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对——一个青年律师的刑辩之梦

一则十分流行的西方笑话说，一名律师在法庭上睡着了，法官叫醒了他，他醒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反对!     

“世间万物,总是事出有因“——为宁兴华刑讯逼供案中的被告人辩护

案情简介: 　　1998年4月20日,昆明市公安局通信处民警王晓湘与昆明市路南县公安局原副局长王俊波被枪杀在一辆微型车上.为侦破此案,昆明市公安局决定成立“4·22“专案组,由当时的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政委秦伯联、刑侦三大队大队长宁兴华具体负责侦破工作.被害人王晓湘的丈夫、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被昆明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以涉嫌故意杀人刑事拘留.……     

运用正当程序 缓解社会矛盾

近年来．全国各地屡有群体性以及突发性的公共事件发生。对这些事件的应急和处理措施，尚无一套整全性的体系．基本上都是自行其是，各行其是。试图总结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的经验法则，当然是不可能的。然而，回顾历次大规模的公共事件，     

证人不出庭 法治难实现——兼谈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冲突

伴随着10余年前《刑法》的修订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刑事辩护的难点、疑点和焦点问题，以及所有这些问题的症结与对策，就成为刑事法理论与实务研究的热点。经过长期的争论和不同观点的碰撞磨合，逐渐达成了一些共识：比如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尽管也有一些学者和律师总结出更多的“难”。比如质证难、辩论难，     

旁听美国庭审侧记

看一个国家的司法，不能光看她的法条有多完善，而要去看她的审判；看一个国家的审判，又不能光看那些带有某种表演性质的大案要案，而要看她怎样审理日常生活中普通而细碎的案子。     

有法治,才有“好的市场”

从时间表来看,"足球打黑"已接近收官,但令人备感意外的是,随着庭审的进行,真正的好戏才刚刚开始。当日出庭受审的原国家足管中心副主任谢亚龙,突然翻供,否认了起诉书所指控的大部分受贿事实,并以决绝的姿态,历数了其在侦查过程中所遭遇的严重刑讯逼供。     

生命是一件需要严肃对待的事情

废除死刑的主张相较于保留死刑的观点,要充分得多:首先、死刑在本质上是一种肉刑,也是一种酷刑。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刑罚的指向已经从过去(对已然犯罪的惩罚)转向未来(对未然犯罪的预防),死刑与这个趋势恰恰背道而驰;其次、按照“社会契约论”对政府和公共权力运作的理解,每个人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组成政府,目的是用这种公共权力来保障剩余下来的个人权利和自由。鉴于我们不可能让渡自己的生命,政府当然就没有权利对公民适用死刑。死刑的实质是给有限政府赋予无限权力,并将政府的价值观下降到刑事被告人的水平上;第三、由于人类认…     

程序正义的误区——现行刑事诉讼制度的六大症结

对沉默权进行任何层面的探讨都必须面对一个实际的问题：我们是要选择追究犯罪的效率还是选择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严(如果愿意承认犯罪嫌疑人有尊严的话)。在当前中国民众(遗憾的是还包括相当的立法者和司法官)的心智状况下，面对这种两难处境的最终选择往往受一种偏激的情绪主宰。于是，再激烈的争论都不过是学者们在书斋里、课堂上或沙龙中的孤芳自赏，谈论诸如沉默权之类的话题纯属奢侈的精神会餐。     

为了自由，我们才服从法律

自由有很多种，主要包括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又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进行经济活动的自由：另一个是必须在一定的物质经济基础上，才能享受到的自尊、自信和独立的人格自由。与经济自由相比，政治自由的范围则要宽泛得多：从公开的发言到选举的投票：从出版、集会、结社的自南到游行、示威、公投的自由；从纸媒、电视的自由到网络的自由等等，在政治自由中，     

证明还是反驳：对辩护人责任的思考

证明还是反驳:这是一个问题 刑事被告人的辩护权,是《宪法》第125条赋予的权利。然而,这一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获得制度及程序的保障、辩护权的实现方式及辩护人责任的科学界定等问题,却远未得到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