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静漪、林嘉、黎建飞、娄宇、沈建峰、钱叶芳、王天玉、佟丽华、李广德:关于劳动法法典化的讨论

1994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了《劳动法》。此后,我国又先后制定了《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规。现在,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以《劳动法》和其他法律为主体,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司法解释和国际公约等为辅助的劳动法律制度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互联网技术的革新,劳动形式不断改变,催生出了灵活就业、共享用工、居家办公等一系列新的工作模式,同时也使得传统劳动主体的劳动关系发生了变化。在此背景下,是否需要编纂劳动法典、如何编纂劳动法典,成为当前法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为此,本期争鸣栏目邀请叶静漪、黎建飞、娄宇、沈建峰、王天玉等专家发表意见,并选取林嘉、钱叶芳、佟丽华、李广德等专家已发表文章的观点,对劳动法法典化进行讨论。     

法治视野的高校内部规章及其效力

高等学校内部规章的制定应纳入法治轨道。高等学校内部规章制定的权利基础包括:伦理基础在于学术自由和高校自治,组织基础是高校的独立法人资格,实证法基础是高等教育法第41条。高等学校内部规章的生效要件包括:必须在权限范围内进行,必须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必须具有合理性,涉及教师权益的部分必须经过教职工代表大会等通过,必须符合规范制定的一般规则等。高等学校内部规章的法律效力包括:对于教职员工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对受教育者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不约束高校之外的第三人等。     

全球治理背景下的工会法律参与——以工会参与核心劳工标准的实现为重点

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背景下,劳动标准的全球化趋势不可避免.通过对不同国家核心国际劳工标准落实情况的比较,得出了公约是否批准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并不成正比例关系等结论.我国由于经济发展状况、政治体制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没有完全批准8个核心劳工公约.在全球治理的背景下,中国工会应该坚持既有的批准国际劳工公约的立场,既反对将劳工标准与贸易挂钩,又要积极应对劳工标准对贸易的影响,配合政府在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集体合同制度的完善等诸多方面与国际劳工标准接轨.     

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般人格权制度 以司法机关公布的案例为考察重点

一般人格权(Allgemeines Pers lichkeitsrecht)是一个纯德国式的概念和制度,但是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却是所有民主和法治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如何     

权利能力概念的形成和变迁

为了表达法律人（Person）承担权利的资格这种属性,实现法律概念的精确化,德国学者提出了权利能力的概念。然而,由于权利的意志之力本质和无意志者的权利能力之间的矛盾以及权利能力平等和权利能力限制之间的矛盾,权利能力概念的内涵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总体来看,权利能力概念的形成使得法律人的概念解体了,人的要素分化为人格、权利能力等个别的制度。而权利能力在本质上仅仅是法律人在实证法上的一种属性。     

浅谈网络犯罪及对策

网络犯罪是一种新形态犯罪 ,可以定义为行为人以计算机网络为工具或以其为攻击对象而实施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网络犯罪具有智能性与现实犯罪的交织性、随机突发性、隐蔽性、跨国性等特点。面对网络犯罪 ,综合法律界、科技界、计算机软硬性编制、生产部门、政府与国家乃至国际间的全方位的共同努力 ,共同防范、可能比单纯的打击更有效。将网络犯罪治理作为一个系统工程 ,采取综合治理的方法。     

论集体合同的私法结构

集体合同是一种自治机制和市场机制，这种自治基础上的市场机制本身导致其与传统私法的合 同制度难以分离。从法教义学角度看，集体合同以私法合同的形式成立和消灭，对工会和用人单位或用人单位 联合会具有债权效力，这些都是私法现象；传统私法曾试图通过代理理论和有利于第三人的合同理论解释集体 合同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效力，但都不能自圆其说。为此，大陆法系国家承认了集体合同对劳动者和用人单 位的规范效力，并提出社团理论、国家授权理论、自治理论，分别从社会法、公法、私法的角度解释上述规范 效力。从中国集体合同制度发展的历史、社会经济基础和制度设计来看，私法的解释方案依然最优：集体合同 以合同的方式成立，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的决议行为获得对全体劳动者的约束力，即规范效力。因此，集体 合同是一种私法上的制度。     

正确评估《劳动合同法》 适时修改《劳动法》

要客观评价《劳动合同法》,该法对促进劳动力资源市场配置、规范劳动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并没有确切数据证实《劳动合同法》给企业带来不合理用工成本。就用工灵活而言,无固定期限合同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的现象。因为违反规章解除和相关弹性概念的存在,《劳动合同法》的解除保护也并非是彻底刚性的。由于修法的共识并没有形成,相关立法的配套问题没有解决以及经济下行的特殊背景,目前修改《劳动合同法》的时机并不成熟。此外,真正给企业带来负担的是税负等其他因素,修改《劳动合同法》并不能解决企业负担问题。我国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整个问题是集体合同制度不能发挥作用,劳动关系分层处理未能完成。在短期内,解决现有问题应充分发挥司法的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