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性异体”与“两性合体”：从女娲神话到伏羲女娲神话考论

女娲与伏羲是我国上古神话内容体系中的重要人物,且二者经常相伴出现,粘合度甚高。女娲伏羲神话的形成演变具有一定的历史特点及内在规律,即女娲神话最初以“单性异体”的形貌出现,成为中华民族的创世始祖神;后与社会发展形态适应,出现伏羲女娲相结合的“两性合体”神话,女娲成为伏羲的配偶神;随着男性权力的日益巩固,伏羲成为文明时代的先祖,演变为“三皇”之首,地位不断升高。女娲神话与伏羲神话的发展脉络彼此交错,既自为一体又相互结合。梳理其演变轨迹,分析二神神话不同阶段出现的原因及内涵,有助于探索中国神话的历史文化意蕴及其民族文化精神。     

狐突传说信仰与山西区域社会文化变迁考论

晋国士大夫狐突生前有勇有谋,忠心不二,死后逐渐被神化,成为民众信仰的神灵。狐突信仰主要分布在山西交城、清徐交界的狐爷山一带及周边地区,形成一个辐射多县市的狐突信仰圈;这些地区流传着大量关于狐突的民间传说,又构成一个狐突传说圈,但狐突传说圈与信仰圈并不完全重合。狐突传说信仰的发展与山西的地理环境、地方社会以及民众文化心理的变化关系密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山西区域社会文化的变迁。     

民间传说中傅山士大夫形象的多维构建

傅山是明末清初士大夫阶层的中坚,也是明遗民的代表,得到了官方与民众的双重认可。傅山传说既进入了国家话语的“大传统”,也进入了民间文化的“小传统”。比较而言,“大传统”中的傅山形象单一而平面化;“小传统”中的傅山形象全面而立体化。文章以民间流布的傅山传说为研究对象,参考典籍文献中相关记载,探寻傅山士大夫形象在民众话语中的多维构建,挖掘此形象在明清易代之际的革新与转变。文章提出：弘扬以傅山为代表的士大夫所承载的“以天下为己任”与“明道救世”的责任担当意识,对当代中国梦的践行具有促进作用。     

蒙汉交汇区村落的民族民俗文化融合历程考察——以鄂尔多斯村落为例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汇区是包含着两种文化特质的文化区域.本文选取鄂尔多斯这一蒙汉交汇区作为研究背景,以准格尔旗、达拉特旗和鄂托克旗的村落为例,从民俗学的视角审视蒙汉两个民族在这一特定区域中文化互动的一般进程.从纵向发展看,两族民俗文化在融合过程中体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在不同的时期,两族民俗的流向和互渗程度有着很大差别;从横向扩布看,两族民俗文化融合在空间上具有不平衡特点,农耕文化的延伸渗透和蒙汉两族的杂居深刻地影响着民俗融合的程度.蒙汉两族民俗文化融合带来了比原来单一文化圈更大的包容性与开放性,民俗生活成为洞悉社会变迁的一个窗口.以民俗文化为切入点,通过实地调查资料来研究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在长期碰撞、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如何和谐相处,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巩固和交汇区村落的现代化建设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走西口”习俗对蒙汉交汇区村落文化构建的影响

“走西口”是我国历史上影响较大的移民运动,它始于清前期,终于建国前,历时长、规模大。这一运动的产生有其深刻的自然、历史原因,随着移民进程的展开,它对于移民原住地和移入地的社会变迁都发挥着作用,尤其对内蒙古村落的选址、形制规模、民俗文化构建都影响深远。这种村落文化是汉、蒙两个民族的民俗渐趋融合的产物,是既有别于内地农耕文化又有别于内蒙古游牧文化的新型区域文化。     

重述神话:华夏民族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再造——《碧奴》《后羿》《人间》解读

重述神话通过再现人类先祖的心路历程,唤醒了华夏民族的集体记忆。《碧奴》、《后羿》和《人间》三部作品以崭新的时代精神重新构建了华夏民族的古老神话,引起了民众内心深处对华夏民族情感的共鸣,更寄托着当代人的文化守望和精神反思。本文运用民俗理论和原型批评的方法,深刻剖析了这三部作品中的人性欲望,揭示人类文明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彰显民众内心深处朴素的理想追求。     

张爱玲小说都市民俗叙事的女性视角

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张爱玲的出现犹如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照亮了整个上海文坛,她的作品以小说为主,代表作有《红玫瑰和白玫瑰》、《金锁记》、《倾城之恋》等。本文从张爱玲的女性视角入手,探寻其小说都市民俗叙事的独特性,将张爱玲的小说放置于她所生活的上海都市空间中,在分析作品都市民俗叙事的女性视角时,也指出女性群体幽闭的生存状态。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的民歌保护模式研究——以山西河曲“山曲儿”、左权“开花调”为例

山西被誉为“民歌的海洋”,河曲“山曲儿”与左权“开花调”双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歌保护模式的研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议题.民歌保护模式的确立要考察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形成整体性保护,以民歌文化为中心构成了文化、社会、自然三个生态圈,以及文艺主体生态系统、文艺本体生态系统、文艺功能生态系统诸因素组合而成的文艺生态场.民歌保护模式的中心环节是抓住传承机制,传承机制的核心是要保护传承人,对传承人的活态保护与对民歌文本的静态保护是延续民歌生命的双重保证.从山西民歌的生存实际出发,我们设计了在位于晋西北黄土高原地带的河曲县建立整体民歌生态区,而在太行山农耕与游牧交汇区的左权县实行民歌村与民歌保护从娃娃做起的保护模式,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民歌保护的一次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