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摘编法定许可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著作权法》第32条第2款确立了报刊间的转载摘编之法定许可制度。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不断发展变化,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这一制度本身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考察转载摘编之法定许可制度的本源,分析其面临的理论和现实困境,究竟应该维持现有规定甚至将其适用范围扩展到所有媒体,还是应该取消这一规则,是我们所面临的选择。考虑到国际强制规则与国内法的一致化、网络媒体的强势影响以及我国现实国情的改变,应通过目前《著作权法》的第二次修订工作全力祛除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不合时宜的规则。     

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版权侵权责任

网络版权侵权现象目前发生得非常普遍，针对这一问题，我国进行了相关的专门立法活动。但是，如何从根本上理清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仍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概念和范围重新加以梳理，根据网络版权法律关系的要求，辩明了各种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基本属性，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地位，并为实现网络版权侵权责任的明晰化，创见性地将网络服务提供者划分为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和网络作品传播者，分别阐述其应该各自承担的版权侵权责任。     

论著作权制度中的利益博弈与利益平衡

目前,我国已经着手对著作权法进行第二次修改。在考虑我国著作权法的修改问题时,如何从利益平衡的角度思考其中的利益博弈并寻求合作均衡,不但符合博弈各方的利益,对于达到修改著作权法的目的、实现整个社会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事业的繁荣亦具有直接作用。这种利益博弈和利益平衡的辨析正是研究著作权法、探讨其中具体的保护性规定和限制性规定的魅力所在。具体到著作权法修改中的利益博弈和利益平衡来看,应在客观分析利益博弈现实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利益博弈方的理性需求,将著作权制度中的权、责、利进一步明晰化,实现科学的利益分配和均衡,尽可能地避免利益博弈所带来的不必要的成本消耗。     

网络版权的国际统一实体法保护

因特网不仅对当今现实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也对传统的法学理论和法律规则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解决网络社会所产生和引发的各种复杂的法律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因此,本刊特委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郭玉军教授主持网络社会与国际法律问题的专题讨论。本专题编发的几篇论文主要涉及电子交易中的电子错误及其责任承担、电子提单的流通性、网上个人资料保护、WTO体制下电子商务的规制、网络版权的国际统一实体法保护等新颖而又重要的问题,以期为我国有关立法与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网络版权侵权行为构成要件探论

网络版权侵权行为日益常见。判定是否侵权,往往需要从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入手。本文从侵权行为的一般构成要件入手,结合网络版权的特殊性,深入分析了网络版权违法行为与网络版权侵权行为的联系和区别,以及网络版权违法行为的阻却事由,探讨了网络版权损害事实的特征,阐述了网络版权违法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后论述了网络版权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认为网络版权侵权行为有着自己独特的构成要件并得出最终结论:应针对不同情况分别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     

违禁作品著作权问题辨析——兼评我国《著作权法》第4条的修改

违禁作品享有一定的著作权,但其著作权的行使应受到严格限制。从本质上说,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就是不享有著作权,所以我国《著作权法》中的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规定是不合理的。但由于违禁作品著作权行使中的核心行为即违禁作品的出版和传播行为更多地牵涉到公共秩序治理,其属于出版法的规制范围,因此对于违禁作品的传播行为宜由出版法加以调整,而对于违禁作品著作权的享有、行使及其限制则应由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判断,在著作权法立法中并无必要对其加以规定。     

论网络版权的获得与归属

目前,网络版权的获得与归属问题正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网络作品的发表和传播,应像在传统媒体上发表和传播作品一样,具有基本的版权标识.一般情况下,网络作品的版权归作者所有,法律有特殊规定的例外.对于无主网络作品,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版权归属待定的网络作品",它的版权权利既非社会公众所有,也非国家或国家授权的代表所有,更非作品使用者和传播者所有.另外,因网络作品传播行为而产生的邻接权,应归属于网络作品传播者所有.     

我国文化产业的知识产权战略选择

文化产业的核心价值和根本经济增长点就是知识产权利益的实现,如何从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角度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既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亟待科学解决的现实问题。文化产业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有其天然属性和必要性,我国已初步建立起文化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但在文化产业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我国文化产业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必须将国内政策选择与国际化策略推行结合起来。     

诚信的政府是消除刑讯逼供的关键

最近几天,媒体以"我国多地试点反酷刑,20个省市已允许嫌犯说谎"为题,广泛报道了我国为防止刑讯逼供的发生,在多地进行了反刑讯逼供制度试点,有的地方把原来由侦查人员主动摄像改为被动摄像;另外,约20个省市培训了警察代表的讯问技能,不再要求犯罪嫌疑人"老实交代",而是允许犯罪嫌疑人撒谎,直到其难圆其说后露出破绽。我国现有的反刑讯逼供制度正处于试点和推广的阶段,所以还有着很大的制度完善空间。从中短期的阶段性目标来看,我国应从以下3点加以改进:一是法律制度的规范化。目前,与反刑讯逼供有关的几种法律制度有刑事诉讼法、人民警察法、《公安机关办理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