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新村没农民

打着建设新农村的旗号搞商品房开发,引起村民的强烈不满。"农民新村变脸"的背后,是由官员纵容的开发商与官员的巨额利润共享村主任将"农民新村"选址从河滩地转移到基本农田,实质是打着建设新农村的旗号搞商品房开发,引起村民的强烈不满。"农民新村变脸"的背后,是由官方纵容的开发商与官员的巨额利润共享。2008年岁末,这里已经建成的房子,由于本村村民买不起,近九成卖给了外人,人们不清楚这片商品住宅楼的麻烦还在后面,连小产权房都不是,因为批准的是宅基地,最要命的是质量也根本没有保障。     

妥协体现素养

四川通江县吴正春因发短信嘲讽县委书记而遭到厄运,在舆论关注下,厄运云散。作为新闻人丝毫不因为"舆论的胜利"而欢呼,却完全有理由为该书记的妥协而欣慰。(详细报道见本刊上期)长期以来,"知错就改"、"知耻近乎勇"成了空洞的教条,相应地,"妥协"成了贬义词。在公共治理领域,这一现实带来或者放大了诸多问题。     

历史书写与记忆塑造(下)——古腾堡在近代中国

三清末民初编译、书写的西洋历史书籍及有关文类,虽然一般都称道古腾堡印刷术的贡献,将古腾堡印刷术与中国印刷术进行对比,但并没有将古腾堡印刷术导源于中国,尽管个别人曾将火药、罗盘这两大发明归于中国西传。然而,这样的历史书写模式并没有一以贯之。特别是在20世纪     

历史书写与记忆塑造(上)——古腾堡在近代中国

古腾堡印刷术传入中国之后,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不言而喻,晚清以来的很多文类,尤其是历史教科书、印刷史论述,都会提及古腾堡的贡献。这些文类对古腾堡印刷术及其与中国印刷术关系的再现模式,大致有三种。这三种表述从晚清开始发轫,在为人们认识和接受的过程中,却殊途同归为一种——古腾堡活字印刷术起源于中国。晚清民初的知识分子通过这样对古腾堡、对中国及欧洲印刷史的书写、联系和对比,为中国找到在过去与现代世界中的位置,并借此表明中国一直以来对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参与和影响,它应该进一步拥抱印刷资本主义与追求由此派生的现代性。此种对古腾堡印刷术的表述模式又延续在历史叙述中,进而又改变和形塑了中国印刷史的书写乃至近代中国关于印刷术的集体记忆。     

历史与文学的辨证--以《血路》与《花腔》为例

海登·怀特的"历史若文学"的思想从叙事层面上消除了历史和文学之间的界限,使人们对历史与文学之关系有了新的认识,<血路>、<花腔>两部作品某种程度上可说是此思想的回应.这提示我们不要再把文学当作是虚构、历史著作当作真实这样一种眼光来看待文学和历史,而要以更开放的胸襟和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与文学之间的辨证关系,在新的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来寻求二者有效对话和结合的可能性.     

典范转移:新文化史的表达与实践

新文化史在现在的西方历史研究中已经成为显学,它大大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其影响所致,渐有一切历史都是(新)文化史之势。新文化史的来龙去脉如何?本身在西方三十多年的发展情况如何?又有哪些特征?存在哪些问题?在中国及国外汉学界的接受情况如何?本文试着就有关情况作梳理和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民国初年朝野关于三种国体构建方式的争论

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过程中，筹安会率先提出民国国体未来应该变更为君主立宪体制的主张。针对该建议可能带来的列强不承认和引发国内动乱危险，外交官汪荣宝则提出民国立君或总统世袭两种国体选择与之竞争，并获得了政府内部诸多实务派官员的支持。但因这两种建议的不伦不类，故汪论遭到筹安会和时论激烈的批评，最终袁世凯决定采用君主立宪制作为之后中国的国体选项。然而由于护国运动的兴起，袁世凯不得已采取了原先被他抛弃的民国立君选项：对内称帝国和皇帝，对外仍保持民国与总统称谓。朝野关于这三种国体构建方式的争论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颇值得进行钩沉。     

“世界”的媒介:胡适与商务印书馆的早期合作

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和编译所所长高梦旦非常看重新文化运动中成名的胡适,邀请他为商务编辑“世界丛书”,并得到同意。借此媒介,商务同胡适开始建立切实的合作关系,进而希望胡适出任商务的编译所所长一职。于是胡适专程赴上海考察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并提出若干改进意见,同时推荐王云五代替自己出任所长一职,得到商务认可。胡适与商务印书馆的密切关系由此奠定,这一合作及其后续影响对双方意义重大,其过程值得钩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