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中基于品格证据的证人弹劾

证人弹劾是对抗制司法证明程序中的重要环节,为诉讼方盘查对方证人或敌意证人的可信性提供了合法手段,也为事实认定者合理评价言词证据的证明力提供了程序保障。影响证人证言品质的因素是多元的,因此存在多种弹劾方法,其中"以品格证据弹劾证人"因涉及到品格证据的特殊可采性规则而需特别关注。美国证据法允许使用证人的不诚实品性来攻击证人证言的可信性,这是进行"证明价值Vs危险性"权衡的结果。证明品性的具体方法受到法律规制:允许使用名声和意见证言证明不诚实品性,但以具体行为或先前定罪记录证明不诚实品性则受到严格限制。美国证据法中以品性弹劾证人可信性的规则,对于我国证据制度改革,尤其是未来我国证人弹劾规则的创设具有借鉴意义。     

证据法、诉讼法和实体法的关系？

我昨天给大家概述了证据法的许多基础性问题,这些问题是构建一部理性证据法所需考虑和安置的问题。今天,我将通过对证据法、诉讼法与实体法之间关系的考察,对昨天简要触及的一些问题做深入讲解。     

证据法、诉讼法和实体法的关系?

我昨天给大家概述了证据法的许多基础性问题,这些问题是构建一部理性证据法所需考虑和安置的问题。今天,我将通过对证据法、诉讼法与实体法之间关系的考察,对昨天简要触及的一些问题做深入讲解。     

专家证言的概念性挑战

本文重点考察了专家知识与案件审理模式之间的关系。总体而言,案件审理是一种教育性活动,其间,事实认定者应能够理解、处理和思考证据,并得出理性的结论。这一过程反映了审理中准确事实认定的根本重要性,若没有准确的事实认定,权利和义务便是空谈。专家证据通常涉及一种遵从性而非教育性的诉讼程序模式,从这一点上来说其有悖于常规的审判理想状态。本文讨论了这一发展过程、其形成原因及其后果。若要实现审判的理想状态,那么替代性措施(即所有证据应以教育性模式呈现)则更为优越。如果证据无法以此种方式(教育性模式)呈现,那么在审理过程中通过证据所展现的待证事项便无法与常规的审判理想状态保持一致。     

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对专家证据的采纳

I. Introduction
The opinion evidence of experts is an exception to the general rule that witnesses can only give evidence of that which they have seen or heard and may not give evidence of inferences which arise from their observations and from that which they have heard.     

司法证明的性质：作为似真推理工具的概率

以贝叶斯分析为代表的概率论,是改变了人类生活之现代科学成就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它并非是铸就这种成就的唯一认知工具。法庭科学和法律以多种方式关联,但同时又有天壤之别。法庭科学,如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致力于将复杂性降至允许精心设计研究并精确解释的可控水平。法律制度却无法享受这种奢华,且必须在有限时间内应对不可计数、变化多端的人类社会复杂性。司法证明运用包括概率论在内的多种认知工具,以辅助似真推理,但归根结底,它不能被简化为数字和数学公式。     

穿越《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的思考CSSCI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可以为他国司法体系的证据法改革提供参考的起点,但其远不是什么理想的模板或蓝图。作为标准的联邦证据规则显然受到了美国司法体系多方面特质—陪审团制度、聚焦口头证人证言、庭审假定—的深度影响。相反,一国的证据法改革者们必须要精细地挑选,要明白虽然美国联邦证据规则里包含了许多概念性的先进理念,但同时也承载了大量不足信的历史元素。只有通过整合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中的精华、本国自身法律传统和现代社会科学,证据法改革的努力才会有希望取得突破。     

证据法的法域范围

法庭科学家和证据法学者所处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就像英国和美国一样,由一种共通的语言划分开来。虽然在一些重要方面彼此关联,但法庭科学和证据法学作为两个独立的学科,有着各自独特的构造和演进,关注不同的问题并运用各具特色的认识论。因此,这两个学科之间存在着自说自话的重大风险。该风险的迹象体现在了法庭科学家与证据法学者之间时常沟通不畅。“证据法”的概念对于法庭科学和证据法学而言均至关重要,且在这两个学科中均被高频地运用。本文通过聚焦“证据法的法域范围”之基础概念讨论,希望造成该学科间冲突的个别成因能够明朗化,并诚挚地期盼这样做能有利于法庭科学与证据法学学科之间更有效地交流。     

专家证言的概念性挑战

本文重点考察了专家知识与案件审理模式之间的关系。总体而言，案件审理是一种教育性活动，其间，事实认定者应能够理解、处理和思考证据，并得出理性的结论。这一过程反映了审理中准确事实认定的根本重要性，若没有准确的事实认定，权利和义务便是空谈。专家证据通常涉及一种遵从性而非教育性的诉讼程序模式，从这一点上来说其有悖于常规的审判理想状态。本文讨论了这一发展过程、其形成原因及其后果。若要实现审判的理想状态，那么替代性措施（即所有证据应以教育性模式呈现）则更为优越。如果证据无法以此种方式（教育性模式）呈现，那么在审理过程中通过证据所展现的待证事项便无法与常规的审判理想状态保持一致。     

刑事证据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性——基于马鞍山市两级法院的调研

继“两个证据规定”之后，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据制度的规范再上新台阶。新的证据定义、新的证据种类，以及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细化和证人出庭制度的完善无不令人振奋。但新法的实践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制度规范的瑕疵令司法工作者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困难重重。唯有不断加强证据制度建设，方能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