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农业：现代农业发展新视角

当前，农业发展正在进行着一场悄然革命，以业态转型、功能转变、价值转换为主要特征的创意农业初见成效。与传统农业相比，创意农业更加注重一产、二产与三产的融合，更加注重农业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拓展，     

张千帆:为“异地高考”鼓与呼

颁奖词:异地高考改革的启动,离不开非京籍家长和学者持久的鼓与呼。数次联合学者"上书"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便是最积极的参与者之一。正是学者的积极参与,让一次次普通的维权和上访汇聚成了一起民意和舆论推动公共政策改变的宪法事件。     

变革年代的宪法成长

十字路口的修宪使命1980年,中国走到了希望与焦灼交汇的十字路口。此时,告别"文革"、拨乱反正虽然已历数年,改革开放、法制重建亦已起步,但"文革"遗毒依然没有彻底退场,甚至寄生于身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中。如何清算专制主义的累累罪恶?如何修复惨遭践踏的民主法治?如何拯救几近崩溃的国家制度?如何稳定极端混乱的社会生活……所有这一切都亟需宪法重新提供答案,制订一部新宪法由此被迅速提上日程。此时的中国,已经走过了一条坎坷的立宪道路。1954年的第一部宪法虽然确立了许多基本国家制度,但诞生不久便在政     

八二宪法的人权逻辑——以三十年社会变迁为背景

以现实的社会条件为基础,1982年宪法形成了以发展性、时代性、中国性为核心的人权逻辑主线。随着三十年来我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1982年宪法的人权体系也在不断地扩充与演进,由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直接需要与成果的经济权利的凸显,到具有普适性人权价值的确认,再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即广义社会权体系的完善。在当下,公平享受发展成果,权利的平等保障是1982年宪法人权逻辑的最核心命题与最终极价值。     

程序正义新论

程序正义的提出弥补了中国长期以来轻视程序的陋习,但程序从本质上讲具有工具属性,而结果正义才是最终的价值方向。     

宪法切实施行的基础性条件

八二宪法颁布实施三十年，学界对这部1949年以来“最好的宪法”的研究也日益深入。但从当前的文献看，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对其内容及实施的缺陷与完善上。毫无疑问，对完美宪法文本及其实施孜孜以求，对有宪法而无宪政忧心忡忡，这些都是中国宪法理论与实践中的真问题。然而事实上，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的殖民地解放运动，早已开始了亨廷顿所言的三波民主化浪潮。所谓宪政转型，也在大致与此相同的历史区间里，与民主和法治转型大体同步或相伴相生。只有经过了成功的宪政转型，宪法才能真正得到切实的施行，才能不再仅仅是摆设，而真正“管用”。     

刍议引领网络文化价值取向的六条举措

在网络影响力日益增大的今天,为了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就一定要保证虚拟空间中文化产品正确的价值取向。这不仅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适应经济快速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要前提,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为了网络文化正确的价值取向,必须做好思想建设、技术保障、管理创新、优秀创作、制度建设、道德建设工作。     

“八二宪法”三十功名

强国必须立宪。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新宪法。这部宪法典和此后4次宪法修正案共同构成的我国现行宪法,现已进入其实施的第30个年头。30年筚路褴褛,30年上下求索。30年里,现行宪法回应人民的诉求,与时代同频共振。"八二宪法"的"三十而立",     

公共政策利益取向的偏失与矫正

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认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做有权威的分配。”这一论断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制定公共政策是为了价值分配；二是分配的范围是全社会；三是分配的影响力具有权威性。遵循公共管理理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应在于“增进和服务公共利益”。但是，现实中，政府在充当公共利益代言人的同时，却又扮演着“经济人”的角色，常常利用公共政策谋取私利，从而导致公共政策利益导向的偏离。因此公共政策利益导向的好坏，决定着公共政策的执行和结果的好坏，矫正偏失的公共政策导向，对于我们利用公共政策服务民众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城市化理论的价值取向转变与反思——兼论包容性发展理论对我国城市化的启示

伴随世界城市化进程的历史演进和城市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已有城市化理论已经或正在经历五个维度的价值取向转变:从以工业化为核心到三次产业均衡发展,从单一维度城市化到多维度城市化,从一元城市化模式到多元城市化模式,从经济、产业理念主导到人本、生态思维,从城乡二元结构到城乡一体化。针对上述城市化理论价值取向的共性问题——"包容性"不足,包容性发展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整体性反思框架,而"包容性城市化"则是新时期我国城市化实践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