告;董事会结构和股市周期对质押前积极业绩预告的披露概率没有影响;质押后控制权转移风险越大,上市公司披露积极业绩预告的概率越大。短期内,积极业绩预告可助推股价上升,有利于控股股东高位质押,但长期看质押削弱了积极业绩预告对股权资本成本的降低作用。研究结果为控股股东利用信息披露进行市值管理提供了进一步证据,丰富了业绩预告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拓展了交易驱动信息管理的研究成果。实践意义上,对上市公司优化治理结构、中小投资者全面理解业绩预告、监管部门加强信息披露监管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大股东控制下的资本投资与利益攫取研究

基于资本投资形成控制权收益的理论阐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攫取控制权收益的自利动机和市场风险分析,本文以2001-2005年沪深两市A股市场发生了非流通股交易的公司作为考察对象,从固定资产投资和股权投资两个方面对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攫取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大股东不仅通过资本投资形成了控制权收益,而且资本投资规模越高,增加等量资本投资所攫取的控制权收益越低;尽管通过股权投资攫取控制权收益的隐秘性较高、成本较低,但由于增加了控制链的代理层级,控制性股东的收益占有程度也较低;大股东的自利性资本投资行为不仅挤占了中小投资者的共享利益,而且形成了从增加资本投资、形成更高控制权收益到损害企业价值的传导机制.根据经验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监督还是掏空: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价崩盘风险

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上升,究竟会导致大股东更有动力监督管理层,并降低其掏空动机,还是更有能力掏空上市公司、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呢?为此,本文以2003~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大股东持股比例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未来股价崩盘风险显著下降;在控制了内生性等问题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这支持了"监督效应"和"更少掏空效应",但不支持"更多掏空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大股东持股同时通过"监督效应"和"更少掏空效应"影响股价崩盘风险。本文不但深化了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研究,而且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对于深入理解大股东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以及如何防范股价崩盘、促进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旅游产业上市公司代理成本控制对策

近年来,旅游产业已经成为各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相应地,旅游产业上市公司也不断增多。在旅游产业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问题是影响公司业绩的重要因素。旅游产业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主要有直接合约成本和代理人发生的约束费用等。如无有效控制代理成本的方法,将会导致旅游产业上市公司业绩下降。控制旅游产业公司代理成本的对策主要有:完善旅游产业公司治理结构,优化股权结构;采取多种激励方式控制,即经理持股和经理报酬计划等;公司现金股利分配以及控制业务流程来降低代理成本等。     

大股东、法律制度和资本结构决策——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结合中国制度,从理论角度推演大股东、法律制度如何影响资本结构决策,采用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应用一系列OLS经验检验大股东、法律制度与资本结构决策之间关系.本研究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大股东、法律制度确实影响资本结构决策.具体而言:(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水平负相关;(2)最终控制人是国有企业的控制股东具有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这类公司拥有相对低的债务水平;(3)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与债务水平正相关;(4)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的交互项与债务水平正相关,表明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的提高能削减第一大股东和债务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5)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除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减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水平正相关,说明股权制衡能够抑制控制股东机会主义行为,股权制衡的公司具有相对高的债务水平;(6)法律制度对不同期限的债务水平具有不同影响,法律制度环境好的公司具有相对高的短期债务和相对低的长期债务,本文从中国的制度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7)第一大股东与债务水平之间的关系受法律制度环境的影响.     

现金股利政策、代理成本与公司绩效

从现金股利代理理论的视角考察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经济影响,为资本市场股利政策改革提供重要依据.基于2004年至2012年中国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管理费用率、资产周转率和其他应收款占比度量上市公司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第一类代理成本和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代理成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实证检验现金股利通过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影响上市公司绩效的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现金股利显著降低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继而提高上市公司绩效,两类股权代理成本在现金股利影响公司绩效的过程中发挥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现金股利政策从总体上表现出治理效应占优.适度的现金股利不仅有利于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而且有助于公司价值的提高.     

基于公司治理视角代理成本影响文献综述

有关公司治理机制的效率问题一直是众多学者研完的热点,企业代理成本一直是公司治理内部管理的关键性问题和管理控制的重要课题之一,代理成本和公司治理之间相互影响,代理成本的控制是否得当直接影响企业的价值,本文在学者现有研完的基础上,一文献综述的形式展示公司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管理层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与董事会规模角度出发分析代理成本的成因和影响机制,力争得出积极研究成果。     

浅谈股权激励效果的改进对策

2006年初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为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创造了条件。股权激励作为一种长期的激励方式，是一种能改善公司治理，优化股权结构的激励制度，已经成为解决现代企业委托-代理关系的重要途径，是促进公司经营管理者与股东形成利益共同体的有效手段。为此本文提出了健全公司治理机构，培育职业经理市场，规范资本市场和建立科学的业绩评价制度等完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提出了建议。     

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代理成本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1080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管理费用率、总资产周转率计量代理成本,采用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反映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代理成本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代理成本与股权集中度显著负相关,与股权制衡度显著正相关。     

对流通A股融资成本的实证研究

普通股融资成本问题是财务管理的难题之一,它与公司治理结构有着密切关系.基于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的实际,充分考虑大股东的私有收益实现和内部人控制两个因素,提出将普通股融资成本问题简化为流通A股的付现成本问题,这样才能够清晰地了解发行A股进行融资的真正成本.     

股权结构与择时披露

本文从股权集中度视角出发,分别探讨了国有控股公司和民营控股公司股权集中度对上市公司择时披露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国有控股公司股权集中度与管理层选择周末披露的概率呈正U型关系;对于民营控股公司股权集中度与管理层选择周末披露盈余公告的概率呈倒U型关系。进一步,由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控制链较长,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问题严重,我们又从终极控制权,以及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角度研究了民营上市公司择时披露的影响因素。与股权集中度影响类似,我们发现在民营上市公司中,终极控制权持股比例与管理层选择周末披露盈余公告的概率呈倒U型关系,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与管理层选择周末披露盈余公告的概率呈正向关系。     

民营企业治理转型、政治联系与公司业绩

基于系统理论,从治理结构视角构建以实际控制人、董事长、CEO、监事会主席为核心的政治联系指数,以2003年～2007年持续经营的234家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回归分析方法,检验治理转型视角下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程度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总样本而言,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指数逐年降低,验证了治理转型的观点;公司规模越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政治联系程度越强,政治联系指数与资本负债率、长期负债率正相关;具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政治联系指数越高其财务业绩、市场业绩、资产周转率越差,高政治联系公司的政治联系指数与长期投资比率正相关.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既有优惠的融资收益,又面临公司业绩下降的风险,在政治联系对民营企业业绩双重影响的背景下,建议民营企业实现政治联系合规,推进公司治理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