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变局中开新局的全民阅读

在疫情、"双减"、新基建政策等众多因素交织的变局中,全民阅读呈现开新局的态势.2021年,顶层设计持续为全民阅读加持,凸显阅读权利的全民性与公共性;红色主题阅读助燃全民阅读,传承红色基因,为阅读推广做出创造性的探索与实践;后疫情时代,新基建政策等助推数字阅读、智慧阅读服务升级;打造品牌,推进长效机制建设,全民阅读探讨高质量发展路径.     

游走中的理性思索与沉重守望--评《胡平文集》

最近结集推出的十卷本《胡平文集》,充分体现了报告文学作家胡平以“游走”的姿态考察历史、关注现实时的理性思索与沉重守望,表现了知识分子以作品推动社会进步的批判意识与人文精神。     

现代电视广告的隐性价值误导

在开阔而芜杂、缤纷而迷乱的当代社会生活中,电视广告正日甚一日地扩散成为一道影响深远的文化风景.回眸广告发展史与现代传媒发展史就可以清楚地发现,对于广告这一历久而弥新的现象而言,它真正取得整体性跃进式的重大发展、对社会生活真正开始产生重大影响,是在与现代大众电子传媒尤其是电视联手之后的事情.     

在历史的碎片中解读世界

前些年翻看余世存先生的《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对作者独出心裁的编排方式下潜藏的微言大义与哀怨之音常常默契会心,读完意犹未尽。     

人文主义与专业主义兼具的教育观——读《教而论道》

对于有着近30年教育工作经验的汪立夏来说,以“教而论道”来为自己的教育随笔集命名,算得上是一种毫不夸张的写实与记录.透过形形色色的表象逐步看到了教育的本来面目,“对‘怨声载道’却又‘忍气吞声’的教育也有了自己的应对之策”之后,“论道”对于汪立夏来说更意味着一种自觉的反思.这本收录他发表在《江西教育》杂志上的专栏文章的随笔集,“形散神不散”地折射出作者近年来对于教育深沉的思考.     

著作署名关义利

正闲来好读书。最近翻读陈晓维《好书之徒》,中有《聂崇岐与翦伯赞》一文,记录史学家聂崇岐批评翦伯赞不当署名的学林旧事:20世纪50年代,翦主持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由聂编纂《捻军》。交稿之时,翦当面提出,聂在"三反"运动中成为"重点",不宜单独署名,且这种资料丛书从无一人署名者,因此建议署名由范文澜领衔,翦居其次,聂列第三,又嘱推荐两人以凑成五人之数。聂推荐自己的学生许大龄、陈仲夫。不料翦未用许陈,而改以其助手林     

“全集”古难全

在三十年前就启动,但后来成了“烂尾楼工程”的《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在学界呼唤多年之后,最近重新推出,引发关于全集出版中存在问题的热议,包括书札、题跋、演说、读书笔记、译作、未刊稿、公务文字等文字是否应收入全集,编者求全的职业精神与其权限何在,入选文字应以初稿本还是改定本为准,全集到底是应定位为“个人著作”还是“专题档案”,等等。从整体上看,晚清民国以降文化大师的文字,在当下经济实力提升,因而“求大求全”、开足马力的出版工程节奏中,大多已经完成全集或文集的出版;在国家重点图书或出版大奖获奖名单上,总多有全集入围;只是,透过这种表面繁荣的出版现象,从学术文化的角度深入细察,我们多少可以感受到一种虚热的味道,可以说全集出版中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别的暂不赘言,以我个人编读生涯中碰到的两例,多少可以说明“全集不全”这一突出的问题。     

忆昔午桥桥上饮——金灿然时代的中华书局编辑部

在运动不断的年代,不少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或“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金灿然却认为“在这些知识分子中,有的具有整理古籍的专长,使用这部分力量来整理古籍,是应当引起重视的,从社会主义整体利益权衡,也有必要这样做”。因此,他曾向有关领导提出过“人弃我取”这一建议,调用当时被错划的确有一技之长的“右派分子”,以及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批判的具有真才实学的专家来中华书局工作。这就是为后人广泛称道的“人弃我取,乘时进用”的用人原则。戴文葆先生在《我爱中华》的回忆文章中说,中华是他“大学毕业后接受再教育的新学园”,他“如同进了研究院一样,咧嘴欢笑……”这种集出版、研究、教育于一体的中华气度,可谓是一种精心擘画的文化大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