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宪法视角下之地方债务危机问题探析

巨额的地方政府债务是我国面临的现实财政压力。由于单一制国家的中央政府扮演了最终债务人的角色,地方政府并不因其沉重的债务负担而忧虑;中央政府则由于垄断了货币发行权,可以通过增发货币填补赤字、偿还债务,同样不担心债务偿还问题,因此纵容了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然而货币的超发、债务的积累以及支出的扩张,必然引起通货膨胀,导致人民财富的流失。而能够约束货币发行权、规范政府财政行为、保障人民财产权的,只能是一部严格的财政—货币宪法。     

美国财阀避税行为之法律分析

通常来说,纳税主体的避税行为旨在减少其税赋负担,避税行为本身并没有触犯法律的强行性规定,然而美国税法的特殊规定,却演化为大财阀逃避其税赋负担的特权。他们通过成立基金会,逃避高额的遗产税和所得税,沉重的税赋负担则由广大的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来负担,显然有失公平。     

解释宪政:辛亥革命的制度论与文化论之辩

辛亥革命是中国宪政史上的转捩点,它瓦解了传统的帝国,却没能顺利完成新的民族国家建构;它组建了共和政体,却没有带来共和与民主。与其说是传统文化阻碍了宪政的生长,不如说是迷信西方模式所造成的苦果。革命派和立宪派的争论,背后实际上隐喻着制度论与文化论的分野;在是否应当学习西方的问题上,它们既相通又冲突。只有将制度论的理性建构与文化论的经验累积有机统一起来,才能达致宪政的坦途。     

中央权威的宪政逻辑

在《郑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载文《中央权威的宪政逻辑》认为：政府的权威乃是法律的权威，是宪法的权威，维护政府权威首先要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在民主政体下，人民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终极性来源，中央政府的权力最终来自于人民，中央权威也就是人民的权威。     

论央地法律关系中的宪法主体及其利益博弈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宪法学上的一个基本命题,受到多方宪法主体的影响。由于宪法基础的缺失,我国央地关系的协调呈现出了较多的非理性色彩。为此,就必须透过多方宪法主体之间的博弈与互动,理解和把握央地法律关系的实质和全貌,在宪政层面上实现央地间的规范性分权,构建起制度化的公平、公正的利益博弈机制。     

寻求思想与行动的对话——改革开放30年之际对宪政命运的反思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战略构想,预设了我国宪政建设的理论起点与归宿.而当今,宪政命题虽然掌握了话语霸权,却仍有隔靴挠痒之嫌,甚至变成容不得他者的压迫性话语.说到底,是因为思想和行动之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偏差,由此带来宪政建设成果的差强人意.摆脱建构理性主义的情结,为思想与行动寻求对话的平台,才是中国宪政建设的出路.     

税制改革与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国家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一种普遍制度。联邦主义既是一种关于联邦的政治哲学，也是关于联邦的政治秩序。财政联邦主义是联邦主义政治哲学理念在财政领域的提出，是宪政实践的产物。我国的分税制改革并没能有效地解决各种积弊，反而带来了新的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于是新一轮税改被提上日程，而财政联邦主义的引入亦是必要的选择。     

财税体制变革与纳税人权利保障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要求,并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从而为我国今后的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公法学研究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财政税收是公法学视阈下的重要理论命题,但过去公法学领域对该问题的研究尚显得薄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关于完善我国财政法律制度的重大部署和具体设想,则为相关研究向纵深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性指引,本组文章尝试从财政宪法学的角度对公法学研究的转型与发展做一粗浅探讨与思考。     

中国式通胀与货币宪法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数次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胀的直接诱因是不兑换货币的过量发行,而其背后则是深层的制度性缺陷。金银本位的废止以及缺乏制约的货币发行权的存在,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即便恢复金本位存在困难,面对通胀,制定一部严格的货币宪法,对货币发行行为加以规范仍然是必要的。     

从公民参与看东亚民主转型

西方演进型民主的发展历史,昭示出自下而上的力量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这种力量表现在民主运动中便是公民以不同形式对民主政治的参与。东亚国家和地区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同样体现了这样一种趋势。民主参与不仅是一种政治活动,还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即参政权。转型社会的参与类型较为复杂,主要包括制度性参与、合法的非制度性参与和非法的参与。在权威政体松动、开始推行民主化之后,公民会逐渐远离非法的制度外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