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保护与利用的动态博弈

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化的追求,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过程的始终.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化追求的过程,也是与背离本真的认识和行为即失真进行斗争的过程.失真与本真斗争的焦点集中于传承人、文化空间以及传承人与文化空间三个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核心是传承人及文化空间,这在理论上已达成共识,但在实践上却常常出现背离本真的认识与行为.含有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因的古村落,在新农村建设中主要表现为文化空间的本真传承与文化空间破坏或断层之间的搏弈.原生态民俗艺术,主要表现为传承人对传承艺术的本真化坚守,与损伤艺术品质的失真化演出之间的搏弈.这些搏弈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的阶段性搏弈,解决这些搏弈,一靠研究,二靠寻求积极有效的方法.每一个阶段性搏弈的解决,意味着另一个阶段性失真与本真较量的开始,每一次解决都是一次对失真的舍弃修正和对本真的更加深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化保护与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日益受到损毁和濒危严重的危机,保护和抢救这些遗产已成为当今一项重大课题.阐述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表现形式、有关工具实物以及文化空间的分析,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呈现的形式并非都是非物质的,物质层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保护要通过人格化载体、物化栽体、文化空间栽体、产业化载体等有形的物质裁体来实现.     

论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的角色定位——以江西省域为个案的分析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文化大一统和文化多样性相统一的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如何在地方开展有地方特点和文化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是理论和实践中的崭新课题.特别是关于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的角色定位与政府职能发挥的研究方面,学术界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提出的新要求,根据文化发展的共性与个性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以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总量大、样式多、历史悠久、特点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江西省为例,对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开展个案研究,从政策制定、价值维护、合作共赢、社会协调、职能整合、绩效评估、任务实施、信息化建设与资源筹集等九个方面,阐述我国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的具体角色定位,从个案中管见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的一般规律和特点.科学界定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的角色作用,形成在我国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中的政府主导与协调同全社会积极参与的互动格局,无疑是探索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之路的明智选择.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文化研究的转型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文化研究的转型,既是借助文化研究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层次,又是文化研究在新形势下加快调整研究领域和方法策略,形成相互促进的双赢局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反思包括文化嬗变、保护合理性、产业开发等视角.文化研究的转型主要是研究范式的转换,一是研究对象从文化文本向文化遗产,二是研究方法从话语分析到田野研究,三是研究思维从个案分析到理论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研究的转型的契合,表现在理论提升与现实介入、普遍主义与地方性知识、文化教育与民族精神等方面,两者的结合必然是一个文化双赢的结果.     

基于传承主体视角的东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非遗传承人包括"传授者"和"承袭者"两类行为体,传承是传与承的合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核心是人的"活态化"。本文从非遗传承人的角度,对东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现状进行全面梳理和分析。东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既要保护传与承的主体,又要为两者互动循环提供足够的空间,最终目标是形成本土非物质文化个人和群体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非遗的发展和繁荣。     

论档案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管理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文明对话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一个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鲜活的文化基因。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对弘扬民族文化,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经济建设服务,将会起到较大作用。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类型、特点和新时期档案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以及档案馆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收集、管理的必要性,档案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保护应采取如下措施:成立专门机构,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提供申遗和为遗产鉴定工作服务,实行分级保护,拓展档案收集途径等。     

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平台建设

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是政府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是基层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阵地,是社会群众文化的主体,同时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平台.它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整理、抢救保护工作的参与者、实施者,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核心渠道.结合公共文化体系这个社会平台的建设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播,可以充分吸收传统文化中科学、合理、尚有生命力的部分,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有机结合,创造具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有创新力的新文化.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草根性——兼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成为全人类维护文化丰富性、多样性及文化主权的重要话题,为促进其科学、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草根性等基础性问题展开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草根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始属性,具体体现为朴素性、民众性、隐蔽性和顽强性特征.立足非物质文化遗产草根性的探讨,可从保存其文化"基因"、维护其生态系统、民间力量介入和加强其基础理论研究等方面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民俗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民俗文物富含非物质文化的因素,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民俗文物的承载,无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修复、展示、研究还是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每一步都不能没有民俗文物的参与.对民俗文物的保护,也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民俗文物的消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致命的打击.     

基于空间活力视角的徽州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

徽州古村落不仅承载着历史的变迁,同时也是当地居民的现实生活场所.其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是学界持续关注的问题.论文首先从空间的角度阐述了文化因素和物质环境共同构成空间活力;然后通过对徽州古村落空间形式和文化观念的回溯,反映徽州传统村落空间形式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耦合关系;最后以民俗节庆活动为例揭示徽州古村落中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关联性对延续其空间活力的意义.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     

从《新青年》的忧患意识看五四爱国主义对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五四爱国主义在继承传统士大夫济世拯民、爱国报国精神的同时，更赋之以全新的内涵。它摒弃了传统士大夫对于君主权威的依附人格，代之以生机勃勃、个性独立自主的民主气息；它饱含着浓烈的忧患意识，又充满着源于开放意识的信心与乐观；它不是盲目的“忠君报国”，而是立足于“科学”、“民主”之现代意义上的理性爱国。     

试论抵押人之专有抗辩权 --从第三人为抵押人出发

从第三人为抵押人出发,抵押人凭借专有抗辩权不仅可以对抗抵押权人的抵押权,而且可以暂时或永久地摆脱担保责任的束缚,保全自己的财产利益.我国相关法律对于抵押人专有抗辩权的规定十分模糊,应从担保法原理及相关法律规范出发,对抵押人之专有抗辩权进行分析与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