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研究与统计方法

对资本的研究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价值＝应付成本，剩余价值＝内生利润。“劳动价值”与“商品价值”相对等，商品的价值量＝以时间单位计量的劳动量。瓦尔拉斯均衡的假设前提是零利润。“社会的价值体系”、“企业家的价值体系”都指精神层面观念意义上的“价值”，这与马克思设定的生产层面工时意义上的“价值”，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垄断必然造成经济非均衡。在“资本形成”过程中既有利润率变动，也有利润率不变动。“利润率现象”取决于当时市场是非均衡状态，还是均衡状态。非均衡必须变化为均衡，这是平均利润率出现并存在的必要前提。借助概率与统计方法，通过推导得知，利润率总量与积分有关，平均利润率与导数有关。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方法论意识的演进与展望

自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先后历经了从工作经验方法论意识到理论思辨方法论意识再到科学研究方法论意识的转变。然而,演进历程中出现了学科研究方法使用规范不足而"窄化了"生动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简单移植其他学科研究方法而"弱化了"学科研究方法的中国特色、过于重视探索实践工作经验而"淡化了"学科研究立场与学术性思维等现象。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方法论意识,需着力于奠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观,构建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相互匹配的研究规范、借鉴最新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理论资源,构建中国特色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方法论体系、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共同体建设,构建理论与实践交流互动的融洽氛围。     

知识结构的塑造——当代中国司法研究的学术史考察

司法研究是贯穿近40年法学学术研究的重要线索。通过对人民法院组织机构变化的梳理以及司法研究中学术话语流变的考察,得以展示知识—司法实践关系的双向互动。这一互动机制的研究对解决当下法学研究以及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同时,司法研究的学术史考察为法学研究者提供了背景素材,加深了其对本领域问题的理解。     

从代言到行动:教育底层研究的跃迁——弗莱雷对话教学思想的方法论启示

在教育公平的理论诉求下,面对底层群体的话语弱势,教育研究者选择以"代言人"的身份替他们发声,形成了教育底层研究的"代言"模式。由于研究者与底层群体间难以跨越的身份鸿沟,此模式内含着难以超越的逻辑困境。保罗·弗莱雷选择以"解放教育"介入底层社会现实,促进底层群体的意识觉醒,帮助他们成为具有发声能力的主体。基于对话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他赋予对话以人性化功能,构建对话教学并将其作为解放教育模式的核心操作手段。在对话教学中,研究者与底层群体都是主体,他们为认识和改造底层社会现实而合作。在教学内容的规划中,弗莱雷也实践了对话模式,创建了生成主题调查法。对话教学通过赋予教育底层主体性化解"代言"模式的逻辑困境。它不仅具有教育学意义,还为教育底层研究构建了一个行动模式。     

高其才教授

高其才,1964年9月出生,浙江省慈溪市人,1985年于西南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1993年于武汉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2002年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命题委员会委员,全国渔港管理专家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农业与农村法治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族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论人工智能赋值国家治理:方法、视角与维度

赋值是智能政治学的重要研究课题,赋值研究是智能政治学的重要分析方法。人工智能赋值国家治理,从分析视角来看,表现为人工智能科学、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形态和人工智能体对国家治理的多重赋值和多源性影响作用。从分析维度来讲,表现为人工智能从赋益、赋义、赋能、赋权、赋则和赋责等多维度影响作用或赋值国家治理,甚至推动国家治理从"人工智能+国家治理"的形式赋值质变为"人机智能治理"的实质赋值。选择"赋值"术语工具、赋值理论和赋值分析方法,以分析研究人工智能影响作用国家治理,将有助于探明人工智能赋值国家治理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从而推动智能政治学以及国家智能治理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