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鼠触须毛囊上段再生的体外培养

观察大鼠触须毛囊上段组织的体外培养,筛选最优培养液,为毛乳头体外再生奠定基础。将大鼠触须毛囊上段组织分别培养于 Williams E无血清培养液、含5%胎牛血清(FCS)的MEM培养液、Williams E无血清培养液+20 ng/mL EGF+10 ng/mL IGF-1、含5%FCS MEM培养液+20 ng/mL表皮生长因子(EGF)+10 ng/mL胰岛素生长因子1(IGF-1)、5%FCS MEM培养液+20 ng/mL EGF+10 ng/mL IGF-1+10-7 mmol/L双氢睾酮(DHT)、Williams E无血清培养液+20ng/mL EGF+10 ng/mL IGF-1+10-7 mmol/L DHT共计6种不同培养液中。 在37 ℃,5%CO₂培养箱中培养,隔日换液,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其生长情况,并统计毛囊再生个数。相关标本制备石蜡切片,标本酶标免疫组化检测,观察α平滑肌动蛋白(α-SMA)在毛囊新生组织中的表达情况。结果显示5%FCS MEM+10－7 mmol/L DHT+10 ng/mL IGF-1+20 ng/mL EGF培养液是比较适合大鼠触须毛囊上段的体外培养液。该培养液中,毛囊上段组织体外再生率较高,结果可靠,可以作为研究毛囊体外再生的良好平台。     

家族史阳性的结直肠癌患者就诊延误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调查家族史阳性的结直肠癌患者就诊延误和社会支持的现状并分析其相关性。方法选取2016年1月至2017年4月就诊于广州某肿瘤专科医院的153例家族史阳性的结直肠癌患者,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就诊情况调查表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本组患者从发现症状至就诊的平均为(18.15±12.43)周,超过12周者61例,即就诊延误率达39.9%;患者社会支持总体水平为(37.51±8.43);就诊延误与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r=0.610,P0.001)。多元回归分析显示社会支持总得分、体检情况、患癌亲属人数是影响患者就诊时间的主要因素(P0.05)。结论家族史阳性的结直肠癌患者就诊延误现象严重,社会支持度低,以肠癌患者为切入点,提高其亲属社会支持度及肠癌筛查率,是针对性强而有效可行的方法。     

生物型加长柄在人工髋关节股骨侧翻修术中的应用

目的观察生物型加长柄在人工髋关节股骨侧翻修术中的应用。方法选取于我院接受人工髋关节股骨侧翻修术的患者50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25例。观察组采用生物型加长柄人工髋关节股骨侧翻修术,对照组采用传统骨水泥人工髋关节翻修术。两组患者术后连续随访18个月。比较两组手术有效率及Harris评分、生存质量评分;比较两组手术切口长度、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记录随访期间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观察组手术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术后观察组的Harris评分和术后生存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手术切口长度、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0.05);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对比无显著差异(P0.05)。结论生物型加长柄用于人工髋关节股骨侧翻修术,可提高手术有效率、缩短住院时间。     

炎性乙状结肠膀胱瘘1例报告

炎性乙状结肠膀胱瘘临床上很少见，我院2006年1月收治1例，现报告如下。     

前外侧和外侧入路内固定治疗股骨颈骨折的疗效比较

目的比较前外侧入路和外侧入路切开复位内固定治疗移位股骨颈骨折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切开复位内固定治疗91例成人股骨颈骨折,其中采用髋关节前外侧小切口切开复位、经皮3枚空心钉内固定治疗55例(A组),采用髋关节外侧入路切开复位、3枚空心钉内固定治疗36例(B组)。结果 91例均获随访23~76个月,平均45个月。B组平均切口长度、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大于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组骨折达到Garden指数Ⅰ、Ⅱ、Ⅲ和Ⅳ级复位固定分别为39、13、3例,B组骨折达到Garden指数Ⅰ、Ⅱ、Ⅲ和Ⅳ级复位固定分别为13、15、8例,A组复位质量优于B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组3例骨折不愈合,B组5例骨折不愈合,A、B两组骨折不愈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组5例发生股骨头坏死,B组9例发生股骨头坏死,A组股骨头坏死发生率低于B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移位的股骨颈骨折行切开复位内固定,前外侧小切口较外侧切口创伤更小、复位更理想,手术并发症较少,是一种理想的微创手术方法。     

可信病理人工智能:从理论到实践

人工智能正在融入病理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但在临床实践中却遇到了诸多挑战,包括因医疗数据隐私保护而形成“数据孤岛”,不利于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现有人工智能模型缺乏可解释性,导致使用者无法理解而难以形成人机互动;人工智能模型对多模态数据利用不足,致使其预测效能难以进一步提升等。为解决上述难题,我们建议在现有病理人工智能研究中引入可信人工智能技术:(1)数据安全共享,在坚持数据保护的基础上打破数据孤岛,使用联邦学习的方法、仅调用数据训练的结果而不上传数据本身,在不影响数据安全的情况下大大增加可用于训练的数据量;(2)赋予人工智能可解释性,使用图神经网络技术模拟病理医生学习病理诊断的过程,使得模型本身具有可解释性;(3)多模态信息融合,使用知识图谱技术对更为多样和全面的数据来源进行整合并深入挖掘分析,获得更准确的模型。相信通过此三方面的工作,可信病理人工智能技术可使病理人工智能达到可控可靠和明确责任,从而促进病理人工智能的发展和临床应用。     

大学生对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认知、态度与行为调查

目的了解大学生对捐献造血干细胞（即捐献骨髓）的认知程度、态度与行为,探讨影响造血干细胞捐献行为的因素,为推广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宣传教育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自编问卷,通过方便抽样的方法对广州市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医学院、中山大学的461名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大学生对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认知平均得分为（3.25±1.074）分,其中医药类学生（3.42±1.053）、父亲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学生（3.63±1.049）得分较高;78.2%的学生表示愿意捐献造血干细胞;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性别、认知得分、是否愿意参加捐献造血干细胞宣传活动、对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行为的态度以及亲人对其捐献行为的态度等都是影响大学生捐献行为的主要因素;大学生认为捐献造血干细胞行为难以推广的原因主要是宣传力度不够、信息不透明和社会舆论误导等;46.8%的大学生认为加强宣传教育是鼓励造血干细胞捐献行为的最主要措施。结论应提高大学生对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认知。加强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宣传教育,是推广捐献造血干细胞行为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