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云南高院对褚时健案的刑事判决书

一口气读完云南高级人民法院对引起世人广泛关注的“烟草大王”措时健等被告人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的刑事判决书（详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99年第2或第59页），顿时感受到改革的春风扑面而来。这份判决书，不仅彻底改变了几十年来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千案一面”的传统制作方法，而且在许多地方也突破了最高人民法院《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中的规定。无疑，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也是一个令人欣喜的信号：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关于“要使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无懈可击，使裁判文书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法院文明、公正司法形象的载体…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已经废止

编辑同志: 贵刊今年第4期“司法信箱”专栏在对“按乡镇规划建筑的房屋又需拆迁,有关部门是否应合理补偿?房屋所有人认为补偿不合理,可否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问题进行解答时,引用了1982年国务院公布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按照1986年6月25日第     

从无期徒刑到无罪释放——记一起伤害案的审理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六日,四川省达县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达县石桥公社街道个体商业者陈华阳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陈未上诉。在服刑中,对判决不服,多次申诉。经达县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调卷审杏发现:这是一起错案,遂指令原审法院再     

打击制作、传播淫秽录像罪犯需补充立法

近年来,走私、制作、贩卖、传播淫秽录像的违法犯罪活动在一些城乡泛滥成灾,严重地腐蚀着人们的思想,败坏社会风气,毒害青少年的心灵,已成为诱发犯罪、危害社会治安的突出问题。例如,河南省洛阳市十八岁的待业青年马才等四人,去年十月二十七日看完《少女之心》等淫秽录像片后,第二天便商量“要弄个女的玩玩”,遂先后对一     

《“捕诉一体化”的实践样本》系列报道之二 有本有原:从与“捕诉一体”到“两高一低”的严峻现实

众所周知,围绕“捕诉分离”与“捕诉一体”的学术之争,已经持续一段时间。所以,试图按“快刀斩乱麻”的思维定势在短时间内“统一思想”并做到“整齐划一”是不现实的。但在现行的刑事司法实践中,有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却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在行业内众所周知的“高批捕率”“高羁押率”和“低无罪率”。     

《刑罚执行:一个尴尬的现实话题》系列报道之二办案程序:是形同虚设还是有名无实?

本来,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P关司法解释都对减刑、假释程序作了明确规定,并郑重重申:“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减刑、假释。”然而,在多年来的减刑、假释程序中,缺乏公开透明、有法不依、有章不循的问题,不同程度存在,突出地表现为各地对办理职务罪犯的减刑、假释在法律之夕卜,规定了繁琐的内部审批程序,反而使开庭审理和公开听证基本上流于形式,成了典型的“走程序”。     

判决成“书”为哪般?

笔者发现,自《民主与法制》周刊发布“评选2018十大法律文书”之后不久,就爆出了重大新闻:位居“十大法律文书”之五的“最长的判决书”(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600多页的刑事判决书)的“桂冠”,被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943页的刑事判决书“夺走”!     

最高法院“驳回申诉”后为何仍不“服判息诉”?--从四起“类案异判”的典型案例切入

多年来,针对“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索赔这一类行为,从法律层面上到底应认定为有功还是有罪?我们应该依法保护还是严厉惩治?一直是莫衷一是。立法上先天不足,司法上各行其是,法理上众说纷纭,这既影响到司法公信力,更影响到党中央“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法治目标的实现。     

《司法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全覆盖”》系列报道之八 立法建议:对司法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如何“全覆盖”?

其实,关于地方法检两院的规范性文件能否纳入人大备案审查的争议之所以由来已久,其根本原因,源于国家立法的先天不足。实证研究发现,监督法从1986年开始酝酿,历经第六、七、八、九届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至2002年8月正式提请常委会初审,前后用了16年时间,再到2006年终于通过监督法,整整花了20年!这个漫长的立法过程,足见这部法律在起草和审议中,必定遇到了不少难以回避又一时无法解决的难题,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名副其实的“难产”的法律。     

人们需要看得见的公正

“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能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这段世人共知的司法谚语,实际上已经较深刻地回答了程序正当与司法公正的辩证关系。 近年来,人们在探讨司法公正问题时,议论最多的恐怕就是司法程序中的“暗箱操作”问题。同样一类案件,同样一种判决结果,有的当事人服判息讼,有的却从一审打到二审再到无休止的提起申诉、申请再审。原因何在,在很大程度上