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言”“二拍”世俗文化家园中的文士角色扮演

我丈人家里”,这种轻薄无状的胡言乱语招致独自被户主陶家翁拒之门外的惩罚。不料,当夜该户女儿陶幼芳错把他当成与自己相约私奔的王郎。此时,震卿却不露声色地将错就错,不仅趁机掠走了女子随身携带的钱物,而且还劫住她逼为己有,意外地应验了他那句不着边际的戏言。这种“片言得妇”的角色扮演,不仅与礼俗提倡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格格不入,而且也有悖于正统文人光明磊落的角色规范。更有甚者,许多文士还直接投身于市井里巷去扮演风流倜傥的世俗角色。无论是《喻世明言》卷十二《众名妓春风吊柳七》中的词人柳永,还是《警世通言》卷二十…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时令节日及其叙事意义

古代小说常借助时令节日来谋划结构、展开叙事.周而复始的"四时"观念有助于古代小说循环构架的形成.<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小说带有"四时"转换性质,<西游记>等神魔小说也常利用"四时"观念来完成故事之间的过渡性转换.在世情小说中,<金瓶梅>的"四时"秩序尚处在隐含象征层次,<红楼梦>的"四时"布局则已达到了哲理化高度.作为独特的文化心理:"四时感"有助于古代小说表达人物情绪的喜怒哀乐乃至命运的悲欢离合.在古代小说的"四时"叙事中,人们更多地利用"春"与"秋"来生发话题.呼应"天时"的"元夕"等几大传统"人时"节日,为古代小说故事的生发提供了"时机",并成为故事赖以展开的人文化时间刻度.每逢佳节,社会整体的狂欢热闹和个别家庭的生离死别容易出现错位,从而成就了古代小说的"乐中悲"叙事模式.     

从《水浒传》的“互文性”看其“经典性”

作为一部内涵丰厚、文法高超的英雄传奇小说经典,《水浒传》之“互文性” 大致可分三个层面：与其前文本所发生的上行“互文性”,与其大略同期的文本所发生的并行“互文性”,以及与其后文本所发生的下行“互文性”。就上行“互文性” 的情况来看, 《水浒传》的文本来源主要有二：除了对《史记》经典细节的化用,还有对杂剧章法的借用。与《金瓶梅》所发生的并行“互文性”的情况也并非仅仅限于“借树开花”、“借鸡生蛋”,而是二者通过互相点化或戏拟某些经典故事来反讽社会现实。由《水浒传》对《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派生的力度与强度,我们更感受到它“之所以成为经典” 的文本魅力。从《水浒传》这一经典文本的沿承与传播状态推演开来,可以说一部小说的“互文性” 之强足以成就其“经典性” 之高,或者说一部经典作品的“互文性”与“经典性”往往是相辅相成的。     

中国古代小说关于女性容貌描写的植物化比拟

自宋元以后 ,中国古代小说的女性容貌描写逐渐出现了以“花”、“柳”等植物为喻象的倾向 ,这意味着以藻饰女性容貌为快意的世俗文化心态已渗透到小说文本之中。这种女性容貌描写的植物化比拟既建立在原始的“诗性的”隐喻思维基础之上 ,又吸取了传统诗词以及戏曲以植物喻人的经验 ,创造了一种以隐喻象征为特点的诗意韵致。同时 ,中国古代小说女性容貌的“植物化”喻象的特点是“可观”、“可餐” ,是男性作者在性别错位的社会里对女性容貌所进行的满足自身欣赏欲念的误读     

论《西游记》取经队伍的哲理构成与角色意蕴

《西游记》"四众一骑"取经队伍的构成并非来自某几位天才作家信笔所至的向壁虚构,而是凝结着九百多年来人们的集体智慧以及吴承恩本人处心积虑的文化思考,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密码。首先,这支队伍建立在相生相克的"五行"观念基础之上,是一种带有神秘文化色彩的哲理构成。其次,"四众"的形象塑造兼顾了古代社会"四民"阶层的精神风貌,显示了他们的角色功能。另外,这支队伍的组建还吸取了元代以来中国古代戏剧与评书相对稳定的"四大角色"巧妙搭配的经验,体现了艺术角色设置的特点。     

中国古代小说“好货”叙述的文本建构意义

关于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好货"叙述,以往的研究往往运用"以文证史"的方法,视之为一种历史写实现象.本文拟从叙述学的功能意识着眼,将它还原为一种文学叙述现象来审视,旨在探讨"好货"叙述对文本建构的功能和意义.首先,在长期以来形成的"钱毒"观念影响下,"好货"叙述便捷地推出了一幅幅伦常败坏的"黄金黑世心"图景.其次,"好货"叙述还有效地发挥了镜鉴人性美丑的作用,为人物品性的塑造提供了合理化依据.再次,由于"货"往往致"祸",故而被赋性为"四贪"之一的"财",并衍化出"铜臭祸根"这一社会思维,中国古代小说巧妙地利用这种修辞关系,按照"财是祸之源"逻辑地推演出一系列跌宕起伏的故事.另外,在"好货"叙述中,以"金钱"为主体的"财货"常常被意象化,从而成为小说故事的诱因或情节的线索、网结,具有独特的结构功能.     

中国古代小说身势描写的性别诗学

从现代身势学和性别诗学的视角看,中国古代小说的身势描写包含着对照鲜明的性别意蕴。首先,在“阴阳殊性”、“刚柔有体”等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男性的身势基本被定性为“壮”,而女性身姿则常常被定性为“娇”。就小说涉笔的人物身势造型而言,男、女立姿的挺直与斜倚,以及步态的稳健与轻盈,相比较而存在。除了实写之外,中国古代小说还对男女身势进行了性别喻说,而所使用的喻体意象则大致有“松”与“柳”、“奔马”与“飞燕”、“道貌”与“仙姿”之别。这种描写虽取决于一定的生理因素,但更是社会化使然,是男性霸权话语作用的结果。     

中国“写人学”的构建理据——从西方“叙事学”跨文化比较角度探讨

在西方“叙事学”日渐成为全球“显学”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构建一门本土化的中国“写人学”与之呼应。从学理上讲,中国“写人学”已经具备了与西方“叙事学”平起平坐的资格。首先,在经典文学创作传统中,西方强大的叙事冲力促成了“叙事学”的诞生和发展,而中国雄厚的写人资源也必然有利于“写人学”的降临。况且,中西小说中的叙事与写人往往分别是同生共长的,这也使得中国“写人学”拥有了与西方“叙事学”分庭抗礼的现实条件。其次,中西写人方式的异质性使得中国“写人学”拥有特行独立的本土品格,从而使之能够成为与西方“叙事学”平行的独立学科体系。再次,如果说西方“功能性”人物观催生了“叙事学”,那么,中国“本位性”人物观也自然会推动“写人学”的构建。     

中国文学表达方式之流转与写人传统之形成

文学创作往往依据某种文类或文体特征而借助或匹配相应的表达方式,这些定式的表达方式往往会随着历代运用及认知状况而形成相应术语流转或更新.大致说,"赋比兴"三法最初是古人根据《诗经》文本而归纳出来的诗歌表达方式,并衍生出"铺写""比象"等写人笔法;后来,随着抒情性"诗骚传统"与叙事性"史传传统"的并行互融,不仅确立了"抒情"的主体地位,而且包括"状物"在内的"叙事"也备受重视,于是"赋比兴"诗法便逐渐流转为"抒叙议"(抒情、叙事、议论)文法.在此前前后后,又随着诗与画、诗与文、小说与画等文类互渗互动的文本创构,本原于绘画理论中的"描写"逐渐由隐而显,加入"抒叙议"文学文本创构俱乐部,并时常与"叙述"相依为命.至明清时期,风起云涌的戏曲小说往往将叙事与写人兼顾.先前的各种文学写人文本,此时再度被纳入人们的视野,被运用写人理论展开回溯性地重新审视.诗骚、辞赋、绘画以来的写人传统得以越来越清晰.同时,传统写人理论也相应地愈发显示出其谱系性,并在中国文艺理论史上自成一脉.     

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的"依经"论辩

中国古代小说批评看似纷繁杂乱,但只要加以梳理,也能化零为整.其中,围绕小说功能与价值的"依经"论辩,即可自成谱系.一方面,针对某些道学家关于小说"淫邪""低俗"等"不经"之论,小说批评者常依据"皆以情教"的《六经》,辩护小说写男女之情属于"正经""雅道".另一方面,针对某些按照史学家"信实"原则对小说"虚妄诞幻"的指责,小说批评者常"依经"予以辩驳,强调小说叙事写人合乎情理.最终,为调节相持不下的"经"与"不经"之辩,古代小说批评者常依据《周易》以来的"阴阳双构""相反相成"等经学思维,推演出以"奇正相生"为主调的"雅俗共赏""庄谐相映"等系列辩证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