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年人的主观年龄及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探讨老年的定义和标准,但很少有研究直观地描述和分析老年人对自身进入老年的年龄标准的看法以及其主观年龄的差异。本研究使用2014年至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的三期数据,比较分析不同队列在不同实际年龄(日历年龄)下认定的自身进入老年的年龄标准的变化以及不同实际年龄老年人的主观年龄的差异。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受访者自我认定的老年的年龄标准平均为70岁,远高于社会上通常认定的60岁或65岁的标准;主观年龄和主观外表年龄平均在68岁左右,低于受访者的平均实际年龄(71岁),超过六成的受访者的主观年龄与主观外表年龄比实际年龄“更年轻”。进一步的统计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健康状况越好、与子女同住、有广泛的朋友支持网络以及更愿意参与村居委会投票的老年人所认定的自己进入老年的年龄标准也更高。更多的社区娱乐场所或设施和室外活动场地也能显著地提高受访者认定的进入老年的年龄标准。更高的受教育程度以及更好的健康状况是促使老年人的主观年龄和主观外表年龄小于实际年龄的重要因素。本文直观地描述了不同实际年龄的老年人所认定的自身进入老年的年龄标准以及其主观年龄与实际年龄的差异,为与年龄相关的老龄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     

生育率下降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本文通过对比我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状况,认为在"人口红利"后期,我国以劳动密集型模式为主的经济发展与生育率降低、劳动者素质上升的社会现实相脱节,导致了我国"民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矛盾现象。随着生育率下降,我国年轻劳动力比例逐渐下降,同时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年轻劳动力中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数快速增加,而使得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数相对短缺;然而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我国依然占大多数,他们对年轻体力劳动者需求量大而对年轻脑力劳动者需求量小,这就造成了"民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局面,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早日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单独二孩”政策的前因与后果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确定,要＂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至此经历了最大幅度的调整。无论是从我国人口现在较低的生育水平,还是从我国正在面对和将要面临的严峻的人口形势上看,从这一时期开始逐步地调整和完善计划生育政策,都具备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同时也顺应了群众期盼,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一、调整生育政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以来,我国的人口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的年龄误报与分析

人口年龄结构是最基础的人口结构,年龄误报对各项人口指标的把握和判断有很大影响,在利用普查数据进行分析之前对年龄数据质量的评估至关重要。文章对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年龄数据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全国的年龄数据申报质量较高,但部分特殊年龄(如20岁)可能存在多报和堆积;广东、广西、海南和新疆4个省份100岁及以上高龄组老年人可能存在年龄高报和死亡后未销户问题;一些省份如新疆、西藏、海南、甘肃、青海和宁夏等存在较严重的年龄误报问题;一些省份的汉族也有年龄堆积;少数民族中维吾尔族、藏族、苗族、布依族、傣族、回族、哈萨克族和黎族年龄堆积明显。比较第六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发现年龄申报质量在提高。     

全面二孩政策下重新审视公共政策中缺失的性别平等理念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我国家庭可能将要面临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女性是这一负担的最直接承担者和受影响最大的群体.文章通过讨论发达国家不同的家庭政策对其人口变化(特别是生育水平变化)的影响,强调了在公共政策中蕴含性别平等理念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指出,虽然我国在有关生育福利保障的一些政策中纳入了性别视角,但其在帮助家庭成员实现工作-家庭平衡、支持家庭发展的作用有限.由于我国的公共政策中缺失性别平等理念,我国的劳动就业市场存在着对女性的隐形歧视,不利于女性地位的提升和长期的人口发展.文章最后建议,在今后的劳动就业、儿童教育以及养老支持等一系列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都应当纳入性别平等理念,引导社会价值观念发展.     

我国妇女生育推迟与近期生育水平变化

随着我国时期生育水平的下降,我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上升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时期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受到进度效应的影响,人们从这一指标中难以对我国近期生育水平的变化形成正确的认识。本文利用多来源可靠数据,对我国近期的总和生育率以及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进行了估计,发现去除进度效应影响后,生育水平的时期估计值有了大幅度上升,2007²012年的生育水平大约在1.7至1.8之间。研究进一步重构了19642012年的生育水平大约在1.7至1.8之间。研究进一步重构了1964¹985年出生队列的部分年龄别生育率,发现年轻队列的峰值年龄别生育率较低,但在较高年龄时会出现年龄别生育率相较之前队列升高的现象。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我国生育政策对于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以及政策变动可能带来的时期生育率的变化。     

他比她更健康?生育-就业生命历程对中国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健康中国战略的背景下，从个体经历的生育-就业生命历程的角度理解中老年人的健康差异有利于完善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政策。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和序列分析方法，分性别构建个体的生育-就业生命历程轨迹类型，识别出两性共有的7种轨迹类型以及男性独有的“未婚未育、工作型”和女性独有的“1次生育、不工作型”轨迹。随着出生队列的推移，生育1次或2次的轨迹类型占比不断提高，生育3次及以上的轨迹类型占比不断下降，同时，更晚出生的女性中提早不工作的轨迹类型占比更高。分析不同类型生育-就业生命历程轨迹对中老年时期健康的影响发现，生育次数的增加仅对女性中老年时期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提早不工作则对两性健康都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