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迁移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进展述评

进入城市时代以来,居住环境与居民健康的联系愈发密切,尤其在“流动性"增强的大背景下,居住迁移对居民健康的影响问题受到广泛关注。论文结合知识图谱分析和文献研究法,系统评述居住迁移影响居民健康问题的最新进展。研究发现：① 近15 a来,该领域的文献数量逐年增多,关注度持续上升;文献空间分布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但不同地区的研究内容存在显著差异。② 主要研究对象由“同质性群体”向“异质性群体”转变,从“一般性群体”向“特殊群体”转变;研究方法由数理统计向混合研究、综合应用转变。③ 研究视角经历“人口迁移—个体健康”“居住迁移—环境—个体健康”与“迁居轨迹—环境演变—个体健康发展”等3个演变阶段。④ 近期研究重点有：迁居行为与儿童健康,迁居时空特征与身心健康,住房生涯与身心健康,邻里环境、累积剥夺与健康发展等。结合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建议：注重“整合性”分析;关注城市内部迁居行为和多次迁居轨迹对居民健康的影响;扩大迁居引发的“环境”因素(如居住隔离、社会分异、职住空间错位等)研究;更多关注迁居对二代流动人口儿童健康的影响,侧重对非正规居住空间如“城中村”等的研究。     

"居住不稳定性"对中国大城市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研究

随着城镇化加速和人口“流动性”增强,中国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健康问题备受关注。流动人口的居住具有典型不稳定特征,分析其对流动人口身心健康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采用北京、深圳、上海等9个大城市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层级回归和分组回归,探讨影响流动人口身心健康的因素,关注“居住不稳定性”因素的影响。研究表明：城市内部多次迁居和城市间频繁流动对流动人口健康具有显著负面影响;住房因素中,自有住房和选择居住在本地人居多的邻里对其健康具有显著正面影响。另外,“性别”因素具有调节效应;居住不稳定性对主观幸福感和自评生理健康的影响程度因“性别”不同而有所差异,男性健康对时空因素更为敏感和脆弱,女性健康不佳多归因于住房和邻里。     

中国大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的公平性研究——以武汉市中心城区为例

城市公园绿地(UPGS)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UPGS可达性可促进城市宜居、提高居民福祉。进入新时代,在建设“生态文明”和“人民城市”的背景下,关注中国大城市UPGS可达性的公平性问题意义重大。论文以武汉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区域,从供给、需求2个方面综合测度可达性,从局部、整体角度评估了UPGS可达性的空间特征,并进一步探究了可达性与居民社会经济条件之间的关系,以此探讨社会公平性。研究发现： ① 区域型、全市型和综合型UPGS可达性空间分布优于社区型UPGS可达性空间分布;② UPGS的总体可达性在中心城区呈现“核心—边缘”逐渐递减的空间形态,UPGS数量多、密度大的区域的社区具有更高的可达性水平; ③ UPGS可达性与居民社会经济条件之间存在空间正相关关系,房价较高的社区,居民的UPGS可达性也较高,UPGS可达性反映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明显。建议未来应重视更加精细化的UPGS布局优化和调控,不同区域和社会群体需求采取选择性策略,落实精准施策。论文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应用大数据和新技术优化指标数据源,采用UPGS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游憩设施和安全条件等指标精细化测度公园品质,并考虑了多种交通模式、实时路况以及不同年龄群体的选择偏好等因素,综合测度可达性,创新了研究方法;从城市经济结构视角出发,从房价入手探讨UPGS的公平性问题,拓展了已有分析框架,为中国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布局和空间资源配置提供了支撑。     

城市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与区位选择——基于北京、深圳、成都和中山4个城市的实证

基于北京、深圳、成都和中山4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抽样调查监测数据,采用计量模型探讨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与区位选择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新生代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回流意愿,且不同类型（智力型、投资型和劳力型）在回流意愿和区位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2）其回流意愿受个体“客观属性”（人口学因素、经济因素）与“主观感知”（经济地位感知、社会心理感知）双重影响,特别是人口学因素和社会心理感知。3）就回流区位选择而言,人力资本是影响其回流至户籍地所在省会城市最显著的因素;主观感知中的城市社会适应、家庭“心理成本”和家乡生活方式认同与其选择回流至户籍地所在的地级市显著相关;客观属性中的人口学因素（性别和年龄）、在外务工时间主要影响其回流至户籍地所在的县（市、区）或乡镇;经济因素中的个人收入对各类回流地的选择均有显著的影响。不同回流区位的选择是综合“生存”与“发展”两方面需求的结果。建议未来精准施策,尤其要注意地级市的人口回流;在重视吸引人才的同时,要进一步关注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问题,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尤其是医疗、养老、子女入学等,推进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