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克维尔法律与社会指南

《指南》的作者来自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在专业上涉及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心理学等诸多学科，在旨趣上都尝试探索法律与社会的关联与互动，因而都属于法律与社会研究领域的学者。这些作者在本《指南》的名下集结起来，以百科全书的体例，从不同视角对于法律与社会研究进行描述和总结。他们梳理了各个具体领域的核心议题、代表人物、主要方法以及重要文献，指出了在不同领域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并简要评价了各种研究进路和各家观点的得失。     

“万国公法”译词研究——兼论19世纪中日两国继受西方国际法理念上的差异

国际法是最早正式引入近代中国的西方法律部门,其标志性事件是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对《万国公法》的翻译。在继受西方国际法后,国际法在晚清中国多被称为＂万国公法＂,这一概念的形成与丁韪良的主观意向紧密相连。＂万国公法＂四字含有自然法学意涵,但却与19世纪弱肉强食的世界格局不符。因此,将国际法称作＂万国公法＂,在一定程度上对晚清国人的国际法认识产生了误导作用。直至20世纪初年,伴随着世局的进一步恶化以及国人更清醒的认识,留日学生此时从日语中借用的＂国际法＂三字才取代了＂万国公法＂这一称谓。     

布莱克维尔法律与社会指南

《指南》的作者来自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在专业上涉及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心理学等诸多学科，在旨趣上都尝试探索法律与社会的关联与互动，因而都属于法律与社会研究领域的学者。这些作者在本《指南》的名下集结起来，以百科全书的体例，从不同视角对于法律与社会研究进行描述和总结。他们梳理了各个具体领域的核心议题、代表人物、主要方法以及重要文献，指出了在不同领域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并简要评价了各种研究进路和各家观点的得失。     

建构中华法系——学说、民族主义与话语实践(1900—1949)

近代中国遭遇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变局,与此同时,民族主义话语不断兴盛,并努力抵制殖民主义话语。中华法系学说是民族主义彰显的一个结果,也是民族国家话语建构工程之一部分。作为民族历史乃至民族未来想象的一部分,其在某种程度上为民族统一提供了合法化契机。伴随民族主义话语的发展,中华法系学说大致历经支那法系、中国法系、中华法系三阶段。国外相关学说对中华法系学说的演进有明显影响,其中尤以穗积陈重与威格摩尔的法系学说影响最大。在引进国外学说时,原著中的思想、意义常常在新的时空环境下发生流变,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民族建构之目的。中华法系学说在研究模式上的偏重历史研究的趋向,也同样服务于民族建构之目的。在引进国外学说的过程中,殖民主义话语却也悄然流入中华法系学说的文本中。但最终在某些时期,民族主义话语战胜了殖民主义话语,在一个现代中国民族国家中,中华法系已成为了民族历史想象的一部分。     

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之重构:观念论的力量与客观性的界限

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中由"形式/实质非理性"和"形式/实质合理性"构成的有关法律思维类型的概念体系,同康德哲学有着紧密牵连。这种哲学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原本是四维的"合理性"概念体系,从而使该体系始终存在着蜕变成简洁但更为尖锐的、呈现为"形式合理性/实质非理性"这一形态的二元论的可能。对相关韦伯文本的审视映证了这一可能。韦伯有关现代法律中的核心张力的论断,因而体现为"形式合理性"和"实质非理性"之间的冲突。由于韦伯在"法律社会学"中将现代资本主义视为"核心议题"乃至"最高价值",且认定"形式合理性"法律与之存在"选择性亲缘关系",所以他个人倾向于"形式合理性"一侧,并将"实质非理性"的法律主张主要归因于工人运动。然而,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发展表明,资本主义同"形式合理性"法律之间的联系并非绝对。整个"法律社会学"文本都体现出韦伯将概念和观念置于经验事实之上的倾向,而这些概念和观念本身又受到韦伯自身价值取向的引导。因此,这也意味着对社会科学"客观性"的背离。     

“三跪九叩”与前清国际法秩序的建构——从法学视野解读何伟亚旧作《怀柔远人》

公元1793至1794年间，一群英国人满怀希望地来到中国，又满怀失望地离开中国。他们希望能够同这个古老的国家建立现代外交关系：签订条约、互设使馆，同时也希望能够同她拓展双边贸易关系：开放港口、自由贸易，但是，这些在今天看似合情合理的要求都被清朝统治者一一拒绝。英国人没能用现代国际法的方式大开中国的大门，46年后，他们用枪炮的方式实现了这个宿愿。关于马嘎尔尼访华以及该事件对后世造成的影响，相关的史料、论著早已浩如烟云。     

“文明论”视野下的晚清中国及其对外关系 ——以《中国评论》（1872-1901）为考察对象

“文明论”是理解19世纪中外关系史的一个重要线索。作为19世纪“侨居地汉学”的重要平台之一，《中国评论》也正是在这一框架下来界定和描绘晚清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对外关系。在“文明”的性质和等级方面，《中国评论》将中国界定为“古代文明”，亦即承认其具有部分“文明”特质，但其“文明”等级又明显低于西方基督教“文明”。另外，《中国评论》极为鲜明地坚持基督教作为最高“文明”的实质构成部分。在中国应如何实现更高“文明”这一问题上，《中国评论》提出了包括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改良国内法律、接受近代欧美国际法规则等要素在内的较为完整的改革方案，尤其强调以全民改宗基督教来作为道德与信仰的改良方案。与此相关的是，在对待由传教所引发的各种中外冲突时，《中国评论》的作者几乎一致主张军事干预，以捍卫传教权利，乃至捍卫借传教权改造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权利/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