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资源约束下的河西走廊城市经济脆弱性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城市经济脆弱性作为当前脆弱性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为人-地系统耦合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为城市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决策支持和管理方法。依据城市经济脆弱性内涵，基于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构建了城市经济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评价河西走廊地区及区域内五市的城市经济脆弱性，并采用障碍度模型识别影响区域城市经济脆弱性变化的因素。结果显示：（1）2006—2015年，河西走廊地区城市经济脆弱性呈现出先曲折下降（2006—2011年）再波动上升趋势（2012—2015年）；（2）河西走廊地区的城市经济脆弱性具有明显的空间特征，经历了东西高、中部低到整体较高的演变过程；（3）阻碍河西走廊地区城市经济脆弱性降低的障碍因子由适应能力逐步转变为暴露度。针对河西走廊地区各市主要障碍因子，提出针对性优化措施。     

产业发展背景下黄土高原乡村转型与农户生计演化——以陕西省长武县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黄土高原乡村转型明显,农户生计演化日趋剧烈。以黄土高原长武县为例,运用熵权法、贡献度模型和Logistic交互分析等方法,厘清长武县1990年以来乡村转型与农户生计演化历程及其主控因素,揭示乡村转型与农户生计的互动演化关系。研究发现：(1) 1990年以来长武县人地关系发生剧烈变化,其乡镇形成县域服务型、煤业生产型、苹果产业型与政策依赖型四种类型,各类别间乡村转型水平差异显著;农户生计类型逐步多样,分化为固守型路径、渐升型路径、回落型路径、俱进型路径,各路径影响因素差别较大。(2)乡村转型历程中乡镇的经济水平与劳动力是乡村转型的基础,乡镇产业发展决定乡村转型方向,电商因素助力乡镇农业产业链完善。(3)农户生计演化过程中人力资本与乡镇产业基础是农户生计类型改善的前提,“耕地依赖”限制农户生计非农化发展,金融资本与产业发展促进农户生计多元化,社会资本与电商因素促进农户生计演化升级。(4)在乡村转型与农户生计的互动演化过程中,乡镇处于发展的快车道,占据主导地位,大部分农户为被动适应的角色,仅少部分“乡村精英”能与乡村转型进行良性互动。     

农户尺度的黄土高原乡村干旱脆弱性及适应机理

干旱脆弱性及人类对干旱的适应机理分析是干旱及半干旱地区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西北地区乡村人地系统可持续性研究的新视角。本文运用Turner脆弱性分析框架,将其改进应用到黄土高原乡村农户的干旱脆弱性及其适应领域,选取榆中县和长武县气象数据和农户调查数据,应用主成分分析、综合指数法、差异性分析和鲁棒性分析等方法分别对指标权重、农户干旱脆弱性指数及其差异性与脆弱性指数的不确定性进行分析与检验,并从适应能力、适应策略和适应模式三个层面揭示适应机理。主要结论为：①中连川乡农户干旱脆弱性指数大于洪家镇,且不同村落间农户干旱脆弱性指数差异显著;②农户干旱适应机理为暴露—敏感性影响农户收入,农户生计系统是适应干旱暴露扰动的决定因子,农户类型、生计方式、土地利用、灌溉设施和政策扶持的差异性产生不同的适应模式和适应效果;③农户干旱脆弱性指数排名出现频率较高且排名变化范围较小,具有较强的鲁棒性,表明农户干旱脆弱性计算结果具有稳健性。     

基于情景分析的西北农村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研究——以榆中县中连川乡为例

人地系统及其脆弱性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近年来,脆弱性研究对象逐渐由生态系统转变到人地耦合系统即社会-生态系统,由于该耦合系统具有多尺度扰动和多利益主体并存的特点,且易受不确定性的干扰,目前关于系统脆弱性评价方法难以解释系统的不确定性。选择榆中县中连川乡作为研究区域,尝试将社会与生态环境信息结合起来进行脆弱性研究。首先运用情景分析方法,确定当地社会-生态系统未来的情景变化的关键驱动力为干旱气候和政府决策,筛选出在两者组合下系统未来情景概率较高的3种情景S₁（干旱减缓,有政策支持）,S₂（干旱缓解,无政策支持）和S₃（干旱加剧,有政策支持）。通过实地调查,对多利益主体（农户、管理者和科研工作者）进行情景访谈,对不同利益主体对不同情景的可接受程度进行测度,结合社会-生态矩阵分析,得到不同利益主体对系统未来的可接受程度,以此判断利益主体在未来变化情景下的脆弱度。结果显示,在S₁情景下,当地农民和管理者的脆弱性较低;在S₂和S₃情景下,当地农民和管理者的可接受度是负向的,表明其脆弱性增加,干旱加剧是影响当地未来发展的决定因素,政策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干旱带来的消极影响。根据不同利益主体的态度,提出未来当地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黄土高原乡村体制转换与转型发展

农户生计方式的改变对研究黄土高原乡村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黄土高原苹果优生区的彬县、长武县和旬邑县为研究区,从体制转换的视角出发,基于模糊层次分析、地理探测器和多元线性回归等算法,模拟乡村体制演化的路径,甄别影响乡村转型发展的微观要素,进一步揭示农户家庭体制转换与乡村转型发展之间的互馈机理。研究发现：① 在研究区内抽样选择的130个乡村中,传统农业体制型乡村共有27个,主要分布于黄土梁地貌类型区,新型农业体制型乡村共有96个,主要分布于黄土塬地貌类型区,非农体制型乡村共有7个,主要分布于河谷地貌类型区;② 当乡村地域系统由传统农业型体制向新型农业型体制转变,再至非农型体制的演化路径中,乡村转型发展度在三维空间坐标系中为倒“U”型变化趋势,乡村人口发展度在二维坐标系中表现为下凸递增趋势,乡村经济发展度在二维坐标系中表现为上凸递增趋势,农业经济发展度在二维坐标系中表现为倒“U”型发展趋势;③ 生计方式成为衔接农户家庭体制转换与乡村转型发展的控制性因素,在农户尺度上,由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决定,并直接影响到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在村域尺度上,通过与乡村地域系统的人口、经济和农业等3个维度的响应,引导乡村转型发展过程。     

多适应目标下的山地城市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

面对全球环境变化,识别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是可持续性研究的核心议题。山地城市发展条件受地形、建设用地和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其人地关系更为脆弱,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需要权衡。针对人类—环境耦合系统的脆弱性评价存在时空精度较粗、目标过于含糊的问题,以秦岭山地的商洛市为例,基于主体功能区划方案设置不同适应目标,构建包括32个指标42项数据的山地城市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体系。结果表明：在空间差异上,柞水县的脆弱性程度较低,洛南县脆弱性程度最高;在1997-2013年间,脆弱性低值样本随时间变化有所升高,高值样本于2003-2008年间达到峰值;全市域脆弱性空间差异存在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并在2013年差异达到最小,区域差距有所缓和。在多适应目标下,商州区在重点开发导向下脆弱性最低,而柞水县、镇安县和商南县等更适于限制开发导向,不同适应目标导向会对脆弱性评价结果产生影响。在较高时空精度上探讨山地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可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定量指引,采用的多适应目标情景设置可以作为区域社会发展评价研究的一种新思路。     

道路建设对秦岭山区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一个社区恢复力的视角

社会—生态系统具有不可预期、自组织和多稳态体制等特征。道路建设是区域发展重要的干扰驱动因素,对局域社会—生态系统产生多要素和跨尺度的影响。基于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的相关概念和分析框架,以道路建设为切入点,借鉴社会经济连通度概念,以商洛市为例,从区域（local）和社区（community）两个尺度,分析道路建设对欠发达山区社会—生态系统的综合影响。将社会—生态系统分解为经济增长、生态景观格局和乡村发展3个维度,选取商洛市统计年鉴、商州区遥感影像和典型农户调查3类数据,结合数理模型、遥感与GIS技术和问卷统计分析,对道路建设与经济发展,道路网络与景观破碎度变化以及高速公路（国道）建设对乡村社区恢复力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主要结论包括：① 道路扩张成为减贫的原因,却并非经济增长的动因,而经济增长却是道路网络扩展的原因;② 道路建设增加了当地生态景观的破碎度,却提高了社会连通度,并且景观破碎度与社会连通度之间呈正相关;③ 在乡村社区尺度上,道路建设与社区恢复力之间呈现复杂关系,乡村社区恢复力可以从集体记忆、生计多样性和适应能力3个准则层选取相应的替代指标,通过对农户调查来分析和解释,运用逐步回归分析,识别了乡村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因素。最后,对基础设施建设影响下的欠发达山区乡村恢复力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探讨。     

社会—生态系统体制转换视角下的黄土高原乡村转型发展——以长武县洪家镇为例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中国乡村转型发展的过程格局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运用体制转化理论及其研究框架,选取陕西省长武县洪家镇为案例地,从村域尺度社会—生态系统体制变化为切入点揭示了当地乡村转型的背景和环境因素,重点探讨农户尺度的社会—生态系统体制转换影响因素及其稳健性,从微观角度审视西北乡村转型的基本特征,主要结论包括：① 当地乡村社会—生态系统体制已由传统农业体制转变为新型农业体制,其中某些家庭体制正在向非农体制转换。② 家庭特征是农户体制发生转换的客观条件;耕地质量、劳动力数量与质量是农户体制转换的内在动因;户主年龄、文化水平及社会网络是农户体制转换方向的决定因素。③ 农户家庭体制转换呈现出发散和聚合并存现象,且不同家庭的稳健性存在明显差异,基于种植业结构和收入对农户家庭进行分类,不同类型农户家庭体制的稳健型依次表现为其：苹果非农均衡型>非农收入主导型>粮食非农均衡型>苹果收入主导型>传统收入主导型。最后基于农户视角对乡村转型的微观研究进行探讨,并提出后续深化研究的方向和实践启示。     

外部社会资本视角下的黄土高原农户生活满意度研究——以陕西省长武县洪家镇为例

基于外部社会资本视角,选取黄土高原典型农区陕西省长武县洪家镇,探讨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征及生活满意度差异,重点讨论社会资本对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1）当地四种类型农户社会资本存在显著差异,整体上表现出多种生计方式并存的农户类型高于单一生计方式为主的农户。（2）当地农户生活满意度水平整体较低。（3）农户社会资本存量对生活满意度水平提高具有促进作用。社会网络、社会互动、社会信任、共同愿景均是影响农户生活满意度的重要社会因素;此外,影响不同类型农户生活满意度的首要社会资本因子各不相同,分别为社会互动（纯农型）、社会网络（农兼型）、信任（兼农型、非农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