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服装叙述的政治文化形态

着装是将身体社会化并赋予其意义与身份的一种手段,个体的着装隶属于社会身体管理学的范畴.服装是一种社会文化符号,其的变化与社会政治文化的变迁联系在一起.朝代的更迭、政体的改变、思想的变迁,往往最直接地表现在服装之上.借助在现代性意识形态话语,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服装叙述担负了极其重要的政治文化语义功能.     

他者与自我:从蘩漪到曹七巧

蘩漪和曹七巧两位“疯女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同遭遇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个案,它昭示了以男性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对女性的角色的期待和认知,透露了现代文学史建构中存在的男权话语,表明了自我社会性别的建立与认同的过程,也是一个权力运作的过程。蘩漪是男性自我的他者,曹七巧是女性自我的替身。     

2o世纪文学叙事中的武则天

近百年文学叙事中的武则天形象随着社会风潮和写作者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综观百年文学史 ,武则天叙事大都由男性来完成 ,承载着或意气风发或温良恭俭或失意落寞的知识分子的现实欲望、未来想象与忧虑。只有到了女性主义思潮和女性写作在中国大面积涌动的 2 0世纪 90年代才出现了女性声音的武则天形象 ,女性写作者的加入使武则天叙事在人性化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     

新时期传记文学的文体研究

随着“十年”浩劫的结束,历史又欣喜若狂地揭开了新的一页,中国当代文学也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犹如多年的火山突然喷发,新时期文学显示了它巨大的活力。在这片曾荒芜的田园中,迅猛地绽放各种鲜艳的花朵,几乎各种文体都迅猛地发展。传记文学创作园地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也经历了一个从复苏到勃兴发展的过程。     

爱情的解构与重建——两个“庐山恋”文本的比较

两个相似的爱情文本阐释了两种不同的现代爱情观。池莉在无情地解构爱情,“不谈爱情”是她的旗帜;王安忆则在热情地重建爱情的本质,“乌托邦诗篇”是她爱情观的象喻。不论是解构还是重建都是对传统爱情文本的颠覆,显示了走出传统泥沼的现代知识女性的成熟与自信     

自我主体的归来与流放--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疯癫话语谱系与文化隐喻

疯癫不是一般医学意义上的疾病,也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实在,而是一种历史话语建构。作为一种文化隐喻和意义符号,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又一次经历巨大转换的20世纪80年代,它再次获得了出场机会和言说权力,成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书写自我和社会的文化符码。它的出场及其话语变迁,与中国知识分子对做为个体的自我在巨大社会权力网络中的地位认知和认同紧密相关,与中国社会现代性进程的推进有关。从某种意义上来看,20世纪80年代文学中的疯癫话语史,就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文学叙事中的赛金花

文学叙事中的历史人物负载着历史文化传统、话语讲述年代以及叙述者个人的观念和情趣。清末名妓赛金花作为一个不断被整合的符码,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其形象与意义作出了相距甚远的叙述与阐释。这些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赛金花形象投射着时代主流话语的变迁以及叙述者社会地位、性别身份的差异。     

风中舞蹈:路也小说论

路也的小说以其充满智性的话语和率真的情感表达不仅创造着自我,展示着在男权话语仍然占据霸权地位的时代女性生命存在的欢乐与疼痛,而且也揭示了现代都市知识女性建构自我主体的焦灼与困惑。路也凌厉、坚硬、嬉笑怒骂的颠覆性话语的背后是温润忧伤的人性召唤。     

被围困的男性——新时期文学中去势男性的文化隐喻意义

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和自我主体建构的重要场域,它对去势男性--男性性无能者的叙述与关注,不仅仅是生理学或者病理学上的研究,而是对其所包含的文化隐喻意义和担负的社会文化功能的探求.在新时期文学叙述视野中,这种最具有个人隐秘性的身体叙事蕴含着当代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现代性路径的构想和思考,承载当代知识分子对自身社会位置的认定与建构.     

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母女关系的政治叙述

中国现代女作家打破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僵化想象,描绘了丰富多彩的母女关系图景,填补了女性书写历史的"空白之页",不仅为女性建立自我主体提供了重要文化途径,而且也为改变父权制统治之下的压迫/被压迫的对抗性社会提供了想象与参考的文化空间,因而对现代文学母女关系文学叙述的梳理与清点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