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型组织设立中的任务分析

任务分析是任务型组织设立的前提，但是，这项工作必须是在常规组织中进行的。因为在常规组织的运行中，当出现了非常规任务的时候，才会通过设立任务型组织去解决这类任务。所以，常规组织必须拥有一种任务分析机制，去自觉地识别非常规任务。这一机制的存在，对于常规组织承担常规任务也是积极的。任务型组织设立的方式有回应性设立和前瞻性设立2种，从现实需求看，前瞻性设立将会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匮乏”概念

“匮乏”概念是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出发点。萨特运用这一概念来把握人的存在、社会的存在和历史的发展，认为物质资料的匿乏造成了人与人关系的异化状态，人的发展和社会的总体化是一个永无终结的克服匮乏的努力。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匾乏并不是普遍的人的存在型式，在私有制度下，匿乏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匮乏；人类历史的发展也不是源于匠乏，而是由劳动和实践推动着的。因此，萨特以匮乏概念为出发点去重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失败的尝试，他从匮乏概念中引发出的关于人和历史的结论也是错误的。     

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范畴

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范畴张康之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由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等构成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它通过对总体范畴的重新发现，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解释，构筑一种所谓的＂人的解放＂的道路。新马克思主义...     

从政策问题建构权看社会治理体系的演变

近代以来,社会治理体系的发展可以在政策问题建构权的转移过程中加以认识,在三权分立的框架中,政策问题建构权掌握在立法部门。立法部门从事政策问题建构和制定政策,行政部门只负责政策执行。19世纪的"党争"破坏了三权分立的政体框架,以至于在民主政体的重建中发展出政治—行政二分原则,使行政被当作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来加以建构,并规定政治部门是决策部门,掌握政策问题建构权,而行政部门则是执行部门。随着行政部门的发展以及社会问题的复杂化,出现了政策问题建构权向行政部门转移的趋势,并形成了"行政国家"。其中,"新政"时期是行政部门攫取政策问题建构权最为关键的阶段,自此,行政部门独大的局面一直没有改变。伴随着这一现象的发生,出现了民主政治的衰落和宪政体制的解体。     

论信息技术应用中的社会及其治理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社会在两个维度上表现出了急剧变革的要求。一方面,人类社会处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转型期；另一方面,技术进步的成果喷涌而出,在很多技术成果背后,都可以看到信息技术的身影。信息技术已经是我们时代的基础性技术,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杠杆,虽然技术会对社会的既定形态构成挑战,却永远不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直接动力,人们需要对技术造成的挑战重新认识,将其转化为社会变革的观念和要求,并作出实践安排,才能促成社会变革。在此过程中,社会治理的变革往往会滞后于社会变革。在信息技术的发展进程中,我们的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得社会治理方面的变革承受了更大的压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梳理社会治理变革各个方面的要求,并作出安排。     

论组织的转型:从控制到合作

20世纪80年代,人类开启了后工业化的进程,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将会突出社会合作的主旋律,即实现从社会控制向社会合作的转变.在整个工业社会,组织是实现社会控制的工具,而组织自身也是一个控制系统.在社会的变革中,组织将会首先实现从控制导向到合作导向的转变.合作制组织将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一种主导性的组织形式,特别是进入2l世纪后.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都在呼唤着合作制组织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因而需要从社会变革的要求中去发现建构合作制组织的理论方案.     

代议制形成中的政策问题建构权

在代议制生成的过程中,政策问题建构主体经历了与代议制框架相适应的重建过程。但是,代议制使政策问题建构出现了双重分化:第一,代议制赖以建立的代表与被代表关系造成了政策建构主体的分化,虽然公民还是政策问题建构权的拥有者,但是,当公民转化为被代表者的时候,实际上是把政策问题建构权委托给了他们所选举的代表了。第二,代表从选民那里获取的政策问题建构权在进入议会的时候,是以提案权的形式出现的,表现出了与立法权的不同,从而在政策问题建构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权力。由于政策问题建构中出现了这两重分化,引发了政策问题建构权的异化,也同时开始走向与启蒙时期民主理想背离的方向。     

公共行政拒绝权利

从启蒙思想家确立起权利的概念以来 ,关于人的权利的理解一直从属于一种“普世精神”。实际上 ,关于权利的认识应当根据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而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从宏观的角度看 ,现代社会生活主要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 ,公共领域是权力的领域 ,而私人的领域才是真正的权利的领域。在公共领域中 ,权利观念、权利意识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对行政人员的行为造成不良的误导。所以 ,在公共行政的领域中 ,应当拒绝行政人员关于自我的权利意识。     

历史转型中的不确定性及其治理对策

我们正处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原先确立起来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方式都显示出了不适应的特征,频繁出现的风险和危机加剧了困难.在这种条件下,我们需要根据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去思考社会治理方案.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是法制框架下的治理,对这种治理状态的超越必须拥有一种不确定性思维,即扬弃一切用确定性的思维应对不确定性现实的方案,转而用一种灵活的、不确定的治理方式去应对现实中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法治秩序是谋求确定性的结果,而道德秩序恰恰是一种具有不确定性的秩序.     

论法治国家中的权治——从福柯的研究谈起

近代历史是一段迈向法治的历史,通过法的精神对权力意志的替代,建立起了法治国家.但是,法治国家并没有消除权力意志,反而使其在官僚制组织中得到了保留甚至增强.所以,法治国家在宏观层面、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了法治的气象,但在微观层面、在组织生活中则遗留了权力的阴影.福柯对权力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通过对流行病学史的考察,他发现了权力作用方式的转变及其控制能力的增强;通过对惩罚演变史的梳理,他发现了权力作用领域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