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企业锅炉节能技术改造与降耗

锅炉节能技术改造是我公司目前的一大课题,本文以实践为主,在实际的锅炉节能改造中我体会到,通过改造蒸汽锅炉为水循环锅炉、强化煤的燃烧,提高锅炉的热效率,减少环境污染、提高管理水平,是取得企业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基本保证。     

北京地区一次大气环境持续严重污染过程中SO2的垂直分布分析

在2004-09-27～2004-10-12期间,以325m气象与环境观测塔为平台,使用43CTL型高精度脉冲荧光SO₂分析仪,分别布置在观测塔8m、47m、120m和280m 4层观测平台,对大气中的SO₂气体浓度、PM₁₀和PM_2.5粒子质量浓度及同步气象因素进行了垂直梯度、连续观测.结合气象数据分析了观测期间大气中SO₂气体浓度的垂直梯度分布及变化形势,进行了SO₂浓度与混合层高度变化、海平面气压变化,风速、风向变化等要素的相关分析,观测到在实验期间大气边界层中SO₂浓度由上向下递减分布的现象.由于地形与污染源分布的影响,北风最有利于污染扩散等状况.观测期间捕捉到一次主要由气象因素造成的大气环境严重持续污染及污染清除的全过程.     

不同种植方式蔬菜中农药残留的差异及污染控制研究

采集了陕西地区不同种植方式的瓜果类、叶菜类蔬菜样品,研究了其中各种农药的残留情况,并分析了农药残留对环境的污染及其控制措施。结果表明:露地种植蔬菜与设施种植蔬菜相比,无论是农药残留检出率还是超标率都略高,两者的农药残留检出率分别为42.0%、36.5%,超标率分别为12.0%、8.2%;叶菜类蔬菜与瓜果类蔬菜相比,无论是农药残留检出率还是超标率都较高,两者的农药残留检出率分别为52.6%、29.6%,超标率分别为17.3%、5.4%;设施种植的瓜果类蔬菜和叶菜类蔬菜的农药残留检出率基本接近,而叶菜类蔬菜的农药残留超标率明显高于瓜果类蔬菜,露地种植的叶菜类蔬菜的农药残留检出率和超标率都远高于瓜果类蔬菜;设施种植蔬菜与露地种植蔬菜相比,甲胺磷、对硫磷、甲基对硫磷、毒死蜱、三氟氯氰菊酯和氰戊菊酯的残留检出率更高;瓜果类蔬菜与叶菜类蔬菜相比,毒死蜱、甲氰菊酯、三氟氯氰菊酯、氰戊菊酯的残留检出率更高;叶菜类蔬菜的农药施用浓度较高,施用农药后要间隔一定时间后再上市销售,并应采用更科学的施药方式,以减少农药在蔬菜中的残留和降低对环境的危害;一方面要开发并积极倡导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无公害农药,另一方面则要开发能够高效、快速降解残留农药的物质,同时还要进行农产品的清洁生产,以提高农产品的安全性,并降低环境中农药的残留危害。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周边环境二噁英污染水平及人群暴露评估

选取某典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为研究对象,监测其周边环境空气、土壤、地下水、农作物等环境介质中二噁英的浓度水平,初步评估周边人群二噁英暴露水平。研究结果表明,该厂周边环境空气、土壤、地下水中二噁英测定值分别为0. 236 pg TEQ/m3～0. 331 pg TEQ/m3、1. 94 ng TEQ/kg～2. 71 ng TEQ/kg、0. 17 pg TEQ/L～0. 26 pg TEQ/L,企业排放的二噁英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成人和儿童在暴露介质中摄入二噁英总量分别为0. 959 pg TEQ/(kg·d)和1. 59 pg TEQ/(kg·d),均低于4 pg TEQ/(kg·d)的标准,经大米和面粉摄入二噁英的量超过总暴露量的90%,提示食物是人群二噁英暴露的主要介质。     

黄河中游环境污染空间关联及协调发展仿真研究

相较于黄河上游的水源涵养和下游的湿地生态，黄河中游地区存在着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局部地区环境污染严重。以黄河中游流经的23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建立了空间关联网络分析该地区环境污染的空间关联性，然后对其驱动因素进行探究，并得出黄河中游协调发展的最佳方案。结果表明，黄河中游地级市间的环境污染相互影响呈现出典型的复杂网络特点，山西省是需要重点治理的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是影响黄河中游环境污染的最主要因素，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也是关键因素。可持续发展型方案是黄河中游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最优方案。     

环境污染治理工程管理对策分析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环境保护以及环境治理越来越迫切,由于造成环境污染问题的因素特别多,在对污染原因没有明确了解的情况下,盲目的着手进行环境污染治理工作,将会很难达到预期的治理效果。因此,作者从环境污染治理工程管理入手,进一步探索导致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的根本原因,并详细分析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工程管理的有效方略,旨在提高我国环境污染治理工程管理水平。     

企业排污的环境责任测度及其应用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生产企业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也在不断增加着"三废"排放量。企业产品生产排放的废水、废气和废渣包含有大量的有毒气体、毒物以及病菌,这在对自然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同时,也给人们地生存空间以及生命造成了严重威胁,使得人们的生存环境严重污染、生物枯竭、人的致病率及死亡率上升。在这种情况下,理论与实践中均提出了企业排污环境责任的研究问题,其中环境责任测度是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为探索企业排污环境责任测度的有效方法,本文在文献综述以及现状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最有排污量确定原理以及经典经济学中环境治理的相关理论,选择利用投入产出方法与影子价格方法相结合的综合方法构建了测度企业排污环境责任的数学模型,利用极值理论以及优化方法研究了模型参数的确定,给出了企业排污环境责任测度模型参数确定的有效方法,并对测度模型参数的应用条件及检验进行了分析,完善了企业排污的环境责任测度理论与方法体系,提高了企业排污环境责任测度的效果与效率。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利用江苏MW集团公司的2008-2012年产品生产"三废"排放的实际资料,对企业排污环境责任测度模型进行了应用分析,通过应用计算确定了江苏MW集团公司生产排污的环境责任价值,通过对测度结果的分析及检验,验证了企业排污环境责任测度模型的有效性,实现了预期的研究目标,为企业确定其环境责任以及加强环境责任管理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定量分析手段。     

泛长三角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空间关联性研究

基于2003-2010年产业和环境数据,运用区域重心、地理集中指数等方法,探讨泛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重心演变特征及其空间分布格局,并构建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揭示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空间关联性。结果表明:①泛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重心均位于几何重心的东北方向,两者重心轨迹均朝西南方向移动,其中环境污染重心移动的速度和规模远远高于产业发展重心的移动,两者的轨迹演变趋势存在着一定耦合关系;②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地理集中度的空间分布均呈现东高西低格局,其中地区间产业发展极化程度下降明显,不均衡性趋于减缓;而环境污染极化程度无显著变化,地区间差异仍比较显著;③根据产业集聚与污染格局的空间关联程度,将泛长三角地区划分为高集聚—高污染、高集聚—低污染、低集聚—高污染、低集聚—低污染四种类型区。本研究可从空间效应角度为产业转型—转移与环境污染之间关联机理探讨提供新的视角。     

辽宁省环渤海地区经济增长与水环境污染水平计量模型研究

根据辽宁省环渤海地区1999年-2010年经济和环境数据,运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原理和模型,建立人均GDP污染排放量模型,对辽宁省环渤海地区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辽宁省环渤海地区水环境污染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但其EKC曲线不完全符合典型的库兹涅茨曲线特征,主要呈显著的三次曲线特点,即工业COD曲线为"倒N"型、工业氨氮曲线为"U"型、生活COD曲线为"U"型、生活氨氮曲线为"N型";此外,生活污水排放量与人均GDP关系呈线性关系。由此可见,环境质量的改善并非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自动发生。最后,根据上述结论提出相应建议。     

中国FDI环境效应的再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涌入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并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然而,随着康菲石油渤海漏油事故、江苏启东王子造纸排污和阿玛尼污染投诉等涉外污染事件报道频出,学术界对于FDI涌入可能带来的负面环境效应表现出一定担忧。现有文献多聚焦于整体层面的FDI环境效应检验,而对其区域差异及原因产生机制的系统探究并不多见。为此,本文从理论判断和命题推演出发,利用2003—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改进熵值法拟合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并构建普通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FDI流入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污染光环"假说在中国基本成立,即FDI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环境质量,但不同地区FDI的环境效应有所不同,其主要表现为沿海和内陆地区FDI具有显著的"污染光环"效应,且前者强于后者,而沿边地区FDI具有不明显的"污染天堂"效应。在此基础上,构造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系统考察了FDI对中国环境污染影响的4种主要吸收能力因素的门槛效应。门槛回归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经济发展、环境规制、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经济发展、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FDI的"污染光环"效应越明显,而适度的环境规制才更有利于FDI环境技术溢出的发挥。基于此,本文建议应进一步全方位地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一如既往地积极引进并监督FDI;同时地方政府也需认清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进而采取差异化的引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