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术语学的理论建设

本文论述了中国术语学建设的灵魂是理论，而理论建设需要的途径有四条：继承，借鉴，移植、升华。     

高产优质杨树、桉树等速生材树种新品种选育

本课题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和北京林业大学主持，联合南京林业大学、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和国家林业局桉树研究开发中心共同研究。课题针对我国速生工业用材的需求，目标是建立杨树、桉树和相思等树种的高效育种技术体系，创造优质、高产、抗逆育种新材料。在产量育种、品质育种和抗逆性育种的基础上，运用早期选择原理和联合改良技术，分别选育出适于我国长江以北地区的优质高产抗逆杨树优良无性系；     

CF／PEEK复合材料的摩擦磨损行为研究

研究了碳纤维增强聚醚醚酮（ＣＦ／ＰＥＥＫ）复合材料的摩擦磨损行为．结果表明复合材料的摩擦系数与磨损率依赖于材料中纤维的含量，在１０％～２０％范围有最低值，并对载荷有明显的依赖性．纤维含量的影响是碳纤维本身的减摩阻磨性和其对纤维在树脂中所处的分散状态及纤维在作用中的变化的依赖性有关；而载荷的影响则与树脂在作用过程中产生热后所处的物理状态有关．由于纤维对材料的摩擦尤其是磨损性能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如纤维受磨减薄后产生的碎片导致磨料性磨损，而这种影响可通过复合材料的制备工艺来达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制备工艺对获得理想材料至关重要     

电力系统负荷恢复优化的并行遗传算法实现

对电力系统的负荷恢复问题进行了研究.将该问题建模为一个多约束条件的组合优化问题,根据遗传算法特别适合求解大规模组合优化问题的特点,设计了一种粗粒度并行遗传算法来对此优化问题进行求解.在消息传递类并行软件开发环境提供的基于消息传递的并行虚拟环境下,采用master/slave的并行编程模式,有效地提高了算法的计算速度.将各种约束条件与目标函数融合在一起,建立一种序关系,来处理负荷恢复中的约束条件.求解过程满足系统的约束条件,不会出现系统的越限.算例结果表明,所提出的并行遗传算法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恢复负荷,而且可有效提高算法的计算速度.     

谈谈字母词

全球几千种语言,“很少是自给自足的”(萨丕尔),时刻都在进行着跨语言文化的词语代码转化,并生成民族化的外来词。在200个国家中有120个国家,在民族化的同时兼顾国际化：拉丁文语种以借形为主,非拉丁文语种(俄语、日语)以借音为主(兼顾借形),而汉语以借意为主(约占75%)。20世纪初,在新文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开始出现了借形的新奇现象。数学和文学里分别出现了x+y=a,阿Q。紧接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纷纷出现了诸如此类的现象。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借形已成了新潮。所谓的“字母词”,就是借形词的一种。对于汉语借形词,有人坚决反对。较早的时候,有人把x+y=a改为“天+地=甲”,上演一出国粹闹剧。可是怎么也演不下去,因为罗马和希腊字母作为数学符号,常见的至少有60来个,而我们的天干地支总共才22个,不可能对译,而且用起来很别扭。后来,有人看阿Q很刺眼,可是阿Q站起来了,而且堂而皇之地走进了汉语词汇家族。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还用过ABC、OK等许多字母词。时至今日,字母词已成百上千地出现在书报上,迫使严肃的辞书也不得不逐渐承认它们。一向有开明意识的《辞海》,1979年版附录了63条,1989年版附录了97条,1999年版附录了126条。一贯以规范著称的《现代汉语词典》第三版附录了39条,第四版附录了142条,第五版附录了182条。2001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资深语言学家刘涌泉的《字母词词典》,内收2000多条。这也只是一般书报上多见的,如果再稍微扩大到专业书报,再加上近几年产生的,编一本《字母词大词典》,估计收词至少有5000条。字母词不仅频率不断增加,而且分布不断扩大。从自然科学技术领域,渐渐扩大到社会科学及生活领域。如WTO(世界贸易组织)、GNP(国民生产总值)、DVD(数字影碟)、VCD(影碟)、MTV(音乐电视)、IC(集成电路)卡、IP电话、IP卡电话、B超等等。刘涌泉先生给字母词概括了四个优点：快,简,明,广。此外,似乎还可以增加一个优点：补——填补词汇空缺(lexical gap),如A股、B股、A型血、B型血、A调、C调、OK等等。集“快,简,明,广,补”于一身的,有两个更典型的词：GMDSS,这是国际通用的求救信号,是汉语所无,而且换任何一个符号都不如它“快,简,明,广”;DNA,是脱氧核糖核酸,即遗传基因成分,是国际通用的测量公众科学素养的三个概念之一(另两个概念是“分子molecule”,“计算机软件computer software”)。与此相连带的,还有利用字母形状,借形表意,填补表形空缺的,如：U型管、S钩、T型台、A字裙、V字领、T型人才(横杠表示知识广,竖杠表示专业深)、X型人才(X表示交叉,指掌握两门交叉专业的人)。此外,字母词还有多种语用价值。有价值的,就是优变;无价值的,就是畸变。优存畸亡,适者生存。这就是历史的选择。这种选择总是以价值为尺度的。在生物界,名人达尔文有一句名言：“The Nature Selects the Fittest Survives.”被名家严复巧译成名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英汉翻译史上令人拍案叫绝的“绝译”。不仅词句绝佳,而且道理绝真。即使应用于词汇现象,类推也是成立的：词竞众择,适者生存。所谓“词竞”,是词语以其词形、语音、结构(含理据或内部形式)、语义、语用(含频率)等价值条件,跟并行词语、对应词语或相关词语竞争。例如：email/e-mail/Email,其中e-mail使用频率高,是多数人的选择,《现代汉语词典》便以它为规范词形。所谓“众择”,是语言的广大使用者的选择。广大使用者包括一般使用者和专家。选择,就是根据词语的各种价值和交际需要确定词语的取舍。选择的过程是：个体→群体→社团→全民。在这个过程中就形成一个或一些词语的使用趋势和习惯。而语言中的最高权威,就是众人的习惯。专家不要过早地表态或下结论。专家的任务,就是观察并描写习惯,发现趋势(趋势代表着方向,预示着规律),总结并完善规范标准,选择约定俗成的流行形式,引导言语活动,优化交际效能。例如：对BP机、PP机、呼机、寻呼机、无线传呼机等,要允许它们有一个被选择的过程,不要过早地定于一尊。对书写形式,特别是字母大小写表示不同意义的,要强调规范形式。如pH表示氢离子浓度指数,ph表示光照度单位“辐射”(非法定的)。对字母加汉字的混合词,不要采取过激的态度。有人讽刺这类词是“马褂加领带”。其实,这类中西合璧从阿Q时代就开始了,在国外早已有之,通称“混合词”,英语叫hybrid word,法、德、俄语分别叫mots hybrids,hybrids word,гибрид(或意译为полукалька),都是指语源不同的成分构成的词,可见混合词是许多语言共有的现象。这一现象刚出现时,人们难免看不惯,说三道四。最后,混合词终于以其准确性、科学性冲破习惯势力的森然门禁。总之,字母词从阿Q到T型人才,在中国形成了队伍,占领的地盘越来越大,其势不可阻挡。但是,不能滥用,更不能乱用。必须考虑交际对象、环境、语体等等因素。使用的指导思想只能是“科学实用,便于推行和普及,促进汉语健康发展”。     

谈中国术语学的理论建设

本文论述了中国术语学建设的灵魂是理论,而理论建设需要的途径有四条：继承,借鉴,移植,升华。术语工作和术语研究,其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这大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科技内部术语爆炸,每年产生一百多万个,仅化学术语就有几十万个,而且常常定名不一。另一个是术语大量迅猛向共同语渗进。例如,《现代汉语词典》从30多个学科中选收7000多个术语,占总收词量的13%,而《现代汉语词典》编者中的四位(闵家骥、刘庆隆、韩敬体、晁继周)1987年出版了一本《汉语新词词典》选收术语已占了总词条数的56%。英国语言学家G.Leech把这个趋势叫“行话化”。这就迫使世界的科学家、语言学家、逻辑学家、心理学家、符号学家、信息学家、哲学家等都来研究术语。中国的术语研究,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当前急需的是理论建设。一、理论是中国术语学建设的灵魂技术和科学不同。技术,主要依靠经验、知识和技巧。科学,主要依靠理论,它是理论框架中的知识体系。没有理论,就没有科学。李约瑟博士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其中主要是技术,很少有科学。中国对哈雷彗星的记录,开始于公元前613年,到1910年共记录31次。其记录之早,早于阿拉伯人679年,早于欧洲人1602年。其记录之详细,更是阿拉伯人和欧洲人所不能比拟的。可是,后来这颗星居然叫做“哈雷彗星”。那是因为英国天文台台长哈雷用理论首次认识了它的科学属性。从这两个悲剧中,我们应该冷静地实事求是地反思我们的传统：我们祖宗头上,既有光环,也有伤疤。握住光环,自然会增信心。袒露伤疤,令人图强发愤。没有理论,就没有科学。同理,没有理论,就没有术语学。业内人士都了解,世界术语学有四个学派：德国—奥地利学派,俄罗斯学派,捷克—斯洛伐克学派,加拿大—魁北克学派。它们之所以形成学派,主要不是依靠一般工作,而是依靠高超的理论。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已经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距离一个立足于世界的学派理论,还有一段较远的路程。要想达到这个目标,至少必须连续经过四条途径：一继承,二借鉴,三移植,四升华。二、继承中国的有关术语学术思想继承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外国学者的术语著作时常用作篇首语)和荀子的“正名论”。往下,在一些专业翻译思想中闪烁了术语理论的晨曦。比较重要的有晋代的道安(314～385)提出“五失本”,即五类译文允许跟原文不一致。唐初玄奘(602～664)提出“五不翻”(见《翻译名义集》),即五类词语不能意译,只能音译。北宋赞宁(919～1001)提出“六例”,即详论了翻译的六类事例(情况)。再往下,到了近现代的严复。他1895年译完,1898年出版了《天演论》,其序说“译事有三难：信、达、雅。”胡以鲁1914年发表于《庸言》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上的《论译名》认为,有十类词可以音译。1932年成立的南京国立编译馆于1933年公布了《化学命名原则》,此后至1983年上半年中国总共出版的920种术语工具书,其编撰“说明”都包含着术语学思想。而刘涌泉先生发表于1984年第一期《中国语文》的《略论我国的术语工作》一文,多半篇幅是谈术语理论,如术语的特征,术语的产生发展,术语的标准化,术语的数据库等。1950年以后,国家有关部门做了许许多多术语工作,同时也总结了许多工作经验,特别是从中提取了一些术语学思想。这些都反映在《科技术语研究》等公开或内部书刊中。近来令人瞩目的成果是冯志伟教授的力作《现代术语学引论》(语文出版社,1997年)。从理论建设的角度看,该书有三点贡献：一是中文单词型术语的结构模式,二是术语形成的经济规律,三是潜在歧义论。在《科技术语研究》2004年第2期,冯志伟先生又发表了《汉语词组型术语的结构》,对另一大类术语的结构做了补充研究。最近郑述谱先生出版的论文集《词典·词汇·术语》中有许多文章是属于理论建设的,例如《关于术语及术语学》《科学与语言并行发展的历史轨迹》《术语学与语言学》《历史术语研究的启示》《术语学的研究方法》《术语学是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等等。以上这些,就是今后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的基础。三、借鉴外国已有的术语理论欧洲术语学思想溯源,最早有Aristoteles的间接论述,较为直接的是18世纪三位科学家。第一位是现代化学奠基人法国化学家A.L.Lavoisier的论断：“词保存并传达概念……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词语来传达概念,那么,他们表达的只能是错误的印象。”第二位是英国科学史专家W.Whewell的见解：“没有技术术语和硬性规定就不可能有可靠的或者不断发展的知识。”第三位是英国哲学家J.S.Mill的观点：“所有致力于引入某一术语正确用法的人,都应当准确地熟悉这个词的历史以及它在不同发展阶段所表述的意义……”他还多次论述过术语和名称(nomenclature)的区别。(以上引语转自郑述谱,《词典·词汇·术语》2005)现代术语学理论可以借鉴的有以下四个学派的理论：德国—奥地利学派的术语研究的逻辑思想、概念理论。俄罗斯学派的术语研究的语言学思想、词汇理论。他们认为术语是词汇学的现实问题。俄罗斯学派的理论,已经有了一些译介,如黑龙江大学郑述谱教授的《俄国术语学研究掠影》、《俄国术语学产生的外部因素》、《俄国术语词典学理论发展概览》、《洛特怎样编德俄汽车词典》等。郑先生还将译介一些俄罗斯术语学理论。捷克—斯洛伐克学派的术语研究的功能语言学思想,即把术语放在言语或社会环境(包括不同文本,不同专业语言以及计算机系统)中,研究它跟相邻因素的功能关系。加拿大—魁北克学派的综合理论。好在这个理论已经有了一个概要的译介,那就是其首领人物G.隆多写的《术语学概论》,1985年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我们可以从中了解许多理论,如术语的界定标准,选择标准,术语的特点,术语的研究方法等等。现在见得较少的,是德国—奥地利学派和捷克—斯洛伐克学派的译介理论。希望有关人士尽快做这方面的工作。他山之石,不仅可以攻玉,而且能够提高攻玉的速度、水平,使我们少走弯路,尽快赶超。四、移植相关相邻学科的理论在一个学科诞生、发展,甚至成熟的过程中,都经常从相关、相邻学科那里移植一些新理论。国外的四个术语学派的理论多数都是移植的,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还在起步阶段,更需要移植。那么,从哪里移植呢？从它的邻近学科——符号学、逻辑学、心理学、语言学以及语义学、词汇学那里移植。这些学科的能指和所指、内涵和外延、聚合和组合、任意性和非任意性、标准化或规范化、结构和功能等理论早已被移植进来。而中国术语学还要移植更多的理论。可以这样说,词汇学、语义学的许多理论都可以移植过来。例如：词的分离性和术语的界定,词的同一性和术语的变体,术语的造词法,术语的模糊性,术语的国际化和民族化,术语的全民化和全民词的术语化,术语的语义特征,术语的比较,术语的分类,术语的演变,等等。例如术语比较,可以开展许多方面工作：术语能指比较,术语所指比较,不同类型百科全书的术语比较,同类型百科全书术语比较,百科全书和语文辞书术语比较,语文辞书(如《现汉》、《简明牛津》、《拉鲁斯》、《俄语词典》)术语比较,等等。不同学科的同一术语的比较,对澄清术语的混乱很有好处。众所周知,genus和species,属和种,都是逻辑学和生物学使用的术语,其拉丁文和汉字(即能指)以及所指不尽相同。五六十年代,绝大多数逻辑教科书和一般读物都采用了“种”指genus、“属”指species的译法。(王维贤《关于“种”和“属”的译名问题》,《中国语文》1961年10～11期)大类叫“种”(genus),小类叫“属”(species)。(李世繁《关于“种”和“属”》,同上)到现在,逻辑学界趋于统一：用“属”译genus,指大类,即上位概念;用“种”译species,指小类,即下位概念。生物学界比较统一,无论是C.Linne的五级分类,还是他人的多级分类,都是“属”在上,“种”在下,而且两者的相对性比逻辑学上的相对性小得多。语文辞书术语释义,一般的原则是“外行能理解,内行能认可”。可是在贯彻落实这个原则时,各国语文辞书选择术语的语义特征的多寡很不相同。又如术语的分类,从不同角度,按不同标准,可以分出许多类。这里要讨论的从术语的频率以及跟共同语关系角度,可以分出：最常用的,约七八千至一万,大多数出现在中学教材里,大多数已经进入共同语;常用的,各科技领域总共七八万至十万(除最常用的以外),大多数出现在大百科全书里,一般未进入共同语;次常用的,各科技领域总共几十万乃至上百万(除最常用和次常用的以外),大多数出现在各专科、专业辞典里;罕用罕见的,未在任何辞书中出现,少数见于巨型语料库中。分类研究,对于认识不同类型的术语的性质以及编撰各类有关辞书,都大有益处。五、理论建设的高峰——升华新理论上文所说的继承、借鉴、移植的理论,都是已有的理论,都是建设新理论的基础。而理论建设的高峰是新理论。新理论,从哪里来？唯物主义哲学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这从哲理本源上说,是正确的。但是,个人的实践,总带有狭隘、片面、直感等因素。而新理论,常常是由少数智者首创的。如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万有引力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而从直接来源看,有些理论并不直接来源于实践。因此,爱因斯坦在总结他的科学研究经验时再三强调：“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而不是从经验中直接概括的。”作为理论之一的概念如此,那么作为理论另一内容的假说呢？它除了以一定的事实和已有的理论为基础之外,更突出的内容是想象、推测、推理。即使都在同一个实践基础上,有人没能产生理论,有人产生了理论,而且产生的理论水平有高低之分。这是为什么？其主要原因是,知识积累的多少不同,理性思维(有时叫logos)水平的高低不同。而后者是更重要的。术语工作者是必不可少的,术语学家更是当前急需的。而要成为术语学家,就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要受过多种哲学的熏陶;第二,要受过理性思维训练;第三,要有现代先进的文化思想;第四,要有足够的跟术语学相关、相邻学科的知识和理论;第五,当然应该具有术语学本身的已有的知识和理论。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有可能升华出术语学的新概念、新原理、新学说、新假说。美国科学哲学家M.W.Wartosky认为：“从科学是思维的一种理性体系的程度上说,科学从根本上说就是理论。”中国新的术语理论,将武装中国术语学派,而这个学派又将推进中国术语理论的建设。我们急切地期盼着世界第五个术语学派在中国诞生。     

谈谈学母词

全球几千种语言,“很少是自给自足的”(萨丕尔),时刻都在进行着跨语言文化的词语代码转化,并生成民族化的外来词。在200个国家中有120个国家,在民族化的同时兼顾国际化:拉丁文语种以借形为主,非拉丁文语种(俄语、日语)以借音为主(兼顾借形),而汉语以借意为主(约占75%)。20世纪初,在新文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开始出现了借形的新奇现象。数学和文学里分别出现了x+y=a,阿Q。紧接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纷纷出现了诸如此类的现象。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借形已成了新潮。所谓的“字母词”,就是借形词的一种。对于汉语借形词,有人坚决反对。较早的时…     

谈谈字母词

全球几千种语言，“很少是自给自足的”（萨丕尔），时刻都在进行着跨语言文化的词语代码转化，并生成民族化的外来词。在200个国家中有120个国家，在民族化的同时兼顾国际化：拉丁文语种以借形为主，非拉丁文语种（俄语、日语）以借音为主（兼顾借形），而汉语以借意为主（约占75％）。20世纪初，在新文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开始出现了惜形的新奇现象。数学和文学里分别出现了x＋y=a，阿Q。紧接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纷纷出现了诸如此类的现象。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借形已成了新潮。所谓的“字母词”，就是借形词的一种。     

术语教育的性质

随着新学科、新概念、新科技的层出不穷,新术语不断涌现,术语对社会的影响力、渗透力越来越大,人们对社会知识化的渴望与追求日益急切,术语也随之成为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章从层级性、科学性、通俗性、国际性和民族性等五个方面讨论了术语教育的性质,阐明了术语教育的重要性。     

泥浆泵轴承的故障诊断

为了掌握泥浆泵工作状态,测取3NB1300C泥浆泵正常工况和一些故障工况下动力端轴承的振动信号,对其进行共振解调处理后,进一步对所得的时域信号进行频域分析,得到了有价值的检测部件振动规律、一般特征以及故障特征,可用于泥浆泵的故障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