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少数民族经济权利的基本性质

对少数民族经济权利如何定性,是少数民族经济权利的法律保障的基础,也直接影响到少数民族经济权利的实现程度。各种少数民族经济权利的性质是不完全相同的,总体上说,少数民族经济权利是基本权利、特别权利、积极权利、公法权利,是集体权利和个人权利的统一,而民族经济自治权属于集体权利,从权利归属主体上看,其是消极权利,民族经济平等权同时具有公法和私法的性质。     

论少数民族经济权利的法律救济

法律救济对少数民族经济权利的保障和实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少数民族经济权利法律救济的主要动因是权力滥用、权利冲突、权利滥用,其主要救济方法包括民事救济、行政救济、刑事救济、宪法救济等。目前我国在少数民族经济权利法律救济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同时也存有一定的问题,因此需要从多方面着手完善中国的少数民族经权利法律救济制度。     

论少数民族经济权利法律保障的价值

少数民族经济权利法律保障的价值是法律作为客体对于保障少数民族经济权利的意义。少数民族经济权利法律保障具有平等、自由、秩序、正义、效益等多项基本价值,而秩序、正义、效益则是其中最重要的价值。正义是少数民族经济权利法律保障之最高价值,效益是少数民族经济权利法律保障之评价尺度,秩序是少数民族经济权利法律保障之内在需求。     

民族经济平等权法律保障的思考

民族经济平等权是指依据法律规定,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之间在经济生活领域享有同样的权利。民族经济平等包括机会的平等和结果的平等。由于历史和现实的主观、客观多种原因,我国民族经济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其表现为民族经济实际机会的不平等和实际结果的不平等。为了实现民族经济平等权,必须革新价值观念,完善法律保障制度。     

我国民族经济发展权若干问题探讨

民族经济发展权是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权利的核心,民族经济发展权的实现,具有重大的功用。然而,目前的研究多是从政策的角度进行,而缺少从法律的视角进行,导致民族经济发展差距的存在或扩大等诸多实践问题。为了实现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必须从法律的视角对民族经济发展权的概念、功用以及民族经济发展差距的表现及原因等进行分析,从观念和法律制度两个层面寻求切实可行的对策。     

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构建——以海关行政处罚为例

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从法律的层面对裁量基准作出了明确规定，海关领域随后启动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制定研究工作。从海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现状来看，面临着制定技术有待完善、制定主体范围不清和程序缺乏规范化等问题，这些问题具有代表性。欲构建系统完备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其具体性与能动性相协调、动态性与稳定性相协调、规范性与实践性相协调的基本要求应得到满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构建应从制定技术的选择、制定主体与制定程序的确立入手。在制定技术的选择上，行政机关应摆脱传统“情节细化”与“效果格化”分格技术的路径依赖，引入动态调整技术作为控权技术的补充。在规范确定性与妥当性存在冲突时，动态调整技术选择牺牲部分规则的确定性来换取规则的妥当性，其在裁量基准制度中的直接载体是逸脱条款与定期更新程序。行政机关还应分别从“复合主义”与“程序正义”立场实现制定主体与制定程序的规范构造。     

对外贸易中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规制

随着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和中国向贸易强国迈进，在对外贸易领域不正当竞争将长期存在，中国有必要在国际条约、协定和国内法律框架下依法反不正当竞争。对外贸易中不正当竞争是指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对外贸易经营者等违法主体违反中国法律、行政法规和国际条约的规定，扰乱对外贸易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对外贸易中不正当竞争和国内贸易不正当竞争相比既有共性，又有违法主体多样化、适用法律多层次和分散化、侵犯客体复杂化、监管部门多元化等特殊性。对外贸易中反不正当竞争主要存在相关法律失调、法律位阶低、立法科学性不足和可操作性不强、行政执法监管部门之间和行政执法监管部门与人民法院之间协作配合不顺畅等法律问题。为依法规制对外贸易中不正当竞争，应确立一视同仁、重点规制和符合国际条约、协定的原则，立法上增加对外贸易中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种类、提升规范特别关税的法律位阶、提高反不正当竞争立法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执法上加强行政执法监管部门之间及其与人民法院之间的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