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小农经济理论中国化的贡献

我国正处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全面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小农经济理论对于指导我国农业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习近平结合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实践,坚持和发展了小农经济理论:指出农民是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农村市场化建设的主体,而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农民同时也具有经济理性和经济利益;提出"三位一体"来实现小农经济的规模经济;通过提高农民,用科技武装农民和农业;通过统筹城乡发展,大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产业融合以及建立健全农村市场体系等来实现小农经济的现代化。习近平在小农的地位、性质和特征、小农经济规模路径和现代化路径等方面坚持、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小农经济理论,为马克思小农经济理论中国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农问题"的市场经济理论解析

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才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三农问题"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其实是内在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逻辑之中的;农民的破产、农业的凋敝、农村的衰落,是市场经济在中国展开的必然结果.20世纪80年代的承包制重新复活了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承包制的成功只是证明了小农经济的合理性,并没有证明小农经济的优越性和先进性.传统的小农经济的消亡是必然的,只有"消灭小农经济"才能解决"三农问题".中国的国情和农村改革的实践证明,消灭小农经济的道路选择并没有最优解,因此"三农问题"的解决只能是标本兼治.     

高利贷与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关系新论--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浙、皖三省农村为中心

高利贷作为一种广泛的社会经济现象 ,对 2 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但是 ,高利贷也维持了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运转 ,尽管这种运转十分滞涩和残酷无情。从较长的时段看 ,高利贷猖獗不仅意味农村贫困化 ,而且也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引起的货币资本需求 ,并且小农借高利贷经营副业也获得了相应的比较利益。从全社会看 ,高利贷还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小农经济是高利贷存在的前提条件之一 ,高利贷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是表层的 ,在社会经济衰落过程中 ,高利贷只会起到加重的作用     

当代中国的农业问题

"三农"问题关键是农业问题.需要讨论个体经济、单干经济、私有经济、集体经济、合作经济、公有经济等概念.家庭承包制是"公有地单干"性质的新型农户单干.目前中国农业的生产方式是小农经济,代表它的是"公有非合作模式"的集体化.农业持续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价格和就业两个领域,发展农业要关注经济效率.与就业和价格相关,农业劳动力过剩引出农民问题,农业纯收益分割引出农村问题.     

农副相辅中的乡村社会变迁--以民初山西为例

民初,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的消费日趋市场化,农民对货币的需求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渴望。据民国初年对武乡、五台两县农产品出售的统计,一般农产品的出售率都在30%以上。其中武乡的“豌豆为75%,大麻为95.6%,大麦为97.1%,油菜籽为98.8%,蔬菜、果树均接近100%。”[1]276-278小农经济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人地矛盾的突出等原因,传统以种地为主的纯农户很难维持其家庭生计,这时农村副业就成为小农经济发展的最佳途径。据《中国实业志·山西省》记述:“晋省农家副业,种类甚多。大而言之,亦可分为六大类:(一)纺织及针织类。(二)编制类。(三…     

去自给化小农:解释中国农户经济及政策趋向的一个视角

农户集生产与消费于一身,是在一定的现实约束条件下追求福利或收益最大化.由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及价值趋向,学界对小农经济的研究形成了各种学派,即生存-道义小农、市场-理性小农、阶级-剥削小农等.各学派解释了特定背景下小农的经济特征,但不能较好解释当今中国的小农经济.从中国转轨经济的视野出发,提出"去自给化小农"假说,分析中国农户经济正在经历"去自给化"的过程,可以从农户的生产、生活、社交及文化等角度对此进行解释说明,并由此提出加快小农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山西农村经济转型发展的模式与路径选择

要使山西农村经济实现产业化、集团化的发展,对山西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制度选择和路径分析很有必要.应明确农户加公司、股份合作、农村合作社、专业农协等模式的优势与不足,并针对这些模式存在的问题,从治理的原则、制度的建构与运行机制、培训教育,以及资金等方面采取措施,以进一步完善和提升现有农村经济组织模式.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中农经济"——以1942年张闻天兴县14村调查为中心的研究

1942年中共领导人张闻天率领的延安农村调查团以土地问题为主题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兴县二区14村进行了为期近5个月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该地区农村在经济形态上属于典型的"中农化"小农经济区,即在地权分配与土地经营模式两个方面明显地呈现出以中农为主体的自有自耕性征.尽管在中共革命影响下,农村内部社会经济结构及运行模式发生了一定变化,但主要经济形态依然是传统的"中农化"的自耕农型小农经济,惟"中农化"走向更加明显而已.     

重识农村合作经济——兼论完善双层经营体制的必要性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最早是从农村找到突破口的。在包产到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又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分散经营局面。从表面上看,这种分散经营的农户经济有着与历史上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某些相似的特征,但农业生产责任制后所形成的农村经济中村合作经济和农户经济并行发展、共同经营的独特的双层经营体制,改变了传统小农经济中由农户孤立经营农业的格局。农户作为一个基础的经营层次,实际上仍处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之内。双层经营体制集合作经济的优越性和家庭经济的积极性于一身,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找到了这种家庭经营合作经济有效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经济发展道路,是一个伟大的创造。     

农村社会服务浅析

<正> 在当前我国农村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着较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的过程中,动员和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搞好农村社会服务,建立一个比较完备的商品生产服务体系,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首先,搞好农村社会服务,是发展商品生产的需要.千百年来,我国农村经济长期处在一种"小而全"的封闭、半封闭式的格局之中,自产自食,自制自用,自给自足.这样的小农经济,没有商品生产,社会服务也无从谈起.建国以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但农村商品生产一直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近几年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及,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     

从《新青年》的忧患意识看五四爱国主义对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五四爱国主义在继承传统士大夫济世拯民、爱国报国精神的同时,更赋之以全新的内涵。它摒弃了传统士大夫对于君主权威的依附人格,代之以生机勃勃、个性独立自主的民主气息;它饱含着浓烈的忧患意识,又充满着源于开放意识的信心与乐观;它不是盲目的“忠君报国”,而是立足于“科学”、“民主”之现代意义上的理性爱国。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