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风险视角下的中国超级妈妈——基于广州市家庭儿童照顾的实证研究

当代社会政策理论将女性就业与儿童照顾的两难困境视为新的社会风险。文章也从该视角考察中国情境下"工作-家庭平衡"问题,并将成功兼顾工作与育儿双重责任的女性称为"超级妈妈"。通过对广州家庭育儿实践的访谈发现,"超级妈妈"现象首先基于妈妈们对女性价值在传统和现代两个维度的理解;同时,她们运用空间规划、网络构建和时间分配三种策略,积极组织家庭资源应对新风险。本文认为,超级妈妈的巨大付出和家庭支援的微观机制,有效填补了儿童照顾的社会福利赤字。但是,"超级妈妈"现象存在可持续性问题,且因条件差异产生不平等。因此,国家要承认女性及其家庭照顾儿童的社会价值,同时为女性及儿童增加社会照顾资源,抵御社会变迁带来的新风险。     

“再家庭化”:中国城市家庭购房中的代际合作与冲突

作为市场和政府之外的第三个因素,家庭在住房领域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重视。论文基于对广州22个家庭的深度访谈,从"家庭化"角度出发,揭示家庭购房动机、方式、策略和差异,以及对家庭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城市住房领域出现明显"再家庭化"趋势。一方面,家庭成为个人获得住房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体现为父母提供多种形式的支持、深入介入并运用策略,极大影响住房决策、获得和安排;旧有单位制和住房市场机制对个人住房造成的差异受到家庭因素调节。另一方面,"再家庭化"充满张力且不确定。家庭成员在此过程中重新构建内部关系,既有合作,也有妥协与冲突。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妇女的日常生活、家庭关系与自我关怀——一项基于75位妇女叙述的研究

作者在2020年初收集了全国各地75位妇女关于疫情期间日常生活的文字记录资料,并围绕家务、照料对35位妇女进行了深入访谈,探索她们应对生活及家庭关系变化的方式以及由此生发的对性别角色的自我反思与改变。研究发现,女性的自我反思根据照料与家务负担、婚育情况等情境性影响因素以及照料体验、职业发展、个人阅历等观念性影响因素形成不同的类型。是否有照料责任和婚育状态/年龄段是妇女自我反思和关怀的两个首要条件。在有照料责任的妇女中,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体会,都会促成其自我反思与关怀;而对家务负担习以为常的妇女则相反。此外,妇女会因职业发展状态不同产生不同的反思动力,50岁以上的妇女则因丰富的生活阅历与个人体悟而进行深刻反思与积极改变。这三者与妇女在家庭、职业等领域的性别观念相关。基于研究,本文将妇女分为习得型反思者、温和型反思者、成长型反思者和觉悟型反思者四种类型。     

社会建设也是对私人生活松绑

近日，国务院决定第六次取消和调整一部分行政审批项目，这将朝着减少政府职能和行政权力的开放性方向迈进。而且．这次还提出了对后续审批改革具有指导意义的原则：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     

跨境安居何以可能——基于香港青年粤港澳大湾区购房实证研究

围绕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一系列跨境惠民政策措施，支持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研究以香港青年跨境购房为切入点，分析影响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安居的因素。研究发现，经济和福利措施提高了香港青年进入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意愿，但由于行政管理系统在基层缺乏衔接机制和配套公共服务，香港青年难以融入内地生活；亲朋、同乡、校友等社会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式制度的缺失，为香港青年在大湾区的跨境生活提供支持与援助；拥有良好经济条件和内地社会关系的香港青年更容易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安居。研究认为目前跨境惠民政策主要在“进入”环节着力，而对“适应”环节关注不足，形成了“经济机会驱动、社会网络支援”的迁移模式，对社会阶层较低的香港青年群体产生“挤出”效应。为了吸纳更广泛的香港青年，研究建议，应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方面完善政策支持系统，弥补政策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