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型糖尿病患者肥胖类型与死亡风险的前瞻性研究

目的 探究不同肥胖类型对2型糖尿病(T2DM)患者全死因死亡风险的影响.方法 选取2013年江苏省淮安市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管理的9 759例T2DM患者,2018年通过死因监测平台跟踪随访其结局,根据BMI和腰围是否超标,将随访人群分为非肥胖、单纯中心性肥胖、单纯全身性肥胖、复合性肥胖4种类型,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     

失独家庭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探讨失独家庭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以提出合理的心理扶助对策。方法　于2017年7—8月采用多阶段抽样法,在我国东部某省辖市抽取年龄≥45岁的失独家庭父母235例。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其基本情况、社会支持状况及抑郁状况,其中社会支持状况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评价,抑郁状况采用老年抑郁量表（GDS）评价。采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探讨失独家庭父母抑郁状况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回收有效问卷228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7.0%。根据GDS得分,无抑郁症者149例（65.3%）,轻度抑郁者59例（25.9%）,中重度抑郁者20例（8.8%）。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者GDS得分高于高中/中专者,非在婚者GDS得分高于在婚者,无第三代者GDS得分高于有第三代者,自评健康状况为差者GDS得分高于自评健康状况为好、中者,患病者GDS得分高于未患病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是否有第三代、自评健康状况、SSRS得分是失独家庭父母GDS得分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失独家庭父母的抑郁程度较高,无第三代、健康状况较差、社会支持程度较低者的抑郁程度更高。建议丰富并强化社区医养护一体化签约服务内容,改善失独家庭父母的健康状况;帮助失独家庭父母孕育、领养后代或依托社会工作者为其提供有力支持;多种渠道提高失独家庭父母的社会支持水平;同时关注文化程度较低、非在婚者的心理健康状况。     

疫情常态化管理下公立医院医生工作乐趣现状调查

目的：了解疫情常态化管理下公立医院医生的工作乐趣现状，探究不同特征的临床医生在工作乐趣上是否存在差异。方法：采用编制的公立医院医生工作乐趣测量量表，通过线上网络推送与线下实地调查，收集了湖北、广西、广东、山西等地334名医生工作乐趣的相关数据。运用SPSS19.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均值、标准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以t检验和方差分析进行工作乐趣差异性分析。结果：医生工作乐趣的平均得分为（3.75±0.62）分，工作乐趣介于一般和良好之间。4个维度得分最高的是胜任认同需求，其次是胜任感知需求，得分最低的是自主需求，其次是关系需求；在不同的医院等级、人事性质、平均月收入水平、每周工作时长、健康状况等方面医生工作乐趣存在显著差异。结论：提升医生工作乐趣需要从医生的关系需求和自主需求入手，满足不同类型医生的个性化需求，提升医生工作乐趣。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心理健康及应对方式调查研究

目的 调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心理健康、应对方式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自制一般信息问卷、《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心理问卷》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对全国1 571名大学生进行网络调查。结果 在心理健康方面,少数民族的神经衰弱（t = 2.08,P＜0.05）、女生的恐惧（t = 4.04,P＜0.05）,非医学生的恐惧、强迫-焦虑和疑病（t = 3.25、2.56、2.73,均P＜0.05）,学生干部的恐惧（t = 2.46,P＜0.05）,及农村学生的疑病（t = 2.40, P＜0.05）得分均较高。在积极应对方面,女生、汉族及城市学生的得分较高（t = 2.32、3.29、3.08,均P＜0.05）。在消极应对方面,父亲学历为高中、大专、本科及以上的学生得分均较高（t = 2.10、2.10、2.34, 均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倾向于积极应对方式的大学生抑郁、神经衰弱、强迫-焦虑及疑病等维度得分较低（t = - 12.13、- 13.20、- 9.15、- 6.73,均P＜0.05）;倾向于消极应对方式的大学生抑郁、神经衰弱、恐惧、强迫-焦虑及疑病维度得分较高（t = 10.03、11.73、4.94、7.83、4.40,均P＜0.05）。结论 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高等学校应针对不同类型的大学生,尤其是学生干部、少数民族、农村及非医学学生,及时进行心理健康干预,引导他们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提升其解决心理健康问题的能力。     

基于ROCCIPI框架的基层2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问题识别与对策

基层2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作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均等化的重要措施,已取得初步成效,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运用ROCCIPI分析方法从规则、机会、能力、交流、利益、过程和意识等方面剖析基层2型糖尿病健康管理服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立支撑性硬软件环境、构建“医防融合”的管理模式、加强糖尿病管理规范化培训及推广自我管理健康教育等改进策略,以期为优化完善基层2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提供相应的参考依据。     

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与全因死亡风险的相关性分析

目的 探讨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与全因死亡风险的关联。方法 以淮安市清河区（现清江浦区）、淮安区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管理的9 753例2型糖尿病患者作为观察队列,利用Cox回归和限制性立方样条分析血糖控制与2型糖尿病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关联及剂量-反应关系,并进一步按性别分层分析。随访时长的计算从基线调查开始至2020年12月31日为止。结果 9 753例2型糖尿病患者随访期内死亡密度为20.4/1 000人年。与控制达标者相比,空腹血糖（fasting plasma glucose,FPG）控制未达标者的全死因风险增加36%（HR=1.36,95%CI:1.17~1.59）,糖化血红蛋白（glycated hemoglobin,HbA1c）控制未达标者的全死因风险增加65%（HR=1.65,95%CI:1.42~1.92）;与FPG 和HbA1c控制良好者相比,控制一般者、控制较差者的全死因风险分别增加47%（HR=1.47,95%CI:1.19~1.81）、75%（HR=1.75,95%CI:1.46~2.09）。限制性立方样条模型显示,FPG、HbA1c连续变化均与糖尿病患者全死因风险呈线性剂量-反应关系（P总趋势<0.001,P非线性>0.05）。按性别分层后,结论依然成立,且女性患者死亡风险高于相同血糖水平下的男性患者。结论 血糖控制不良会增加2型糖尿病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且女性死亡风险高于相同血糖水平下的男性。     

失独家庭成员生命质量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探讨社区失独家庭成员的生命质量及其影响因素,为提高失独家庭成员生命质量提供依据。方法于2017年3—8月采用分层方便抽样方法,在杭州市抽取253名失独家庭成员为调查对象。使用抑郁量表(GD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和欧洲五维健康量表(EQ-5D)进行调查,采用混合线性模型分析生命质量的影响因素。结果实际调查235人,其中男性112人,占47.66%;女性123人,占52.34%;平均(65.68±7.63)岁。调查对象GDS量表得分M(QR)为8(10)分,抑郁检出率为35.32%;SSRS量表得分为34(14)分;EQ-5D指数为0.85(0.08),视觉模拟尺度评价(EQ-VAS)得分为70(10)。混合线性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自评健康状况很好/好(β=0.059,P0.001)、在婚(β=0.028,P=0.043)和文化程度较低(β=14.475,P=0.040)的失独家庭成员,其生命质量相对较高。结论失独家庭成员生命质量较低,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是其生命质量的影响因素。     

BMI、WC和腰臀比与2型糖尿病患者死亡风险的队列研究

  目的  了解淮安市2型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 type 2,T2DM)患者不同肥胖指标对其死亡风险的影响。  方法  将淮安市2013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队列随访的9 759例T2DM患者与死因监测平台进行匹配,确定死亡病例。根据BMI、WC、腰臀比(waist-to-hip ratio,WHR)对随访人群进行分组,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探究肥胖指标对于T2DM患者全死因死亡风险。随后采用敏感性分析,剔除吸烟人群、随访第1年死亡者、基线患心脑血管病者后分析全死因死亡风险情况。  结果  不同年龄、WC、WHR及其他指标的人群BMI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有P＜0.05)。且调整混杂因素后发现,在超重和肥胖人群与正常人群相比死亡风险分别下降17%和2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有P＜0.05)。患者WC与非中心性肥胖相比,中心性肥胖前期和中心性肥胖时期均可以降低死亡风险,不同WHR人群死亡风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目前死亡风险存在“肥胖悖论”现象,研究发现超重和肥胖人群以及中心性肥胖前期死亡风险具有保护作用。     

糖尿病临床惰性问题及其系统化预防方法

临床惰性（即发现问题未能及时采取治疗措施）是导致糖尿病患者长期血糖控制不达标的主要原因,并可带来严重的并发症,在国外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而我国作为糖尿病人数最多的国家却鲜有研究报道。本文系统梳理临床惰性的定义、测量方法,剖析其产生原因及干预措施,并聚焦当前研究薄弱问题,最终提出基于医疗失效模式与效应分析（HFMEA）确定临床惰性的关键失效模式,应用因果分析法找到失效的根本原因及其作用机制;然后针对性地提出干预措施,优化治疗流程,形成预防临床惰性的规范化操作标准;通过对糖尿病治疗过程进行连续性监控,追踪分析失效指标,从而防止治疗延迟发生,纠正不良结果,降低临床惰性发生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