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型体制、生计模式与产业扶贫中的目标失灵——以黔西南L村为例

立足于西南民族农村的产业扶贫实践,从基层政府压力型体制下的行为逻辑和少数民族文化特质下型塑的生计模式角度,探讨了产业扶贫政策的运作逻辑及困境成因.指出基层政府面临着精准扶贫考核上的短期性要求与产业扶贫长期性之间的矛盾张力,出现了对政策的变通式执行,优先考虑能否达到贫困户精准脱贫的数据指标,贫困户能否真正脱贫成为次要考量.西南民族农村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嵌入于当地社会文化系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他们追求的是农业生产能服务于家庭生活和社会文化需求,而市场化导向的产业扶贫政策难以与少数民族农户地方性的生计方式相适应,使得产业扶贫政策遭遇到民族农村传统生计模式的排斥.     

发达地区农村青年职业选择与市民化差异机制研究——以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为例

发达地区农村青年借助区位和工商业发达优势，实现了就地城镇化。但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因为土地利益分配方式、劳动观念、城市化路径以及保护性力量上的差异，塑造出两地农村青年不同的职业选择态度和行为。珠三角地区农村青年更倾向于选择低端就业岗位，重视休闲大于劳动，长三角地区农村青年在职业选择上更加积极主动，注重家庭资源积累和阶层跃升。职业选择上的差异，决定了农村青年能否建立起与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系统的有机关联，这也成为影响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农村青年市民化水平的重要因素。更高层次市民化的实现，需要农村青年发挥人力资本优势，选择高度市场竞争的职业，积累真正的市民化能力。     

传统循环农业文化的困境与前景——以北京小浮坨村为例

通过探讨循环农业文化的变迁过程,分析影响循环农业文化的经济、社会因素,为传统农业文化的传承、保护以及与现代农业技术的结合提供依据。认为重新发现和思考循环农业文化的价值有利于唤起人们对传统农业文化功能的重视,以及对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的反思。     

论农村文化实践异化的社会文化后果

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社会中的文化实践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婚姻仪式的现代化、丧葬礼仪的取消以及农民生育观念的理性化和人生任务观念的具体化.农村文化实践的变迁带来了一系列社会文化后果,使得农民在市场化背景下只具有现世感而缺失了历史感和未来感,农民的生命意义系统也不断弱化,进而带来了农村社会在秩序整合上的困境.     

论农村文化实践异化的社会文化后果

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社会中的文化实践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婚姻仪式的现代化、丧葬礼仪的取消以及农民生育观念的理性化和人生任务观念的具体化。农村文化实践的变迁带来了一系列社会文化后果,使得农民在市场化背景下只具有现世感而缺失了历史感和未来感,农民的生命意义系统也不断弱化,进而带来了农村社会在秩序整合上的困境。     

边缘与消极:农村光棍群体的贫困类型及生成机制分析——以湖北Z县G村为例

农村光棍成为当前精准扶贫的重要对象.光棍群体的贫困主要有经济性贫困、社会性贫困和文化性贫困三种类型.经济性贫困是光棍贫困的最明显特征,光棍群体的劳动力残缺或劳动动力不足导致其收入较少、财富积累少.社会性贫困指光棍群体在村庄社会中的结构性地位低,处于村庄社会阶层中的边缘位置和最底层.光棍的文化性贫困主要是指他们在生活意义和价值层面上的缺失,进而形塑出光棍群体在家庭和村庄社会内消极性的生活态度和行为表现.针对光棍群体的精准扶贫,不仅仅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还需要加大对光棍的培训引导,在社会层面形成对光棍群体的支持和帮助.     

征地拆迁、利益密集与基层治理中的精英替换逻辑——以鄂西Y村为例

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背景下,征地拆迁成为推动农村发展和基层治理的重要因素,它不仅带来利益密集,更改变了基层治理逻辑。以鄂西Y村为例,分析了精英替换现象,即传统精英面临着各种征地拆迁难题而逐渐退出治理结构和权力结构,新兴精英依靠经济、社会资本进入到体制内,利用“私”的逻辑解决征地拆迁产生的钉子户难题和上访户等公共事务。并指出精英替换虽然解决了征地拆迁中的众多问题,但从长远来看,可能会造成对基层社会利益的侵蚀和对基层合法性的消解。     

中国农业向何处去——评朱启臻《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描述了中国农民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乡土性：“靠种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土是他们的命根。”“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形成了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     

民俗、民风牵引的农村文化实践变迁与效应

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社会中的文化实践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婚姻仪式的现代化、丧葬礼仪的取消以及农民生育观念的理性化和人生任务观念的具体化。农村文化实践的变迁带来了一系列社会文化后果，使得农民在市场化背景下只具有现世感，而缺失了历史感和未来感，农民的生命意义系统也不断弱化，进而带来了农村社会在秩序整合上的困境。     

分类治理:精准扶贫政策的实践困境与重点方向——以湖北秭归县为例

精准扶贫是解决当前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契机,然而在实践过程中,精准扶贫也遭遇着系列困境,主要表现为:扶贫政策要求的对贫困对象进行精准识别与基层实践中贫困户的非精准定位的矛盾,致使精准扶贫的功能发挥和实际效果受限,真正的贫困户难以受益;精准扶贫意欲在短时间内集聚各部门的项目资源,以便改善贫困村庄的生产生活条件及贫困户发展能力、发展机会缺乏的难题,这使得扶贫绩效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因此,要想摆脱困境,精准扶贫的重点和用力方向理应是在坚持分类治理的基本原则下,重点支持那些有发展能力的贫弱家庭,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