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息技术时代的三大认识论悖论

信息技术革命在推进人类认识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认识论问题,三大认识论悖论就是典型的表现。数据悖论揭示信息时代认识者获得的数据激增,但形成的见识更少;知识悖论使人们看到知识的生产过程出现了大众化、民主化与精英化、权威性之间的张力,以及知识的短暂身份和持久价值之间的不一致;认识能力悖论则展示了现代信息技术在辅助人认识水平提高的同时,但也导致认识能力上的新退化。提出和分析这些认识论悖论,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我们在新技术时代的新境遇以及谋求人类的认识更加合理与协调地发展。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广义生态文明观的“悖论”与“破解”——技术进步与结构性失业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技术进步,是应对资源浩劫、环境污染挑战,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必然选择.但淘汰落后产能与节约资源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将让我们面对技术排挤工人导致失业机会增多的新问题的挑战.其结果是在形成生态与自然和谐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即形成广义生态文明的“悼论”.迎接挑战要求我们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同时,通过制度建设和政策支持,推进产业创新、职业培训,为更多的结构性失业人口提供有效的就业岗位.为了减少高学历人才失业的人力资本浪费,必须进行高校专业设置调整,以修正供需错位导致的失业.为保证结构性失业人员的生活水平,必须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不断提高保障水平.通过相应途径保证广义生态文明目标的有效实现.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三重困境

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但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在理论和现实层面尚面临三重困境:其一,社区社会组织的生存网络面临着结构依赖困境,具体表现为高度的外部依存性和资源依赖性;其二,社区社会组织的价值实现面临着市场失灵困境,具体表现为需求表达与识别失真、志愿失灵与市场垄断以及声誉市场不完备;其三,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着转型悖论困境,具体表现为需求的爆发性与供给的成长性矛盾。     

科技时代的生存悖论——反思《万有引力之虹》揭示的世界

品钦的代表作《万有引力之虹》通过构建诸多二元对立,揭示了当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上升为一种控制人类的方法时便成为危害社会的技术至上主义。从自然之虹与人造之虹、决定论与概率论、科技崇拜与情感守护以及死亡废墟与自然生命力等四组对立,就足以管窥科技崇拜给现代社会带来的生存悖论。品钦选取的万有引力之虹,一为自然之虹,一为人造之虹,前者代表着人类的希望和理想,后者代表着希望和理想的幻灭。万有引力之虹这个象征性的符号高度概括了绝望与希望、奴役与反抗、情感与科技等并存的社会现实,表现科技时代人类生活的荒诞以及对这种生活的反抗和期冀,充分体现出品钦对人类社会现状深切的人文关怀。     

合法性悖论:淘宝村民间团体的生存困境

大量淘宝网商在农村集聚,新兴"淘宝村"成为农村转型发展的模式之一,随之带来的是村内代表行业共同利益的民间团体不断涌现,这类新生团体的合法性建构及其面临的困境引人关注。一方面,自下而上发育的民间团体具有公众合法性能达致正常运转,却因无法获得体制合法性而陷入生存困境;另一方面,民间团体在获得体制合法性后却没有如预期般长期享受发展优势,反而动摇了先前的公众合法性,进入体制铁牢笼,同样也陷入生存困境,由此造成"合法性悖论"。公众合法性与体制合法性的冲突造成的"合法性悖论",反映了政府"体制控制"过强而民间团体自身对两类合法性的定位模糊,同时也体现了在市场转型日渐深入的背景下所凸显的"国家"与"社会"的矛盾。淘宝村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淘宝村"的未来前景息息相关,如何破解"合法性悖论",在当前背景下发挥民间团体的活力,其路径选择和发展模式也为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问题。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存在"生产率悖论"?——证伪"中国威胁论"的一个科学依据

对外投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模式。根据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匹配数据,通过PSM-DID计量方法探究中国对外投资企业是否存在"生产率悖论"。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生产率越高,其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的概率越高,且分别呈现"小规模—中规模—大规模"和"西部—中部—东部"逐步递减特征,说明中国对外开放为世界经济发展输送了一批生产率更高的优质企业。利用2008-2016年中国省级层面统计数据,采用最小二乘估计法、广义矩估计法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回归法估算省(区)全要素生产率,运用静态面板回归方法,证明不存在"生产率悖论"。研究为证伪"中国威胁论"提供了一个科学依据。     

工匠精神与优才制度的悖论——兼及经济转型中现代职业教育的技术适应

对工匠精神的社会学考察认为,工匠精神并非适切于所有社会领域,所有领域的工匠精神弘扬与传承都需要自我约束和自我批评。工匠精神在其形态、观念与目标上呈现出较强的社会性实践指向,它与经济学意义上的优才制度之间存在着无可争辩的价值悖论。优才制度的土壤与气候不利于发挥普通民众的工匠精神,它极容易迫使一般民众隐身于精英群体聚光灯下的暗影之中,特别是在急功近利的柔性组织内是无法容纳工匠精神的。化解工匠精神与优才制度的悖论,现代职业教育或为此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实践模式。从优才制度视角阐释工匠精神的存在逻辑及其悖论有益于当代社会弘扬工匠精神的实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